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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站前的泪
一九六八年,深秋的一天。
晨雾还没散尽,乡镇的街道上已经陆续有人赶集买卖了。八点整,民兵连长连生成又来了。他又一次把小六子的父母从那间漏风的危房里赶了出来,要押去食品站门口——那是镇上最热闹的地方,挂牌示众。连生成身高不过一米五五,身子圆得像只灌满水的木桶。仗着烈士子女的身份,在那场席卷一切的风暴里,他背着一杆老旧的三八式步枪,在乡里横冲直撞。那些被贴上“五类分子”标签的人,见了他都瑟瑟发抖。批斗大会上,凡是被他押上台的人,总被捆绑得死死的,疼得哭天喊地。背地里,人们悄悄叫他“五短阎王”。他在前面押着,七岁的小六子缩着身子,远远跟在后面。小小的心里,早已埋下一颗冰冷的种子——恨。这不是第一次,父母被拉出去游街、挂牌、被呵斥、被羞辱。他无数次想冲上去,夺下那杆枪,一枪崩了眼前这个恶人。可他还没有枪高,只有七岁,只有一腔憋得快要炸开的勇气,却没有半分能保护父母的力气。到了食品站肉铺前,人渐渐多了。连生成从屋里拖出一条长板凳,往地上一顿,声音粗哑:“站上去!”木牌早已备好,黑字刺眼:历史反革命。
父母低着头,正要往窄窄的板凳上爬。就在这一刻,小六子像是被什么猛地点燃,突然从人群后冲出来,一把抱住父母的腿,哭得撕心裂肺:“爸爸妈妈别上去!站不稳,会摔下来的!”连生成愣住了。他万万想不到,这个平时连抬头都不敢看人的小孩,竟敢当众拦他。他怒火一冲,举起枪托就要砸下去。“不能打孩子!”“孩子没罪!凭什么打他!”赶集的乡亲们围了上来,有人怒喝,有人劝阻。连生成看着一双双不满的眼睛,举着的枪托慢慢僵在半空,最终很不情愿的把枪托撞在地上。“小六子,让开!”他吼。可小六子死死抱着父母的腿,脸埋在母亲破旧的裤脚,哭得浑身发抖,半步不退。僵持,像一根绷紧的弦。小六子的父亲叫年吾幼,母亲叫郑玉。他们本是上海人,一夜之间被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遣返回这片陌生的老家劳动改造。父亲早年加入过三青团,解放后政审合格,在药厂当技术员;母亲曾在国民党军队电台供职,部队起义后转为解放军,上海解放后,她转业进入街道妇联工作,本本分分。一九六七年,夫妻双双被打倒,上海户口被注销,一家六口——除两个已工作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外,两个小女儿、两个儿子——被一股脑扔回故乡。年家曾是镇上大户,土改时房产田地尽失,回来后已家无片瓦。生产队只给了一间二十多平米的危房,补了补漏雨的屋顶,用芦苇和竹竿隔出一条勉强能走人的过道,六个人、三张床,就挤在这大半间房子里。烧饭在外面用油毛毡搭了个棚子。从上海的灯火辉煌到乡下的难避风雨,从天到地,落差能把人碾碎。比穷更难熬的,是无休无止的羞辱。三天两头挂牌示众,批斗大会必被拉去陪斗。年吾幼懦弱,忍气吞声;郑玉硬气,她在旧军队里待过,也在新政府里干过,她不认这莫须有的罪,每次都要争辩,可争辩只会换来更狠的对待。就在僵持不下时,人群里有人开口:“人家年纪大了,身子又不好,板凳就别站了吧。”“万一摔下来出了事,你担待得起?”一句话,点醒了连生成。真逼出人命,就算他有身份,也堵不住乡人的嘴。他松了手,脸色铁青,半天丢下一句:“今天乡亲们求情,板凳免了。牌子必须挂,站够一小时自己走回去。”说完,他扛起板凳,转身进了食品站。秋风起了。小六子站在父母中间,一手拉着父亲,一手抓着母亲。三个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止不住泪水不停地往下流。
张新民
202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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