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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诏不起”的茅山隐士柳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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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1 16:42: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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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诏不起”的茅山隐士柳识
               

              
  在茅山的隐士“大军”中,一位“有重名于开元、天宝间”的唐代散文家不可不提。他是中唐之初隐来茅山的第一位名士,连著名诗人顾况来到山中改当“华阳真逸”,都应该是受到他的影响。他不仅为茅山写过三篇重要碑文,还在冥冥之中为我国“贡献”了一位全真道的祖师爷——吕洞宾!
此人就是“三诏不起”柳识先生。所谓“三诏不起”,就是连续三次拒绝了奉旨入京当官。
  柳识(?—781年),字方明,其先祖出自河东(今之山西)柳氏,后迁徙至襄州(今之湖北襄阳),是南梁左仆射柳惔的六世孙。由于唐代的文学大家柳宗元是河东人,与柳识同宗,又与柳识的三个外孙情同手足,所以柳宗元一直尊称柳识为自己的“从祖”(堂祖父)。
  可惜有关柳识的史料存世寥寥,故今人对他已经很难有全面的了解。
  
         柳识隐居茅山之前的官职众说纷纭
  目前大家所能公认的,是大历二年(767年),柳识曾经在代宗朝当过左拾遗。因为《全唐文》中辑有他写过的一篇《草堂记》,此文的结尾明确无误地写着“大历二年正月七日,左拾遗柳识述”。“述”在这里是编写的意思。
  左拾遗是个什么官?
  在封建时代,朝廷常常设立一个有点类似现代国家监察部的谏诤机构,不过“部长”在当时得叫谏议大夫,左拾遗则相当于谏议大夫的“秘书”,职责是协助谏议大夫,经常提醒皇上在执政时避免与纠正各种各样的失误。左拾遗的官阶只有从八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干部,虽说经常能在天子身边出入,身份甚为特殊,但自古来“伴君如伴虎”,这碗饭实在不好吃。
若论起资历来,诗圣杜甫恰是柳识十年前的同事。因为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至德二年(757年),杜甫就曾经当过肃宗朝的左拾遗,他为了履行职责,还差点儿丢掉脑袋。尽管杜甫比柳识大不了几岁,两人又都擅长写作,但我并没能找到他俩有过直接交往的证据,另外他俩的朋友圈也各不相同。
我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查到,柳识担任过代宗朝的屯田郎中和集贤殿学士。
  唐时,尚书省的工部下设四个司,其中有一个司专管屯田之策,故名屯田司。所谓屯田,是朝廷为了取得军队给养或税粮,由国家直接组织经营的一种农业集体耕作制度,相当于现代的军垦。屯田司的负责人就叫屯田郎中,官阶为正五品。
  至于集贤殿,其任务是“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旨以求之”,也就是不但得丰富国家的图书典藏,还得从有关著作中发现各种人才,并向朝廷举荐。集贤殿的“殿主”是由宰相亲自兼任的,集贤殿学士的官阶不能低于正五品。
  《旧唐书》没有单独为柳识列过传,只是把他的小传附在他弟弟柳浑传记的后面;《新唐书》里虽然有“柳识传”,但是和《旧唐书》一样,并没有提及他曾经当过屯田郎中和集贤殿学士。
  于是问题来了:同是一部《新唐书》,到底是以“宰相世系表”为准,还是以“柳识传”为准呢?
  在其他有关柳识的史料里,相关说法也互有冲突。
  据宪宗朝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的《元和姓纂》记载:“识,屯田郎中。征不起(不肯奉诏入京为官)。”此书付印时,柳识刚过世31年,要比《旧唐书》早出版133年、比《新唐书》早问世248年,可信度相对要高。
1927年,有人在洛阳出土了一方墓志,题为《唐故中散大夫秘书监致仕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左散骑常侍东平吕府君墓志铭并序》,墓主是柳识的外孙,名叫吕让,曾经当过海州剌史,而墓志的作者则是吕让的儿子吕岩。该墓志如此记载道:“先府君讳让……皇妣河东郡夫人柳氏。外祖识,屯田郎中、集贤殿学士,名高四海……”。
  此墓志写于大中十年(856年),言之凿凿地说柳识当过屯田郎中和集贤殿学士。
  现代历史学家岑仲勉曾经撰有《元和姓纂四校记》一书,据说他在书中有一个重大发现,就是考证出了《元和姓纂》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史源。岑仲勉还从北宋欧阳棐所撰的《集古录目》中,考证出柳识在大历四年当过秘书郎;另在南宋张敦颐所辑录的《六朝事迹编类》中,找到了柳识在撰写《大唐祠宇宫白鹤庙记》时,署名前加有“水部员外郎”五个字的证据。
  不过,岑仲勉先生依然没能考证出柳识当过集贤学士。
  水部员外郎相当于现代水利工程部里的一个副局长。
  为了弄清柳识是否当过“水部员外郎”,我特地查阅了《六朝事迹编类》一书,那上面确实记载着《大唐祠宇宫白鹤庙记》是“尚书水部员外郎柳识文、华阳崖舍退士刘鸣素书”。但是,“尚书水部员外郎”这七个字,究竟是柳识本人自己签署的,还是后人替他添加的,就又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了。
在清嘉庆年间官修的《全唐文》中,我并没找到柳识所撰的《大唐祠宇宫白鹤庙记》,只找到了注明是他写的《茅山白鹤庙记》,不过此文的开头或结尾并没有出现“尚书水部员外郎”等七个字,就连“柳识”二字也找不到。
  《全唐文》是清嘉庆年间官修的唐五代文章总集,共收入诗文两万篇左右,可惜当时的编纂者在辑录有关诗文时,并没能一一注明出处,以致后人很难对有关的疑问进行核查。看来《六朝事迹编类》编撰者所看到的《大唐祠宇宫白鹤庙记》,与《全唐文》中所收录的《茅山白鹤庙记》,并不是同一个版本,但我苦于找不到这两个版本的出处,也就无从比对该以哪一个版本为准了。
尽管白鹤庙就曾经建在中茅山之西,但是在元代道士刘大彬所编撰的《茅山志》中,似没有刊载柳识所撰写的《大唐祠宇宫白鹤庙记》或《茅山白鹤庙记》,只是简单地介绍说: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白鹤庙已经被改建为升元观,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升元观“为盗焚毁”,绍兴十四年(1143年)又被重建于故基之南。
  《茅山志》中辑有《唐茅山紫阳观玄靜先生碑》,该碑文明确地记载着系“秘书郎河东柳识撰”。
秘书郎又称之为秘书郎中,是掌管国家图书经籍的官员,官阶为从六品。看来,柳识在隐居茅山之前的最高官阶,应该是从六品,而不是正五品以上。
至于有人在《百度百科》的“柳识”词条中,说他“曾任屯田郎中、集贤殿学士,累官至左拾遗”,甚至还让人去参见“《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二、传第六十七”,这就完全是胡扯了,因为那上面根本没有如此记载。
  不过在大连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全唐文精华》中,又是这么记载的:柳识在“代宗朝官至左拾遗,性乐闲旷,退居润州茅山。朝廷以屯田郎中、集贤殿学士征,诏书三下,识终不起,建中二年卒……”
  我经过查对,发现《全唐文精华》中所提及的史料,应该取自权德舆的《祭屯田柳郎中文》。
  权德舆是中唐时的文学家,在宪宗朝官至宰相,柳识当左拾遗时,他只有八岁。但是他父亲权皋生前却是柳识的好朋友。
建中二年柳识过世时,权德舆已经担任了正八品的武官,他当时所写的《祭屯田柳郎中文》,其中便有“典校司谏,便蕃清秩”之句,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柳识当过名声好听的典校和司谏,却没有多少实事好做。“司谏”是指左拾遗,“典校”在古代也叫典校秘书或典校秘书郎,指的是主持校勘书籍的下层官员,典出汉班固的 《答宾戏》:“ 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於儒学,以著述为业。”
  由此看来,柳识在世时并没有当过屯田郎中,也没有当过尚书水部员外郎或集贤殿学士,他入茅山前的最高官阶应该为从六品的典校,也就是秘书郎。《茅山志》中说《唐茅山紫阳观玄靜先生碑》是“秘书郎河东柳识撰”,这一记载恰也从侧面印证了权德舆的说法。至于屯田郎中和集贤殿学士这两个职务,应该是朝廷在三次下诏书命令柳识从茅山回朝时,分别承诺让他担任的官职。因为柳识并未肯奉旨入京,也就不能把这两个官职当成史实了。
       
      柳识隐居茅山应是受其师友影响
  柳识是什么时候到茅山来的?他为什么要到茅山来?后来是否死于茅山?这三个问题对茅山道院和史志研究者来说,都至关重要,但是由于史料匮乏,眼下似无人能逐一进行回答。
  《旧唐书》在介绍德宗朝宰相柳浑时,特地提到了他的哥哥柳识:“浑母兄识,笃意文章,有重名於开元、天宝间,与萧颖士、元德秀、刘迅相亚。其练理创端,往往诣极,当时作者,咸伏其简拔,而趣尚辨博。”
而《新唐书》则说:“浑母兄识,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与萧颖士、元德秀、刘迅相上下,而识练理创端,往往诣极,虽趣尚非博,然当时作者伏其简拔”。
  《旧唐书》和《新唐书》中介绍中的柳识,内容大同小异,都说他非常擅长写作,其水平与同一时期的高士萧颖士、元德秀和刘迅不相上下,还说他写作的角度新颖,文章条理分明,用字练达,水平极高,因此当时的文人都很佩服他的学识广博。
  据《旧唐书》记载,柳识“工于文辞”的特长,是被李华发现的。
  李华年长于柳识,当过监察御史和右补阙,官阶最大时只有从七品上,但在天宝二年登过“博学宏辞科”,对诗、赋、论、经、史、制、策等都很精通,可谓是“文人中的文人”。史书上把萧颖士和他称之为“萧李”,说他俩开启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先河。
萧颖士是今之常州人,南朝梁宗室的后代,四岁就能作文,十五岁就“誉满天下”,十八岁就中了状元!您可能不知道,“誉满天下”这句成语,就是李华当年首创出来专门夸奖他的。
  萧颖士不但高才博学,而且十分鄙视权贵,唐末五代文人王定保在《唐摭言》上说他“恃才傲物,漫无与比”。他奉命到民间搜括遗书时,因久不复命而被免官;他刚进集贤殿去当最下层的散官“校理”时,宰相李林甫对他很感兴趣,他对李林甫的召见却置之不理;李林甫很恼火地将他打发到广陵(当时为扬州下辖的一个县)去当参军事,他却又写了一篇《伐樱桃树赋》以讥讽李林甫,因而再次被免官。此后,日本特地遣派使臣来朝,想聘请萧颖士去那里传授汉学知识,也被李林甫的同党阻止。安史之乱刚刚开始时,宰相崔圆让他做扬州的功曹参军(相当于今天的副县级官员),可是他只干了一天,就挂冠而去了。
  萧颖士的年龄与柳识相近,他对柳识后来退居茅山的举动应有一定的影响,因为萧颖士信道,对安史之乱也有预感,因此借口有病,隐到上清派道家云集的嵩山去了。他的弟子柳并、刘太真、尹征、阎士和等人,后来不但成了一代名士,也成了主张治身治国的崇道者。
  元德秀(约695–约754)是柳识的老师,和李华、萧颖士、元结、颜正卿等人则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元德秀乃今之河南洛阳人,自小家贫,十分好学,又非常孝敬,当地有关他的故事非常多。他当年曾经背着寡母进京赶考,并以“才行第一”而中进士;老母亲去世后,他就在坟前结庐守孝,饮食不加盐和奶酪,坐卧不用垫子与草席,甚至还以没能让母亲在活着时看到儿媳为由,终生不再肯娶妻。但是,他却将在襁褓中就成了孤儿的侄子亲自喂养到大。
  为了能让侄子有钱娶亲,元德秀不得不主动要求担任鲁山县令。一次,有个强盗要求出狱杀虎赎罪,元德秀竟真放了他,还对不同意他放人的部属说:“如果他逃掉了,罪责全在我,绝不会连累你们!”第二天那强盗果然拖着死虎回来交差了,全县人人嗟叹不已。
有一次唐玄宗下旨,命令方圆三百里内的县令和刺史,都要拿出一个节目去东都让他观赏。地方官员们为了能讨好皇上,争比演员服饰的奢华和节目的新奇,只有元德秀带了数十人,去合唱了一首由他本人创作的歌曲,歌词全是贤人之言。玄宗听后深为感动,不但对他大加赞赏,还将一个极讲节目排场的太守罢了官。
  元德秀在官职期满、驾乘柴车离开鲁山时,只带走一点细绢作为纪念。据说他把几乎所有的俸禄,都用在了当地兴修水利和赈济百姓上。
  元德秀归隐陆浑(今属河南嵩县)后,又开设义塾教育学生。天宝十三年,元德秀去世时,家里只有枕头、鞋子、竹盆和舀水的瓢等根本不值钱的东西。
  元德秀的学生兼族弟、道家元结因此极为悲哀,哭着对别人说:“我的老师少年时没有养成各种坏习惯,壮年时不独断专横,老年时不留恋官职,死时没有积余的钱物。俗人身上所有的各种毛病,他一样都没有。他都六十岁了也没近过女色,他虽然知道哪些东西是好的,却不想满足自己的需求,也从不随便说些不适当的话。他这一生没买过十亩田地、没住过十尺见方的房舍、没用过十来岁的僮仆,没穿过一件好的衣裳,没吃过一顿丰盛的菜肴。我怎能不伤心呢?我多想让那些荒淫贪佞的富家子弟因此受到震撼啊!”玄宗、肃宗的两朝宰相房琯也叹息道:“看到元德秀眉宇之间的一脸正气,会使人的名利之心都丢掉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们对元德秀的评价非常高,《旧唐书》中竟用了424字为元德秀立传,比李白的传记还多写了105个字!
元德秀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此后他们大多进士及第,成为大唐王朝风云一时的人物,为正史记载并称颂,其中就有被李华称为“遐旷而才”的柳识。《唐摭言》在评价柳识时说:只有仰慕元德秀的人才能做到胸襟宽阔、抱负远大、学识过人。
  柳识老来隐居茅山,或也深受老师元德秀的影响。元德秀最具有道家“恶万金之藏、鄙十卿之禄”的优秀品质,既胸怀天下,志存高远,又把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看得很轻,他极为崇尚道家主张的“道法自然”、“清静无为”、 “知足常乐”,难怪李华说元德秀对世俗的理解,让自己明白了真正的道理。
与柳识齐名的刘迅,字捷卿,今之徐州人,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己的第五个儿子,生卒年均不详,人们只知道他约开元二十二年前后在世,先后当过京城的功曹参军事和右补阙。刘迅的体质很差,经常卧病在床,但还是续编了《诗经》、《书经》、《春秋经》、《礼经》和《乐经》各一卷。书成之后,刘迅对朋友说:“天下这么大,能够真正了解我的人,又能有几个呢?”
  当时有人将刘迅比作“今之黄叔度”。黄叔度是东汉时的著名隐士,以学识和品行闻名于世,年仅十四岁就被汝南太守举为孝廉,也就是预备官吏的考察对象。
  据说官至宰相的刘宴每次听到刘迅的言论,都非常感慨地对同僚们说:“古代圣主和当今天子如何治理国家的道理,全被刘迅给说尽了!”
  《旧唐书》与《新唐书》都将柳识与萧颖士、元德秀、刘迅等三位名士相提并论,显然这四个人都有相似之处:一是他们都有超凡的品行与学识;二是他们虽然都没当过大官,但都有爱国忧民的博大胸襟;三是他们都具有轻名利、重大义、爱修行的道家思想。
  柳识是在大历(766年-779年)的中后期隐来茅山的,此时,安史之乱已经平定,但内战却连绵不绝,而唐代宗在几位宰相的影响下,又从信道改为信佛,这对一直崇道、喜欢清静和闲适生活、又不得不以谏议为生的柳识来说,或许都很难适应。加之在此期间,与柳识齐名的萧颖士、柳识的引路人李华、上清派第十三代宗师李含光、茅山高道吴筠等人都先后离世,这对柳识的隐居茅山之举,或许都有着一定的推力。
此外,萧颖士的好朋友颜真卿,对柳识的退居茅山,可能也有一定的影响。
我虽然没能查出柳识与颜真卿有过直接交往的记载,但由于他俩都有共同的朋友圈,相信这两个人一直是互相倾慕的。柳识只比颜真卿早过世三年,两人还先后在茅山为上清派第十三代宗师李含光撰写过碑文,柳识所撰的《唐茅山玄靖先生李含光碑》立于大历七年(772年),而颜真卿所撰的《有唐茅山玄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并序》是在大历十二年(777年),时间仅相隔五年。
  颜真卿与李含光并没见过面,但早在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五十一岁的颜真卿任升州刺史时,就曾派人送信到茅山,向李含光表白仰慕之心,李含光也特意让自己的弟子韦景昭法师回了信。在升州任上,颜真卿曾与两位道士亲戚殷淑、韦渠牟一起修过道,而这两位道士也都是李含光的弟子。后来颜真卿赴任湖州刺史,途经茅山,得知李玄靖已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八十六岁时羽化,于是应已任上清派第十四代宗师的韦景昭法师之请,撰写了这块碑。这一年,颜真卿六十九岁。
此时,柳识如果依然居住在茅山,可能还与颜真卿见过面。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了。
      

 柳识带给茅山的永久纪念



《全唐文》中,保存了权德舆《祭屯田柳郎中文》的全文--

  维建中二年岁次辛酉某月朔日,试右金吾卫兵曹参军权德舆,谨以清酌时羞之奠,敬祭于故屯田郎中柳公之灵。
    在汉理平,子陵退耕。运锺明时,公遂性情。
    典校司谏,便蕃清秩。南宫之拜,诏书三出。
    中朝虚左,公志不屈。优游化源,消息心术。
    四时芬芳,百炼精刚。德充于中,用晦弥光。
    是非万殊,不滑其常。和易内蕴,发于文章。
    性命之际,希夷之域。理无不穷,言必冥极。
    救彼文胜,作为典式。扶教立言,实在清德。    时方逐进,公则尚退。人或外奖,公则理内。
    独立不惑,以身矫世。万顷渊然,孰知其际。
    顾惟小子,猬奉音徽。赏则过实,勖常中非。
    目想德容,心存清机。今则不见,涕流沾衣。
    呜呼哉! 人世则异,清风不匮,繐帐寥寥。
    泉台下, 常闻福善。今也无嗣,立命如何?
    斯文其坠。尚飨!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东汉高士严子陵不肯当光武帝刘秀的谏议大夫,退居富春江,柳识先生也具有严子陵的秉性和气质,知晓天时与运势的变化。他担任过名声挺好听的校书官和谏官,却觉得很难办成为国为民的实事,于是也隐入了山林。此后他虽然接到皇帝的三次诏书,说朝廷正期盼他入京为官,但他始终坚持不去。他的隐居生活很闲适,通过修行,内心发生很大变化,对天地万物有了全新的认识,进入了虚寂玄妙的道家境界。他藏起所有的锋芒,变得平易谦和,只是用文章平淡地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以孔夫子为典范,以身作则,著书立说,实在是一种很高洁的品德。当大家都在争雄逐进时,他却能够激流勇退;别人都喜欢受到夸奖,他却能理顺自己的内心。他不受外界的诱惑,敢于用行动纠正世间的俗气。他的学识广博得如同万顷深潭,谁能探得到深潭的边际在哪里呢?我这个小辈经常向他奉上书信求教,他都有答复,不过他对我的赞赏有些过份,而他对我的勉励,我又时常做不到。我经常会想到他的容貎,也想像他那样保持洁净的心机。今后我永远都见不到他了,怎能不悲痛万分呢?哎呀呀,柳识先生,你我不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清风不断地吹拂着祭祀您的灵帐,我显得更加孤单寂寞。听说阴间常赐福给善良的人,可谁才能有资格当您的传承人呢?我没有了您的指导,又怎么能够修身养性以奉天命呢?最可惜的是您走了,斯文也从此坠落了。请您来享用我的祭品吧。
  权德舆任礼部侍郎时,曾经为已故茅山高道吴筠所著的《宗玄先生文集》写过序。他或许不止一次来游过茅山,并写下了包括《题柳郎中茅山故居》在内的若干诗作,此诗在《茅山志》中题为《柳谷汧故居》。诗曰:

    下马荒阶日欲曛,潺潺石溜静中闻。
    鸟啼花落人声绝,寂寞山窗掩白云。

  权德舆写这首诗时,柳识已经过世约二十年了。权德舆在诗中说,黄昏时,自己下马走在山中荒凉的石阶上,只能听见鸟啼声、山泉的流淌声、甚至花落的声音,但是已经听不到柳识的说话声了。他居住过的宅子虽然还被保留着,可是只有白云能与它相伴了。
  前面提到,柳识曾经应邀为上清派的第十三代宗师李含光撰写过《茅山紫阳观玄静先生碑》,由于我在《郭崇真为何是“茅山七真”之一》一文中,对李含光有过专门的介绍,此文又被保存在《茅山志》中,故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茅山紫阳观玄靖先生碑》,是由张从申抄录、李阳冰篆额的,故又被世人称为“三绝碑”。
  张从申,生卒年月不详,今苏州市人,代理过礼部郎中,官至六品的大理寺司直(相当于现在最高法院里的中层法官),人称“张司直”,是唐代的书法家。现代书法家梁披云如此评论说:“张氏书法承袭右军(王羲之)书风,《李玄靖碑》为张书中最烜赫者,在唐行书中极得名,拓本流传甚少。观此碑书法,用笔爽利、遵劲,结构得《集王书圣教序》,所谓‘右军风规,下笔斯在’”。
  李阳冰,生卒年也不详,字少温,安徽亳州人,是李白的族叔,为李白作过《草堂集序》。李阳冰官至国子监丞(相当于现在教育部的中层干部)、集贤院学士。世称“李少监”。他善词章,工书法,尤精小篆。李阳冰所书写的篆书,“劲利豪爽,风行而集,识者谓之苍颉后身”,甚至被后人称为“李斯之后的千古一人”。
  此“三绝碑”立于大历七年(772年)八月,明嘉靖三年(1529年)毁于火灾。清同治初,杜文澜以浙江归安吴氏家族所藏的拓本刻于木头之上,很快也被毁掉。清人方若在其所著的《校碑随笔》说:“据剪裱旧拓足本,行数不可计,字数共八百三十五字,后大字纪建立年月十字,前另有李阳冰篆额五字。篆书。有额,篆书,阴文六字。已佚。”
  柳识应茅山道士之邀所撰写的《茅山白鹤庙记》,《茅山志》不知何故并未载入,现特附于下面——

               茅山白鹤庙记
  茅山,旧句曲也。《本记》云:“内有灵府,空通五岳。其外山形似七,因名为句曲。”
  有轩辕鼎湖之后,世多近智,渐暗真有。故金阙玉清大圣至神之事,真灵时阐于人间,以彰道妙。则汉元帝世有茅君,积袭道德,来受仙任,游内统外,泽加幽显。邦人瞻戴,因改为茅山。
  元教既溥,二弟亦此山得道。三峰是三君驻云鹤之所,备详传记。至明帝永平二年,诏敕修崇其庙,后代相承,罔敢或替。我国家统承真胄,宗奉至教。天宝七载五月十三日,于山之西偏制置祠宇,度道士三人,以修时醮,列在祀典。夫庙享功德,显然殊致。以道而言,则天地之外,亦有覆载;阴阳之外,亦有生化。斯乃虚而有象,运而无形。盖显为皇王师范,道之形器也;隐为真灵变化,道之精微也。体虽隐显,心则感通,有无交畅,化乃大备。
初真人既受羽节,留二弟于句曲而谓之曰:“吾今去便有局任,不得数相往来。要当祀典、十二月二日邀师携友以来游,盼有好道者,待我于是乎。吾自当科之,有以相教。”则法之本也,内习精真冲寂,外行廉清仁惠。每岁春冬,皆有数千人,洁诚洗念,来朝此山。
  自汉至今,宇宙间潜修精感,转相化诱,其可胜纪乎?若然者,我真人元功圣德,阴骘妙用,岂言能尽欤?夫学道则所见无有不忘,得疲乏则所忘无有不在,多泯迹于常,或标灵引类,不显定一理,始曰无方之用,孰知终极。是知圣人情忘爱存,慈劝不已,益见道之至也。
真人昔交轻举,俯视六合,虚徐翔翱,于是彩云自异,灵鹤自至者,亦如天之运行。日月为照,星辰为曜,则日月星辰,为天地光大之用,天岂有之,自是真富也,采云灵鹤,为真圣升虚之用。圣岂待之?自是真贵也。世之贤士,高位济俗,乃无意于车舆;道之真仙,孕元育化,宁有意于云鹤?
  庙者,亦如人思召伯而爱甘棠也。道士容行、延生、法成、韦崇珣等,经营修奉,岁月久矣,愿刻金石,以志于山。
              唐大历十三年太岁戊午三月十八日记

  柳识在《茅山白鹤庙记》中,至少为我们保存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史料:
  一、茅盈是在汉元帝时来句曲山的,他得道后,句曲山才被改名为茅山;
  二、朝廷对茅氏三兄弟的正式尊崇,是从汉明帝刘庄于永平二年下诏在茅山为他们建庙开始的;
  三、天宝七载(748年)五月十三日,唐玄宗不但为茅氏建了神庙,还亲自度了三个道士入住其中,以让他们代表国家按时进行祭祀活动;
  四、大茅君成仙后,每年的三月十八日和十二月二日,都会邀师携友来茅山故地重游;
  五、早在唐时,每年的冬春两季,就已有数千人来朝茅山。
  另据《茅山志》载,“屯田员外郎”柳识还曾经为燕洞宫撰过一篇碑文,不过此碑文已经佚失了。

  燕洞宫在中茅山西边的燕口洞外,与白鹤庙相邻,是南朝时女冠钱妙真的遁化立祠之所,梁时的邵陵王此前为它撰写过碑文。燕洞宫有史料记载的重建也是在天宝七载(748年),唐玄宗还赐予了宫额,并度了三名女冠入住其中,供奉香火。此宫于“元祐甲辰”被野火所焚,迁立句容县。绍兴二十年,该宫又被复建于故基。

不过,宋哲宗的元祐只有戊辰年(1088年)和戊辰年(1094年),并无“甲辰”,故《茅山志》的记载有误。
   柳识或对顾况隐居茅山产生过重要影响

  上清派第十三代宗师李含光,年近六旬时特地迁往茅山,并被唐玄宗奉为入道的“度师”,从此茅山成了“为天下道学所宗”之地,而柳识也成了中唐之初前来茅山的第一位隐士。
  此后,中唐的著名诗人顾况也隐来茅山,虽然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茅山来,但我根据现有的史料推测,这与柳识的影响或有相当重要的关系。
  据史料载,柳浑还很小时,他的父母就死了,但他一直“力学不缀”,相信这与哥哥柳识对他的支持与鼓励是密不可分的。柳浑成年后,与顾况一直是好朋友,早在大历年间,他俩就结成了“人外之交”,以“吟咏自适”。
  贞元元年(785年)柳浑任兵部侍郎,并被封为宜城县伯,可能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副部长,而顾况此时只是润州刺史韩滉的幕僚,约相当于市政府的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可是,这官职的差距丝毫没有影响他俩的友谊。
  在此期间,顾况至少写过两首与柳浑有关的诗,其中一首题为《柳宜城鹊巢歌》——
    相公宅前杨柳树,野鹊飞来复飞去。
    东家斫树枝,西家斫树枝。
    东家西家斫树枝,发遣野鹊巢何枝。
    相君处分留野鹊,一月生得三个儿。
    相君长命复富贵,口舌贫穷徒尔为。
  此诗说的是柳浑家门外的杨柳树上,有一对野鹊飞了来筑巢,可是左邻右舍却不停地来砍伐树枝,让野鹊很难安生。柳浑对他们进行劝阻后,野鹊很快就孵出了三只小鸟。柳浑的命好与他心好有关,只顾自己的人一生都是白忙。
顾况为柳浑写的另一首诗,题为《宜城放琴客歌(柳浑封宜城县伯)》——
  佳人玉立生此方,家住邯郸不是倡。
  头髻鬈鬌手爪长,善抚琴瑟有文章。
  新妍笼裙云母光,朱弦绿水喧洞房。
  忽闻斗酒初决绝,日暮浮云古离别。
  巴猿啾啾峡泉咽,泪落罗衣颜色暍。
  不知谁家更张设,丝履墙偏钗股折。
  南山阑干千丈雪,七十非人不暖热。
  人情厌薄古共然,相公心在持事坚。
  上善若水任方圆,忆昨好之今弃捐。
  服药不如独自眠,从他更嫁一少年。
  在《百度百科》和《360百科》等主流网络的词条中,对此诗是这样解释的——
一位才女正在为相公弹琴,相公忽然要与她断绝关系,还要将她送给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她顿时如遭晴天霹雳。但是人情轻薄,从古至今都是这样,才女决定不再埋怨现在的处境:我既然已经被相公抛弃了,又何必再留恋他呢!还不如暂且顺从那个老头,等老头死后,再嫁给一个翩翩少年也不迟!
  不过这一解释竟大错特错,因为作者完全误解了“相公”的好意,也完全误解了弹琴才女被“弃”之后既感激万分、又恋恋不舍的极其复杂的心情。须知道在清康熙年间出版的《全唐诗》里,竟漏掉了顾况为该诗所写的序,幸好该序被保存在宋代李昉等人所编的《文苑英华》里:“琴客,宜城爱妾也。宜城請老,爱妾出嫁,不禁人之欲而私耳目之娱达者也,况承命作歌。”
  原来,那琴客是宜城县伯柳浑的爱妾,其时柳浑已经七十一岁,他不想为了能看到爱妾的容貌和听到她的弹琴,就耽误她的青春,于是决定在自己老死之前,将爱妾另嫁他人,而顾况则受命作了这首诗歌。“请老”二字,在此是“希望自己在老死之前”的意思;“不禁人之欲而私耳目之娱达者也”,在此可当“不想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阻挠那爱妾心里真正的愿望”解。
  从以上两诗可以看出,顾况对柳浑的生活细节非常了解,而柳浑就连让爱妾另嫁他人时,也请来顾况写诗以纪,可见这两人的私交确实非同一般。
在《旧唐书》的“李泌本传”里,附有“顾况传”,传中说柳浑当了宰相之后,特地把顾况调至京城当了校书郎。
  萧颖士的弟子、官至刑部侍郎的刘太真在《顾著作宣平里赋诗序》中,有“前相国宜城伯……贤顾君而访之”之句,说的是柳浑被罢相后,还曾经亲自到顾况的家中去拜访过。
  柳浑死后,顾况写有《送柳宜城葬》一诗:
  鸣笳已逐春风咽,匹马犹依旧路嘶。
  遥望柳家门外树,恐闻黄鸟向人啼。
  此诗的意思是顾况为失去老友非常悲伤,连他家老马的嘶鸣和门外树上小鸟的叫声都不忍听到。
  顾况虽然年纪比柳识小,但因和柳浑的关系很铁,对柳识绝对不会陌生。柳识隐居到茅山后,顾况也在润州(镇江)当了小官。润州离茅山并不远,按理说,柳浑一定会托顾况去茅山探望一下自己的哥哥,顾况也一定会有机会前往茅山去寻访柳识。就算顾况从来没有去茅山找过柳识,但柳识的人生观、柳识对茅山道教的理解、柳识为茅山亲笔所写的有关文章、柳识在茅山的故事等等,也一定会通过各种渠道让顾况有所了解,并对顾况的世界观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柳识过世八年许,顾况因为“傲毁朝列”、“不能慕顺,为众所排”,被从朝廷的著作郎贬为饶州司户参军。不久,他毅然步着柳识的后尘,前来茅山隐居。顾况后来在《奉酬茅山赠赐并简綦毋正字》一诗中写道:
    玉帝居金阙,灵山几处朝。
    简书犹有畏,神理讵能超。
    鹤庙新家近,龙门旧国遥。
    离怀结不断,玉洞一吹箫。
  顾况将新家安在茅山的白鹤庙附近,或许也是对柳识的一种思念方式。

      冥冥中柳识将上清派与全真道串成了“亲戚”

  前面我提到过,柳识的曾外孙吕岩,曾经为他的父亲吕让写过《唐故中散大夫秘书监致仕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左散骑常侍东平吕府君墓志铭并序》,而这吕岩,就是后来人人熟知的八仙之一——吕洞宾!
  吕岩,字洞宾,今山西芮城永乐镇人,原为儒生,曾在唐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中过进士,也当过地方官吏,后来他将万贯家产散发给贫民,自己与妻子一同前往中条山修行,道号纯阳子,自称回道人。据说他40岁时被郑火龙真人传剑术,64时岁遇钟离权授丹法,并因此形成了“钟吕内丹道”。
  吕洞宾对道教的最大贡献,就是将传统的外丹修炼,转变成了内丹修炼。
  北宋时期,“钟吕金丹道”开始流行。北宋被灭后,曾考中过文武双举人的咸阳籍人王重阳走出穴居七年的“活死人墓”,并于金正隆四年(1159年)在甘河镇“遇到”仙人汉钟离和吕洞宾,得授金丹口诀,此后,“全真道”正式得名。
  全真道在联合各内丹道派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可分为南北两宗,金时王重阳所传的为北宗,而宋时张伯端所传的为南宗。但无论南宗还是北宗,都奉吕洞宾为祖师,至今祭祀不辍。
  元时,吕洞宾被封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民间称他为“孚佑帝君”、“吕纯阳”、“纯阳夫子”、“恩主公”、“仙公”、“吕祖”等,道家则称他为“妙道天尊”。芮城现仍有元代丘处机奉皇帝御旨兴建的永乐宫,又名大纯阳万寿宫,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吕洞宾当年之所以弃官入道,想必也深受其曾外公柳识晚年隐居茅山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道教可分为两大流派,即正一道和全真道。柳识信奉的茅山上清派,是正一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柳识的曾外孙吕洞宾后来却成了全真道的祖师,而“钟吕金丹道”中,又揉入了茅山道士吴筠在《南统大君内丹九章经》中所倡导的修行之法。
  吴筠是唐开元至大历年间的著名道士,也是上清派的第十三代弟子。
  由此看来,上清派与全真道竟有着某些不为人知的联系,而柳识则在冥冥之中,将它们串成了“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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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1 17:31:25 来自热线APP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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