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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郭崇真会被列为“茅山七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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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4 10:37: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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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郭崇真会被列为“茅山七真”之一
         
          
       潘师正的弟子郭崇真竟是“茅山七真”之一
晚唐时期,有位名叫张贲的先生曾经隐居于茅山,此人字润卿,乃今之河南南阳生卒时间均不详,我们仅知道他在唐宣宗的大中年间(847860)中过进士第唐末时还当过广文馆的博士,因此史书上常称他为“广文博士”。广文馆是当时朝廷专设的“进士培训班”,馆内仅设有四名博士(相当于今天的高级教授),可见张贲的学识有多高了。
张贲和著名诗人陆龟蒙与皮日休的关系非同一般,三个人经常隔山距水地以诗会友。有一次,寓于吴中(苏州一带)的皮日休(字袭美)又思念起了远在茅山的张贲,于是连写三首诗,题为《江南道中怀茅山广文南阳博士》。陆龟蒙读了这些诗后,深有感触,很快也写了《和袭美江南道中怀茅山广文南阳博士三首次韵》,其中第一首是这样写的:
  一片轻帆背夕阳,望三峰拜七真堂。
  天寒夜漱云牙净,雪坏晴梳石发香。
  自拂烟霞安笔格,独开封检试砂床。
  莫言洞府能招隐,会辗飙轮见玉皇。
由于本文并非讨论三位诗人的深情厚谊,故不再展开细说。但从陆龟蒙的“一片轻帆背夕阳,望三峰拜七真堂”之句来看,可以知道茅山在唐代时曾经建有一座“七真堂”,所幸的是陆龟蒙还在诗中自注道“三茅、二许 、一杨 、一郭,是为‘七真’
所谓“七真”,也就是七位真人的简称。我在网上反复查阅,许多词条都称这“七真”指的是分别在茅山得道的汉之茅盈、茅固 、茅衷,晋之杨羲 、许谧、许翙和唐之郭崇真,就连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李长远先生,也在《皮日休、陆龟蒙与道家》一文中,采用了这一说法(此文刊于台湾大学文学院主办的、2018年5月出版的第八十九期《台大文史哲学报》),可是这一说法最先出自何处,作者却没能加以注释,这在学术论文中实不多见,显然也未能找到它的源头。
凡是熟悉茅山的人,对茅盈、茅固 、茅衷杨羲 、许谧和许翙都不会陌生,但听说过郭崇真大名的人,则可能屈指可数。
照理说,郭崇真既然被列为“茅山七真”之一,茅山又特地为他和其他六位真人共同建造过“七真堂”,他的名气应该如雷贯耳才对,有关他的史料,至少在《茅山志》中也应该有所记载。可是不知为何,《茅山志》居然将这么重要的一人一事全给遗漏了!倒是“七真”一词,却从此流传开来,以致中国的道教史上又出现了“南宗七真”、“北宗七真”和“全真七真”,就连天上的北斗七星,也有了“七真”之誉。
说到郭崇真,就不能不提及上清派第十一代宗师潘师正先生。
武则天当政时,有一个人名叫王适,此人官居雍州司功,相当于现在省政府办公厅的副主任,他曾经撰写了一篇碑文,题为《唐默仙中岳体元先生太中大夫潘尊师碣文并序》,此碑文由中岩道士司马承祯(647735)抄写,石碑被立于嵩山的老君洞南,至今尚存。我综合部分相关史料,将潘师正的有关史料简略介绍如下——
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到十四年(616618)之间,约三十岁许的潘师正入了道,并在十年后成为茅山太平观道士王远知的二十七名弟子之一。王远知分别担任过隋炀帝和唐太宗的“帝师”,并于晚年在茅山授徒十年许。在此期间,潘师正被耳提面命,并迅速成为他最为得意的弟子。
此后,潘师正奉王远知之命,前来中岳嵩山修行并传授上清道法,先在双泉顶住了约十年,又前往逍遥谷住了约五十载。
潘师正在嵩山之中,与唐高宗李治父子共交往了九年,他临终前说自己“有弟子十人,并仙阶之秀”,并说其中最杰出的弟子是“颍川韩法昭”。所谓“并仙阶之秀”,是潘师正觉得自己的这十位弟子,都具有成为仙官的资格。
尽管道教界普遍认为司马承祯才是潘师正最最杰出的弟子,可是由于王适先生所撰写的《唐默仙中岳体元先生太中大夫潘尊师碣文并序》,是由司马承祯亲手抄录后刻制成碑的,因此有人认为,这是司马承祯出于谦虚的原因,将自己的名字悄悄地抹掉了。
在中国的道教史上,有关描述潘师正生平的文字比较多,但最先提到郭崇真的,目前我 仅见于北宋著作佐郎张群房先生所著的《云笈七签 》。据《云笈七签 》卷五的“真系”载,上清派著名道士潘师正,“弟子十八人,有韦法昭、司马子微、郭崇真”。
如果此说当真,那么郭崇真(一作郭嵩真)就是上清派第十一代宗师潘师正三大最著名弟子之一,也是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司马子微(即司马承祯)的师弟了。
而在元代道士赵道一先生所撰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一书中,是这么阐述潘师正与茅山之关系的——
潘师正入道后,茅山道士刘爱道对他非常器重,认为他将来会成为道教界的领袖。他拒绝了潘师正想师从自己的请求,并对潘师正说道:“你要想真正得道,非得去拜王远知为师不可,他可比我强多了!”而王远知在京城见到潘师正之后,则非常欣慰地对刘爱道说:“今日复有潘仙,吾教之幸也!”当即收他为徒,后来又将他带往茅山,陆续秘授其上清派的各种“隐诀真文”。潘师正奉王远知之命前往嵩山之后,则又与刘爱道合居在一起修行了二十余年。
顺便一提:在《旧唐书》本传、《仙鉴》《玄品录》等史料中,称唐代著名道士吴筠先生是依潘师正传正一之法”,以致如今有许多文章,还称吴筠为“上清派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同门昆仲”,并在文章中将韦法昭、司马承祯、郭崇真、吴筠并列为潘师正最杰出的弟子,这其实是一大谬误。因为潘师正出生于586年,仙逝于682年,而吴筠虽然出生的年代已不可考,但他却逝世于778年。就算他能活到一百岁,也不可能从四岁起就师从潘师正了!
据唐礼部侍郎权德舆《宗玄先生文集序》“宗玄先生”是吴筠的弟子为他私谥的号)称,吴筠是天宝初年在被唐玄宗第二次召至京师主动向朝廷申请正式入道的,入嵩山从潘师正弟子、道士冯整齐,从他那里授了正一之法,并苦心钻研,尽通其术
从以上史料中我们可以获悉,郭崇真才是上清派第十一代宗师司马承祯的“同门昆仲”,而吴筠和上清派的第十三代宗师李含光先生,只是郭崇真的两个“徒侄”。
        茅山的“七真堂”可能是李含光所建
北宋道士赵道一先生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称,潘师正刚刚随王远知先生来到茅山不久,王远知就对他说道:“我虽然很想把你留在茅山,但嵩阳才是你真正的修真之地,你还是赶快去那里吧。”赵道一先生在文章中使用了“既至”二字,也就是潘师正来到茅山的时间很是短促的意思。
王远知是一位帝师级的高道,身边当然不乏才德俱备的高徒,可是这些高徒为什么都没能成为上清派的宗师,而潘师正远在嵩山,却直接继承了王远知的衣钵?另外,王远知既然非常器重潘师正,为何不直接将他留在茅山将上清派继续发扬光大,却偏偏让他去了嵩阳?嵩阳,也就是河南嵩山的南麓。难道王远知不知道如此一来,上清派的“大本营”会被从茅山转到嵩阳去吗?
这是一个似乎从来没有人提及的问题。
一方面,我们毫不怀疑潘师正被王远知密授了上清派中最精湛的道法,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这可能出自朝廷的直接选择。因为王远知是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要求唐太宗放他回茅山的,此后,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要求王远知委派一名高足,前来临近朝廷的嵩山传道,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这就不难解释潘师正来到嵩山后,为什么一直深受唐高宗李治的尊崇了。退一万步说,就算王远知生前对自己的传人另有安排,但何人又敢违抗圣命呢?!
潘师正仙逝之后,他的爱徒司马承祯当上了上清派的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曾经前往浙江天台山的玉霄峰修道,后来又奉唐玄宗之诏,居住于河南的王屋山。
潘师正师徒二人,能分别在嵩山、天台山和王屋山成功地传道,使得上清派在那些地方里开枝散叶,发扬光大,这对中国道教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对茅山而言,显然也有一种难言之隐。因为毕竟茅山才是上清派的发祥之地,如果上清派的宗师全转移到别处去传道了,茅山就会成为“无本之木”,逐渐丧失它在中国道教史上的特殊地位。
据中国道协副会长袁志鸿先生在《天台山与道教上清派》一文中称,司马承祯一生居天台山约40余年,传弟子70余人”,其中一位是出生于江苏扬州的李含光683-769)。袁志鸿先生还介绍说,其父与其师司马承祯为方外交。(李含光)于王屋山拜师入道,获上清经法所谓方外交”,也就是不涉尘世的朋友
而据网上的“360百科”载,李含光是在二十三岁时正式成为道士,又是在四十岁时才师从司马承祯,并在王屋山被司马承祯传授大法灵文金记”的。如果此说可信,那么他是到了中年才成为司马承祯徒弟的,显然受他父亲的影响并不大。
司马承祯去世,李含光已经五十五岁。唐玄宗特地将他从河南的嵩阳召至宫中在向他询问修丹感而异之特地让他居住在王屋山的阳台观,也就是司马承祯生前居住的道观里。可是只隔了一年多,李含光就以疾辞居茅山”去了
李含光以身体不好为由,不肯奉诏居住在王屋山,但也没有重返嵩阳,而是直接前来茅山,这对上清派的发祥之地来说,意义极其重大。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上清派第十三代宗师李含光当年的这一举措,茅山在中国的道教史上绝对不会有此后一系列的辉煌。
李含光当时是上清派的鼎级人物之一,他率领自己的一班弟子移居茅山,实际上也等于是将上清派的一支主力部队,进行了一次极为重要的战略转移。
  天宝四年(745)唐玄宗亲自写信将李含光召至京城,让他为自己主持有关的道教仪式,可是六十三岁的李含光却以腿脚不便为由,未肯接受这一任务。此后,李含光又以茅山真经秘灵多(以)散落”为由,再次获得唐玄宗的批准,回到了茅山
天宝七年(748年)玄宗遥礼含光为度师,在大同殿接受了上清派道士所授的符。此后,唐玄宗两次礼请李含光来京,李含光来后,又均以年老不适为由,辞还茅山去了。
  李含光仙逝后,曾经在朝廷任过左拾遗(相当于今之监察部官员)的柳识先生特地为他写了一篇题为《茅山紫阳观玄静先生碑》的碑文,在此碑文中,柳识将他与西汉的三茅(茅盈、茅固、茅衷)、东晋的二许(许谧、许)和梁时的陶弘景相提并论,还说他和陶弘景先生一样,“袭明冲用,以闻道风”。“袭明冲用,以闻道风”这八个字,是说李含光掌握了道学的精妙,为人谦和,以超凡脱俗的道德风貌而著称。但是柳识对李含光为什么要从王屋山迁至茅山修行的原因,却只字未提,仅用了“,固以疾辞,东还句曲”十个字匆匆带过。“无何”,是时隔不久的意思,“固以疾辞,东还句曲”,是说李含光很坚决地以自己有病为借口,回到了离王屋山很远的、东边的茅山。这个“还”字用得很精妙,您可以理解为李含光回到了离自己家乡很近的茅山,也可以理解为李含光把上清派的“大本营”重新归还了茅山。
在旧时,一直有“师命难违”之说。潘师正从茅山去嵩阳,是奉了尊师王远知之命;司马承祯去浙江的天台山隐居和修行,据袁志鸿先生在《天台山与道教上清派》一文中说,也是“获潘师教旨”。但是李含光“东还句曲”,究竟是他个人的主意,还是遵从了司马承祯生前的意愿?
袁志鸿先生在《天台山与道教上清派》一文中说,司马承祯(曾经)授李含光以续茅山上清正宗”,我对此说很感兴趣,但是因为网上相关的史料非常匮乏,却无从加以证实。
  另据甘建华先生在《南岳高道高僧的方外之交》一文中说,在司马承祯的七十多个弟子以薛季昌、王仙峤、李含光、焦静真最为有名我查阅了明代编纂的《正统道藏》,上面如此写道,司马承祯过世之后,他在南岳衡山的故居被唐玄宗改成了九真观,他的弟子薛季昌被唐玄宗诏去当了九真观的住持,他的另一个弟子王仙峤,也一直跟随着薛季昌在观中修道。
如果司马承祯生前真有过让李含光“东还句曲”的遗命,柳识先生在《茅山紫阳观玄静先生碑》中一定会很理直气壮地进行阐述。可是碑文中连对李含光是从哪里“东还”的,都没有提及,似乎有所讳言。
薛季昌和王仙峤,生前都被唐玄宗封为“天师”,他们的资历和年龄可能都超过了李含光(两个人的出生时间都不详,但都比李含光早死十年)。因此李含光“东还句曲”后,虽然回到了上清派的祖庭,既不便过于张扬,又不能不宣传这一战略决策的重要性,于是,“七真堂”很可能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
  我们知道,王远知和李含光都是扬州籍人氏,王远知是于635年仙逝的,而李含光是在735年之后才来茅山的,在这整整一百年间,茅山上清派道士们的生存状况如何?是日渐式微呢,还是有所发展?这对今人来说,已是一个难解之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李含光来到茅山之后,一定要为他的重要迁陟,寻找到一个能被天台山、嵩山和王屋山在内的,各个上清派系都能接受的理由,于是,新建茅山的“七真堂”或就成了他最好的选择。
不可否认,茅山虽然是“三茅”、“二许”和“一杨”修道的根据地,但国内的其他名山,也或多或少地有过他们的行踪,而新建的茅山“七真堂”,则特别强调了这七位真人是在茅山得的道。从这一点上说,其他的名山都无法与茅山一争雌雄。
至于李含光先生什么要将郭崇真列入“茅山七真”之列,因为没有现成的史料可以解释,我也只能进行斗胆猜测了。
凭心而论,在茅山得道的历史人物不可计数,就拿陶弘景来说,他在上清派中的历史地位就远远地高于郭崇真。可为什么郭崇真入选了,陶弘景却偏偏落了榜?这只能说李含光有他非常独特的想法。
首先,郭崇真是潘师正的三大弟子之一,也是李含光的师叔,只有他能够与李含光的师父司马承祯相提并论。司马承祯过世时,郭崇真想必还在人世,李含光迁居茅山之举,或许也是得到了郭崇真的鼎力支持,从这一点上说,李含光将他列为“茅山七真”之一,既有报恩之意,也是想借这位师叔的权威,力避其他同门师兄弟的非议。要知道,李含光当年迁往茅山之举,虽然在今天来看非常正确,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很难得到其他山头上清派系的一致赞同,甚至还会遭到若干同道的反对。
李含光来茅山之后,成了唐玄宗的“帝师”,而他的同门师兄薛季昌,虽然也很受唐玄宗的器重,但只被称之为“道兄”。显然,李含光在上清派中的正宗地位,在他的生前就已经得到了确认。不过,李含光所建的“七真堂”,似乎在当时也有“应急”之嫌,不易得到其他上清派传人的认可,因此时间一久,也就被历史给遗忘了。
好像可以这么说,“七真堂”之建,成也在郭崇真,废也在郭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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