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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皇后应也是上清派的女弟子(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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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21 16:49: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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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混康或助神符  孟皇后应入上清   
作为一名茅山史志的爱好者,我最为关心的是:孟皇后的姐姐当年私自携入内宫的符水,是否与上清派的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有关?她后来被迫入道,这“华阳教主”究竟属不属于茅山的上清派?
由于史籍中并没有这方面的蛛丝马迹,因此要想试着解开这个谜题,只能依靠合理的推测了。
我们知道,茅山高道自古便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远的不说,上清派第二十三代宗师朱自英,就曾经是天圣皇太后刘娥入道时的“临坛度师”。从辈份上说,孟皇后是刘娥第五代的来孙媳妇,而刘混康则是朱自英的徒孙。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找到朱自英与刘太后在京城面对面交往过的证据。这可能是宫闱里的秘密,不便公开,以免惹出闲话;也可能是这对道教上清派的师徒,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直接接触,得避开性别与地位之讳。
据《宋史》明确地记载,宋时是“宫中禁严”的,就连担任内供奉官的太监在回宫时,也得被检查所携之物,至于民间涉及宗教的某些东西,更会被当作“外间异邪”,谁若私自带入内宫,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治罪,就连孟皇后的姐姐也不例外。
可以想象得到,孟皇后的姐姐如果不是因为姨侄女儿福庆公主生了重病,平时怕也很难入宫来“走亲戚”。
宋时,道教在朝野的地位非常崇高,因此孟皇后的姐姐才敢选用道士的符水救治哲宗的心肝宝贝福庆公主,由于她的身份很是尊贵,只可能向京城内最鼎级的高道私下求助。
我们根据这一推断再查阅相关的史料,就知道在宋哲宗当政时,只有刘混康在道教界独占鳌头,皇城内外再也没有一个黄冠能与他相提并论。
从哲宗执掌乾坤到他的弟弟徽宗被金国所俘,这期间国内共出过近十位著名的道士。然而孟皇后是1096年23岁时被废的,其时,武当山琼台观的高道陈景元已经过世两年;今之四川蓬安籍的高道贾善翔虽然曾经被哲宗赐号为“崇德悟真大师”,还担任过“左街都监同签书教门公事”(类似当代中国道协的副会长),但正史中对他并没有任何的文字记载,显然他与朝廷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交往;孟皇后过世时,天师道的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方才四岁;被徽宗赐号“洞微先生”的道士王老志,被微宗赐号“通妙先生”的王仔昔,被微宗赐号“通真达灵先生”,加号“元妙先生”、“金门羽客”的林灵素,被徽宗加封为“凝神殿伺宸”(注:伺宸即仙官)、主管教门公事的道教界领袖王文卿道士等,均因年龄、资历等原因,还没有在朝廷显山露水,甚至还没有出生……因此,他们都与孟皇后的被废与入道没有任何关系。
而刘混康此前就“颇为神宗所敬重”(注:此七字出自南宋的《皇朝通鉴纪事》),他在年至花甲时,又被哲宗从茅山召来皇城的上清储祥宫当了住持,孟皇后的姐姐不求助于他,还会求助谁呢?!
在此,我还得向各位看官简要地介绍一下皇城的上清储祥宫在哲宗朝的地位。
上清储祥宫原名上清宫,始创的时间不详,太宗时期曾被修复过,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焚于大火。哲宗名义上的曾祖父仁宗本想重修,但遭到监察御史包拯的极力反对,于是仁宗只得将这片废墟改为禁军营。近四十年后,哲宗的父亲神宗听某道士说上清宫所在的位置关系到皇家子嗣的繁衰,不由十分动心。他虽然共生了十四个儿子(其中一个是遗腹子)和十个女儿,但早夭的竟高达八子六女,所以神宗连忙出资派人重建这一道宫,并赐名为“上清储祥宫”。所谓“储祥”,也就是希望能够保得住皇子皇孙的意思。
可是这座道宫才动工不久,神宗就去世了,其时年仅三十八岁。神宗之死对他母亲高太后的打击很大,从而更加坚信上清储祥宫是非建不可的了。哲宗即位以后,她不但号令内宫省吃俭用,还带头捐出自己几乎所有的私财。元祐六年(1091年),上清储祥宫终于被建成了对皇室意义最为重大的道宫。
早在元祐元年,高太后就以孙儿哲宗的名义,将茅山道士刘混康赐号为“洞元通妙法师”,并命他住持上清储祥宫。也可以这么说,上清储祥宫乃是被提调来此的刘混康一手负责打造的,刘混康也一直肩负着护佑皇嗣生命安全与人丁兴旺的神职。
茅山来的高道刘混康既深得神宗、高太后与哲宗的信任,孟皇后的姐姐为了挽救姨侄女福庆公主的性命,私下向他求助,也就顺理成章,合情合理了。
至于孟皇后主动向哲宗秉报姐姐送来符水的违禁之事,在网上被许多文人解释成“她是怕此事泄漏后,哲宗会治自己与姐姐的重罪”,这似乎过于牵强。我倒觉得,这恰恰是孟皇后“以退为进”的高招。她既然知道符水来自刘混康,当然很想让女儿服用,但此时福庆公主已经生命垂危,她并不敢背着哲宗擅自作主,唯一的做法就是让丈夫知晓此事,由他进行决断。果然哲宗见了孟皇后给他看的神符之后,并没有发作,只是轻柔地说了句:“此是人之常情耳。”
在相关史料的记载中,宋哲宗似乎并没有让福庆公主服用神符之水,但这并不代表他不相信神符的功效。也许是福庆公主当时已经奄奄一息,根本没有吞咽的功能了。至于哲宗后来忽然对为孟皇后“祷祠”(注:祷祠是向神灵祈祷的意思)的宦官与宫女痛下杀手,我觉得这应是他对自己最心爱的女儿不幸夭亡的过激反应、是轻信了孟皇后在行啥“厌魅妖术”之后的疯狂之举、也是对祖母高太后曾经为自己“乱点鸳鸯谱”的极度怨恨。
我怀疑,真正让哲宗起杀心的,或许是孟皇后的养母听宣夫人和侍奉哲宗的宦官王坚,居然错将尼姑法端领入了内宫!宋代皇帝一直有信道的传统,哲宗也概莫能外,一旦有人无意触犯了他的忌讳,使他怀疑自己的生命受到了某种威胁,便会丧心病狂。
在宫廷内部,任何些许小事都会被当成高级机密,皇后忽然被废,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从各种史料来看,“厌魅”的导火索尽管是孟皇后姐姐带入内宫的符水,但结案时却没有一个道士被牵涉其中,此后,孟皇后也没有被禁祻于冷宫,而是被打发至民间的瑶华宫当了女冠,这既间接表明了哲宗的宗教倾向,也隐隐反映出了当朝皇太后与皇太妃对孟皇后的同情与庇护,似乎还说明孟皇后此前就是一位虔诚的信道者。
孟氏被废皇后之位以后,哲宗将其赐号为“华阳教主”。可不要轻易放过这四个字,因为孟氏究竟是不是茅山上清派的女弟子,全靠我们从这四个字里找到答案了。
在汉语词汇中,“教主”通常是指某一宗教的创始人,或教中地位最高的人。但是如果您翻看过宋代著名诗人与史学大家陆游先生所写的《老学庵笔记》,还会发现其中有这么一段解释:
“本朝废后入道,谓之‘教主’。(仁宗之)郭后曰金庭教主,(哲宗之)孟后曰华阳教主,其实乃一师号尔。”
不过,陆游先生可能并未注意到,这两位被废皇后“教主”师号前面的两个字,其实还蕴藏着其师从于道教哪一门派的信息。
为了不让此文游离主题,我将另行撰文介绍“金庭教主”郭皇后,因为据我从手头现有的史料分析,她同样应该被划归为上清派的女弟子。
为什么我们能推测出“华阳教主”孟氏也属于茅山上清派的门徒呢?这又不得不提到高道刘混康了。
刘混康仙逝时,在哲宗与徽宗两朝都担任过重臣的蔡卞,曾特地为其撰写过一篇《茅山华阳先生解化之碑》,此文说道,刘混康是因“上清符水愈人之疾,至不可胜数”,才被宋哲宗“召入宫廷,燕见终日”的。
宋哲宗“燕见”刘混康最重要的原因,蔡卞并不便明说,这就是宋哲宗在亲政之后,对高太后当年以自己的名义任命刘混康为京城上清储祥宫住持一事,并不放心,于是特地对他进行了一次极其重要的面试!
所谓“燕见”,就是皇帝在非正式场合会见臣子。须知道,这种君与臣私下一对一的交流,要远比在众多官员面前见个面、问答几句重要得多!果然他俩终日“造膝所谈”,谈的“多所谓天下妙理”。“造膝所谈”,在古代汉语中也就是“促膝深谈”的意思,说明这对君臣谈得非常投机。尽管史料上并没有提及哲宗曾经向刘混康讨要过“上清符水”,但我想这两个人至少会涉及到这个绕不开的话题。
绍圣四年(1097年),刚满二十岁的宋哲宗至少为刘混康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命令江宁府将刘混康在茅山修行的旧居潜神庵升级为为元符观,二是命令将以刘混康为代表的“江宁府句容县三茅山经箓宗坛”与信州龙虎山、江西临江军阁皂山“三山鼎峙”,以共同“辅化皇室”。
宋哲宗的这两道敕令对茅山来说,至今仍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如果把潜神庵比作一枚鸟卵,那么后来的元符万宁宫就是从那天起开始孵化的;此外,从那天起,朝廷就正式承认了茅山的上清派与江西龙虎山的天师派、江西阁皂山的灵宝派,在中国道教史上的特殊地位,即三派地位平等,同是“龙头老大”,共为皇室倚重。
既然上清派、天师派与灵宝派的地位已经平等,那么,让孟氏信奉上清派,也就是顺水推舟的事了。
                 上清“如儒门洙泗”   茅山乃华阳洞天
您或许会发问:为什么“华阳教主”信奉的会是茅山的上清派呢?难道仅凭“华阳”二字就能予以认定?
当然可以,因为这是有许多史料依据作为支撑的。
“华阳”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禹贡》。东晋时,学者常璩还写过一本《华阳国志》,该书明确记载着在我国古代的西南地区旧有“华阳国”,其地在华山之阳、汉水之南。该志还说:“汉末,沛国张陵学道于蜀鹤鸣山,造作道书,自称‘太清玄元’,以惑百姓。”这虽然能证实四川的鹤鸣山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但无法表明它与“华阳”二字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的联系。再者,孟氏被废皇后之位前,她的丈夫哲宗刚刚颁旨,将“江宁府句容县三茅山经箓宗坛”与信州龙虎山、江西临江军阁皂山“三山鼎峙”,它恰恰告诉我们,道教中的三大派系是以其宗坛所在地为代表的。比如唐时,潘师正和司马承祯曾经分别将上清派传至嵩山、天台山等地,这两大名山当时的道教氛围也都超越了茅山,但它们依然不能被列为上清派的祖庭。而天师派的宗坛一直被公认为在江西的龙虎山,龙虎山却并不在“华阳国”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也只能认定“华阳教主”的“华阳”二字与“华阳国”无关了。
西周时期曾经有过一个小国,名叫“华国”,其都城名叫“华阳”,它位于今之河南的新郑市。但这个华阳城只与战国时期的战争有关,隋代时还成了伊斯兰教徒的入住之地,因此这个“华国”的“华阳”同样与“华阳教主”无涉。
福建省的顺昌县有着一座“华阳山”,据说座落于古代的“仙源”之地;安徽省的宣城市境内也有一座“华阳山”,据说此山有着“一派仙山气象”,但在“百度百科”的词条里,这两座山中都没有值得一提的宫观道院,因而它们连与道教的具体关系都扯不上。
在四川的成都、江苏的句容、陕西的汉中、安徽的望江等地,虽然各有一座华阳镇,但它们大都只能代表着古人对该镇地域位置的理解与认同,无法与道教所确指的“华阳”二字产生任何联想。
此外,南朝宋时曾经在陕西侨置过华阳郡,还侨置过华阳县,但到隋时就被废了。所谓“侨置”,简单地说,就是某政权在甲地沦丧后,再将仍在手中掌控的乙地更名为甲地。但这只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政策,颇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并非神话中的“乾坤大挪移”,因此与本文无关。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在唐时建有过“华阳县”,此县直到1965年才被并入双流县(今属于成都市),但我在网上并没查到该县与道教有过什么重大的联系,倒意外获知它是宋真宗皇后刘娥的故乡,而刘娥恰是茅山上清派的第一女弟子。
在中国道教史上所公认的“华阳”,只能确指茅山。因为茅山自古就在道教的“十大洞天”中排名第八,名谓“句曲洞天”,又名为“金坛华阳洞天”和“华阳洞天”。“洞天”历来被视为神仙们所居住的洞府,也是诸多修炼者的得道之处。
陶弘景或许是最先让“华阳”二字与茅山紧紧捆绑在一起的。
早在东晋之时,华山之阳、汉水之南的“华阳”就已经隶属于北魏政权,不在陶弘景“祖国 ”的版图之内了。于是有人便将句容华山(今之宝华山)之南的某一小片区域称之为“华阳”,茅山的“华阳洞”或许就因此而得名。恰好陶弘景特别喜欢“华阳”二字,于是他在茅山之中自号“华阳隐居”,不但一连写下十五首《华阳颂》,还在积金岭上创建了专门弘道的“华阳三馆”,即华阳上馆、华阳中馆、华阳下馆。梁朝的开国功臣、史学家文学家沈约,先是礼敬他为“华阳陶先生”,后来索性尊称他为“华阳先生”。
唐时隐居在茅山的著名诗人顾况,特地自号为“华阳真逸”(一说为“华阳真隐”)。
晚唐名相唐李德裕在《寄茅山孙炼师》一诗中,称茅山是神州“最翛然”的“华阳第八天”。“翛然”,在古代汉语中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意思,“华阳第八天”则指茅山是中国道家的第八洞天,即“华阳洞天”。
在朝廷当过“广文博士”的宋代文人张贲,字润卿,因为曾经隐居于茅山,被其好友著名诗人皮日休与陆龟蒙尊称为“华阳润卿博士”,并分别有《送润卿博士还华阳》、《奉和袭美怀华阳润卿博士》(三首)等诗相赠。当时全国能当上“广文博士”的文人只有四个,他们是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特级老师,专门教授有资格考进士的学生。
张贲曾经将一种茅山特产的乌饭赠与皮日休,这种乌饭被古代文人称为“青䭀”。张贲在诗中写道:“谁屑琼瑶事青䭀,旧传名品出华阳”。
茅山一位姓宋的道士,曾被晚唐诗人李商隐称为“华阳宋真人”,并有诗相赠。
晚唐诗人高瞻写过《秋日寄华阳山人》一诗,专门赠予远在茅山隐居的某好友。
晚唐诗人陆龟蒙,曾经在茅山写过《洞宫夕》(一作《华阳观》),诗中有“月午山空桂花落,华阳道士云衣薄”之句。
晚唐诗人张蠙,专为茅山某道士写过一首诗,名曰《华阳道者》。
宋时有位隐者遁来茅山,诗人胡宿特地为他写有《华阳逋客》一诗,“逋”在古代汉语中是“逃亡”的意思。
宋代著名词人周邦彦写有《芝术歌》一首,以歌颂茅山的特有的某几种灵芝与苍术,诗中称“华阳之天”不时出土“灵术神芝”。
宋代杰出政治家王安石在《次韵刘著作过茅山,今平甫往游因寄》一诗中称:“华阳仙伯有茅卿”。
宋元符三年,曾被神宗赐号“冲照处士”的张荃来茅山求刘混康授箓,华阳洞便门“一夕忽开”,润州知州(镇江地区最高军政长官)龚原遂写有《赠王荃诗》以纪,其中有“华阳新报山门开,应为高人受箓来”之句。
宋时,哲宗朝的润州知州杨杰有《玉晨观左纽桧》一诗,直接将茅山称为“华阳山”。
家住金坛薛埠的宋代词人张纲曾经隐居茅山二十年,自号“华阳老人”,著有《华阳文集》四十卷。
宋之大臣蔡卞称茅山某道士为“华阳法师”,并有一诗相赠。
茅山上清派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被尊称为“华阳先生”。
茅山玉晨观的前身,是唐太宗为桐柏先生王轨 (字洪范)建立的“华阳观”。
茅山旧有华阳宫,是唐玄宗在接受了上清派第十三代宗师李含光的上清符箓后,于天宝七年在陶弘景的“华阳上馆”的原址上所建。
茅山旧有梁昭明太子故宅,后被改为“宝历崇元圣祖院”、“鸿禧观”,宣和年间又被徽宗赐名为“华阳观”。
…………
为什么我坚持认为孟皇后入的是道教上清派?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上清派的代表人物多为士族出身,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又多有仕途不得志的遭遇,他们以存神服气为主要的修行方法,重在修个人的功德,与另一些重符箓、斋醮、炼丹、房中术的门派有着明显的区别,素有“道门华阳亦儒门洙泗”和“茅山为天下道学之所宗”的美誉。
“道门华阳亦儒门洙泗”一句,出自唐代文学家柳识先生所撰的《唐茅山紫阳观玄静先生碑》,意思是茅山上清派在道教中的声誉,就和孔子与他的学生在儒家中的地位一样。
至于“茅山为天下道学所宗”一句,乃出自代书法大家颜真卿为一清派第十三代宗师李含光所写的有唐茅山元靖先生廣陵李君碑銘(并序),它高度概括道:茅山上清派的教义,是全天下圣贤鸿儒所尊崇的。
综上所述,大凡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只要有心入道的,第一选择便是以茅山为祖庭的上清派,孟皇后也概莫能外。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孟皇后虽然无法拒绝入道,但她应该有权选择加入道教的哪一个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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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1-21 17:02:52 | 显示全部楼层
附记:  我在写完上文后,忽然又查到一个重要史料,即南宋文人李焘先生所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该书是李焘撰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它的最珍贵之处,在于按照时间的顺序,详细记录了朝野所发生的一系列大事,因而避免了诸多不实的传闻。
《续资治通鉴长编》在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六月的大事记上,明白无误地写道:
“(哲宗)诏江宁府,敦遣茅山道士刘混康,上京住持上清储祥宫。(九月一日给百千路费,可并此)”
既然《续资治通鉴长编》帮我们厘清了刘混康首次入京的具体时间,也就等于为我们澄清了如下事实——
一、刘混康被提调至京城的诏书,是由已经二十周岁的宋哲宗亲自下达的,而非是由他的老祖母、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在他童年时假借他的名义代发的。
  二、刘混康是在昭圣四年秋入京担任上清储祥宫住持的,而孟皇后早在昭圣三年秋就被卷入了所谓的“厌魅案”,直至被废为民间瑶华宫的“华阳教主”。也就是说,刘混康还没有入京,深宫中就已经没有孟皇后了,因此《茅山志》中所载的、哲宗请他为孟皇后治好“针误入喉”之疾的故事,也就完全不可能当真了。但入道后的“华阳教主”孟氏与民间的同行有无道学方面的交流?她会不会求刘混康为自己传过道?这倒是值得我们挖掘的另一个话题了。
  三、我在上文中推测说,“孟皇后的姐姐可能向刘混康求助过上清符水,以救自己的姨侄女福庆公主”,此说也已完全不能成立,因为福庆公主重病时,刘混康还在茅山,并没被诏至京城。但是,福庆公主的夭亡,可能倒成了哲宗将刘混康诏至京城任上清储祥宫住持的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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