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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符指责刘大彬的四条证据一条也对不上号 据孙玉成在《元版〈茅山志〉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中介绍，陈国符之所以认定《茅山志》的作者是张伯雨，是因为他从史书中查找到了四条“证据”： 一、.清时的“一代儒宗”（笔者注：此四字系我所添）钱大昕在其所著的《元史*艺文志》中，声称“张伯雨（著过）《茅山志》十五卷”； 二、明之成化年间出版的《杭州府志》中，有“张天雨，字伯雨，钱塘人，尝屏居（隐居）修《茅山志》，因号‘句曲外史’”的文字记录； 三、明代著名学者胡俨（笔者注：此人曾任重修《明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天下图志》等书的总编辑），在为元版之《茅山志》作序时，曾称“元原刊本（乃）张伯雨所书”； 四、《茅山志》的内容详尽周密，很有条理，一般的道士根本写不出来。 事实果真如此吗？下面扼要介绍一下孙王成对陈国符这四条“证据”的逐一辩驳—— 一、元版的《茅山志》及明之永乐和成化年间的重刊本，均为十五卷，但该志在被收入《正统道藏》时，有关编者觉得每卷的篇幅过长，与其他入藏作品无法统一，于是将十五卷拆分成了三十三卷。可是《元史・艺文志》的作者钱大昕，竟误将这同一版本的《茅山志》，当成是两个不同的版本，进行了重复收录。 孙王成问道：张伯雨与刘大彬是同一时代的茅山道士，怎么可能同时同地撰写出两个不同版本的《茅山志》来呢？就算真有这种可能，“井水”也未犯“河水”，何来刘大彬“窃取”之说？ 二、成化《杭州府志》说张伯雨因修《茅山志》而得号“句曲外史”，这段记载并不属实。据明人刘基所撰的《句曲外史张伯雨墓志铭》称，“句曲外史”之号，其实是张伯雨的朋友兼老师赵孟俯替他取的，并得到了张伯雨本人的认可。赵孟俯说：陶弘景得道于华阳，是为“华阳外史”，而张伯雨得道于句曲，也应该叫“句曲外史”。 孙王成说道：既然张伯雨“因修志而得号”之说不能成立，陈国符引用的这一“证据”也不足为凭了。 三、陈国符先生在引用“胡俨序中有‘元原刊本（乃）张伯雨所书’”之“证据”时，并未将他的原话摘录完整。该序之原文是这样说的：“茅山旧有记，而志则始于嗣宗师刘大彬，故元时所编集也。又，外史张伯雨所书极精洁。”孙王成说，明人江永年也为《茅山志》的重刊本写过序，该序曰：“旧志编自前元宗师刘大彬，传於翰林承旨赵孟俯，赞於大学士虞集，书於华阳(小误：应为句曲)外史张伯雨，世称‘四绝’。”以上两个序记载的是同一个事实，即元时出版的《茅山志》是由刘大彬编撰的，而张伯雨完成的是志书的抄录工作。孙王成还引用了明人李日华所著《六砚斋笔记》中的一段话，大意是：在书法方面，“张雨早得赵孟俯之墨妙”，因此他所抄写的《茅山志》，就是典型的赵体字，“并为世所称”。 孙王成指出：陈国符与钱大昕犯了同样的错误，都把“书写”的“书”误解成“著述”的“著”了。如果张伯雨真的是该志的编撰者，那么前面二序中“编自刘大彬，书于张伯雨”之说，又该如何解释？ 四、陈国符认为只有张伯雨才能编撰出那么有条理的《茅山志》，显然是小看了一代宗师刘大彬。刘大彬虽然在文学界的声望没有张伯雨高，但在道教界的影响力却远超过张伯雨。孙王成举例说，《元代江南道教》一书的作者陈兵，就曾在书中赞扬元时的茅山有着刘大彬、杜道坚等一批“长于撰述传统”的道士。他不但被朝廷敕封为“洞观微妙玄应真人”，还当过张伯雨书法老师赵孟俯的传度师。 孙王成强调：单凭张伯雨在文学界的声望，便断言《茅山志》的作者只能是他，也太不切实际了。 孙王成道长已把翔实的史料当作清水，为刘大彬洗刷了不白之冤。由于他的原文较长，恕我不便全文照搬，只能拎出以上重点，进行简介。 | 
发表于 2022-1-13 13:09:18
楼主
发表于 2022-1-13 14:5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