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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上清派第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的清誉不容玷污（4）
刘大彬不但未负张伯雨还有恩于他 张伯雨要想复归上清派的门下，必然要征得茅山“一把手”刘大彬的同意。这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巧的是，张伯雨与刘大彬是杭州老乡，不过俩人是至治元年（1320年）才相识的。尽管刘大彬早就知道当年张伯雨弃茅山而去的事了，完全有理由将之婉拒于山门之外，但是此时却表现出上清派宗师应有的大家风范，不但没有将他一把推开，反而因为“素奇其才”，立即让他当上了茅山崇寿观的住持。此说可见刘基为张伯雨写的墓志铭。 由此看来，刘大彬是个心胸很宽广的人，也是有恩于张伯雨的。 有意思的是，据《至顺镇江志》说，张伯雨是“因从三茅之招，（来）主崇寿观”的，也就是听从了三茅祖师的招唤，才特地前来茅山任职的。这显然是刘大彬顾及张伯雨的面子，帮他对外编织了这么个妙蔓的谎言。 张伯雨在重新登上茅山的那一刻，并接受了刘大彬的“工作安排”之后，也就正式恢复了上清派道士的身份。事后，他在纪念开元宫火灾的某首诗中透露：自己曾经“一飞三十载，营巢经十度”。他为该诗注解说，自己曾经分别在茅山的崇寿观、元符万宁宫、玄洲精舍等地居住过。看来，刘大彬不仅先后委任给他不同的职务，也给了他在茅山相当自由的、不同地方的居住空间。 更有意思的是，张伯雨在重返茅山的当年，就毅然出资，让人将自己与忘年之交赵孟俯一唱一和的二十首五言绝句，刻在了石头之上，以纪念郁冈山玄洲的那十处“真仙古迹”。 由于张伯雨为《玄洲倡和》所写的小序，在《茅山志》与《句曲外史集》中出现了两个略有不同的版本，前者说“书使刻石，以为山中故事”；后者则说“以记其处，仍书刻石山中”，因此，今人对此事也就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了：他究竟是让人刻成十块诗碑，运至各处竖了起来，还是在十处“真仙古迹”的所在地各择山岩而刻诗，拟或只是将这二十首诗共刻在了一块庞大的石碑上或山岩上？恕我也无法说清楚了。 不过，无论怎么说，这对张伯雨来说，都是一项“烧钱”的工程，除了要找人刻碑、运碑、竖碑或择岩、搭架、洗石、刻字之外，恐怕还得找人开辟连接各处“真仙古迹”的山道、设置路标、清除诗碑周围的荆棘，甚至还得在深山中架设几座简陋的小桥，以方便游人和香客前来观赏，没有相当数量的真金白银，怎么能应付下来？ 张伯雨才重返茅山，就迫不及待地掏出自己的那么多“老本”，在玄洲干下这么一件可能让茅山对外产生轰动效应的大事，大家不禁要问：他的动机是什么？ 我思来想去，张伯雨似乎只有一个理由：以此来向刘大彬表示自己对上清派忠诚，也隐含自己是要在茅山“将功补过”的意思。 由于张伯雨是出于某种目的，在很短的时间内赶干这件大事的，因此也就不一定能干得那么尽善尽美，甚至有点毛糙了。比如他有可能编出一处或数处景点，以凑足这十处“真仙古迹”。因为这十处“真仙古迹”中的某些地方，我们似乎一直找不到它最早文字记载的出处。再比如位居第八的“火浣坛”，纪念的是“紫轩仙人”林大敷的“火解”。林大敷,号紫轩,自称木通生，今之浙江温州人，茅山第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的弟子。他曾在玄洲精舍旁筑坛而居，并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二月十九日端坐在茅龛中，以焚香诵经助自己在熊熊的神火中“火解”了。此人在茅山的辈份仅能算是刘大彬和张伯雨的师叔，“火解”时距张伯雨为其立碑还不到三十年，就算他成了真仙，其“火解”之地说什么也算不得“古迹”啊！ 张伯雨的到来，确实加快了《茅山志》的编撰与出版步伐，从这一点上来看，张伯雨“应三茅之招”重来茅山之说也不为谬，那冥冥之中似还真有三茅真君的神助！ 就在张伯雨来茅山的两年之后，《茅山志》于1324年正式问世了（此说见“百度百科”。不过也有不同的史料说，《茅山志》出版的时间为1325年或1328年）。这一元刊本的《茅山志》，署名正是“上清嗣宗师刘大彬造”。 “嗣”，是续位的意思；“造”，是制作。用现代话来理解，刘大彬就是《茅山志》的“总制作人”、“总撰稿人”或“总编辑”。 凡是“老总”， 绝不会只是“光杆司令”，手下必然会有一支团队。刘大彬在《茅山志》中的角色，当是按照全国道教“总教主”吴全节的要求，与助手们研究策划、制定大纲、谋篇布局，然后向他们分派写作任务，自己则从中逐一指导，严格把关，精增细删，最后汇总付印。他既可以在闲暇时自当写作的“运动员”，也可以从头至尾只当审稿的“裁判员”。“总编”和“小编”并不是在同一层次的，前者没有精力、更没有必要把《茅山志》的写作任务全都揽入怀中。 这类的事，自古至今，屡见不鲜。上到古时候皇帝颁布的圣旨，下至当代村委会主任所作的工作汇报，都会有人起草代劳，可有谁见过圣旨或工作汇报上，特地注明其真正的作者是“某某大学士”或“某某秘书”？ 我们也都熟悉这样一句成语，叫作“盛世修志”。它告诉我们，编修志书乃是一种官方行为，只有在国家太平、经济充盈之时，官方才有能力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换句话说，包括《茅山志》在内的各种志书，都是由官方命令或授权编撰的，任何个人如果不具备官方认可的资质，即使所编印的“志书”水准再高，也会被视为“非法出版物”。 凡是文人，个个喜欢著书撰稿，张伯雨也概莫能外。但如果说张伯雨在“弃上清入玄教”之后，还在杭州自作多情地私编私撰《茅山志》，其可能性就应该为零了。试想，他如果不是上清派打入玄教的“间谍”，有必要在业余时间从事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地下工作”么？ 当然，出于文人的敏感和爱好，张伯雨肯定会在平时留心搜集一些茅山的史料、掌故和轶闻什么的。他在《玄洲倡和》的序中，能一口气说出或编出玄洲计十处很少有人知道的“真仙古迹”，便是明证。 不过广为收罗的写作素材，并不完全是志书所需要的内容。 据元人虞集的《道园学古录》、元人黄虞稷的《千倾堂书目》等多种史书载，张伯雨编撰的乃是十五卷的《寻山志》。请注意，是《寻山志》，并非十五卷的《茅山志》！ 一字之差，谬误千里。 另据《张雨年谱》透露，许多史书认为《茅山志》是张伯雨所编撰，这一谬误最早出自元代诗人萨都刺的《酬张伯雨寄〈茅山志〉》一诗。诗中有“怅余未识茅君面，喜得茅山道士书”之句。可是萨都刺没在诗中解释张伯雨送来的只是《茅山志》的手抄本，而非张伯雨“私印”的那本著述，这才造成了后人对张伯雨和刘大彬的一系列误会。 我还找到了明万历年间出版的《钱塘县志》，上面明确地记载说：“刘大彬……居茅山作《茅山志》，张伯雨为之书”。 话说回来，刘大彬既然以“法人”的身份出钱让张伯雨编修《茅山志》，他又有恩于张伯雨，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张伯雨顺水推舟地转让《茅山志》的署名权，也是件“一个哈哈两个笑”的事，既于自己无损，又还了人情，更合情合理更合法。 我们知道，直到今天，剽窃著·作·权之类的民事纠纷，仍属于自诉案，民不告，官不理，未经当事人的亲自委托，由他人代告则无效。张伯雨先生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对《茅山志》的著作权提出过任何异议，就说明他对《茅山志》作者的署名是认可的。六百多年后，陈国符先生忽然为他打起“抱不平”来，硬说他的著作让刘大彬给“窃取”了，这事本身就有点滑稽。 说到最后，我还想告诉您：元刊的《茅山志》绝不会只是刘大彬或张伯雨一个人编撰的，因为藏在该志中的某些瑕疵就很说明问题。比如在该志中，此处说《玄洲精舍》一诗系南朝之处士周弘让所写，彼处又说是张伯雨所作……这只能说明它们出于不同的撰者之手，而校对者又没能发现和更正。 这似也可以说明，刘大彬交给“出版社”付印的那本《茅山志》的正稿，也并非仅是张伯雨一个人抄录的，否则他是会悄无声息地堵上这些漏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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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3 18:55:54
发表于 2022-1-23 21:2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