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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帖是我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在《镇江日报》上的一篇短文,记叙的是原句容县水泥厂机修车间班长周贝宝老兄。其实我和他只有一面之交。我不再想称他为同志,更不想称他为先生,因为这都太老套了。 几十年了,这篇短文已泛黄成古籍状了,但我还一直保存着,并时时想打听一下:年长我一岁的周贝宝老兄,你的身体还好吗?现在哪里养老?
难得糊涂 他憨憨地笑着,不肯将油污污的双手递给我。当然,这绝非因为他的左食指有缺憾之处。 秋后的晚风送来了丝丝寒意,他却热得要敞开衬衫。 我不敢提“采访”二字,我只告诉他,自己曾与少姑山脚的石灰石有过4年的缘份,是他邻县的“矿友”。 他的记性真好,对悠悠往事全“历历在口”。 我冒昧地询问起他食指残缺的原因。那该是一个令他痛心疾首的故事,他却叙述得平淡如水:某个子夜,他在滑坡站台上抢修电机设备,忽然马达被人误启动了,于是如斯。 他毫无责备他人的意思,反而解释道:“那天太黑,灯又太远,我实在看不清对眼上螺丝,只好违反操作规程,把手指伸进去摸……”这简直是在作检讨了! 我正被他的豁达感动不已,陪伴着我的组宣科的杨科长插话道:“这处伤还不算什么,他的腰部……” 在我的要求下,他撩起衬衫,于是我看见了一条尺把长的刀痕。那是他与另一名壮工扛着数百斤重的风管上少姑山,被压趴、压吐了,可爬起来还是扛、还是干……数月之后,他甚至站不直了,才被领导硬逼着去就医。医生判他得了“腰椎突出症”,替他治疗的竟是一把钢凿…… 他还是丝毫没流露一点抱怨的音符,尽管他至今仍没有享受一个伤残者应该享受的待遇。他怨恨的只是自己“身体单,没经住压”。相反,他对原机修车间书记吴才根同志是十分感激的:“吴书记领着我去治伤,还掏腰包请我吃饭、请我看电影,他待我真好……”他的感情十分真挚。 我原以为一个人对使自己终身痛苦的事是会刻骨铭心的,他却糊涂得连伤在哪一年都排不出子丑寅卯了。我暗自奇怪:这老哥,怎么时而记性绝佳,时而又糊涂到地呢? 事后,组宣科的丁干事为我释了疑:“他啊,一谈到自己就犯‘糊涂’!” 果不其然,他真有这怪“病”。交谈过程中,他始终没谈自己干了哪些值得炫耀的事,也没谈他获过几次奖,创下哪些业。他的一些事迹我还是通过丁干事才采访到的。 据说在今年最炎热的一天,厂部的水泥选粉机突然出了故障。他为了把停产的损失降低到最少的刻度,连眉也没眨,一头就拱进去了。我真不敢想像人在蒸笼里、在水泥灰堆中的滋味。 如今有一些伟岸的汉子胸前总佩着郑板桥先生“难得糊涂”的徽章,不过他们信奉的是对世事糊涂的明哲保身的哲学。这是我断然不敢苟同的。我倒极钦敬他对自己的得失“糊涂”的品格。 他普通得如同少姑山中的一块石灰石。官也不大,只是机修车间的一名小班长,长得也无特色,下次我与他擦肩而过,也许就相逢而不识了。但我从此记住了他的名字。他姓周,名贝宝,刚过不惑之年,属兔子。不过我认为他真正的属相该是牛——一头无私的牛。
在以后的多年中,我一直都在思忖:自己在报纸上发表这种正能量满满的文章,对周贝宝老兄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当时也根本不是奉命前去寻找先进个人,只是到那里去转转,写不写这样的文章其实都无所谓。但他不会明白这些,只知道县里来了个“干部”,居然把他聊上《镇江日报》去了…… 此后,我一直在扪心自问:你是想激励他继续奋不顾身地工作,还是应该提醒他保重自己的身体?你的良心告诉你应该是后者,但你的客观效果却是在硬把他朝前推…… 我衷心希望周贝宝老兄还在句容的某套公宅或某个村庄里,健健康康地活着,没受任何此前因勤奋工作带来的病痛折磨。 如果您恰好认识周贝宝,请代我向他真诚地问一声好,祝福他永远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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