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x
道教上清派第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的清誉不容玷污（３）
玷污刘大彬的清誉也有辱张伯雨的智商 下面，我想另换角度，也为上清派的第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先生一正其名—— 所谓宗师，是指受人尊崇的、可以奉为师表的、某一学派、某一门派的开创者或重要传承人，用江湖上的话来说，宗师就是该派的“总舵主”、“龙头老大”或“当家师”；用当代的法律术语来说，宗师则是该派的“法定代表人”。 历朝历代宗教界的宗师都是得经过朝廷或官府认可的，否则在当时便不具备合法性。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一心向往西方极乐世界的佛教，还是期盼飞升到飘渺仙境的道教，都始终无法避免自己的教派成为国家框架内的一个特殊团体，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执政者的掌控。 据说先后向上清派第四十四代宗师王道孟和第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提议编撰《茅山志》的，乃是两次奉旨从京城前来茅山，为皇室做醮事的玄教第二代宗师吴全节。 玄教也称玄门，是元朝之初从道教龙虎宗里分衍出来的一个支派，它刚露出萌芽不久就引起了朝廷的极大兴趣。因为最高统治者觉得道教全真派的势力发展得过于生猛，唯恐它对朝廷产生巨大威胁，于是便全力拉拢和扶持这个新兴的玄教，目的自然是“以此道压彼道”了。 吴全节是朝廷敕封的首位玄教大宗师，他不仅“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还“知集贤院道教事”。用当代人能听得懂的话来解释，吴全节既是全国道教协会的会长，也是国家图书馆负责道教传播事务方面的副馆长。 如果您认为吴全节的这两个职务都属于有职无权的“摆设”，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首先，古代宗教界领袖与现代宗教界的上层人物，从表面上来说，似无甚区别，但两者的社会地位，是截然不同的。前者通常被视为佛祖或神仙的代表，可被皇帝尊为“国师”，直接参与甚至干预朝廷的政治事务；后者虽然也可进入人大、政协参政或议政，但他们的身份只能是某一特殊行业的负责人，他们和我们一样，同样只是国家公民，只能在相关的宗教场所内，从事政策允许的弘教活动。 其次，古代由朝廷批准设立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数量有限，远不如当代分工的细致和繁杂，但其实际管辖的范围却比现代的要大得多。比如古代的“集贤院”虽然只相当于现代的国家图书馆，但它的作用绝不仅仅是收藏各种出版物那么简单。那可是个极受朝廷重视的部门，其功能在某些方面甚至远远超过文化部，因为每一任集贤院的院长，都是由宰相亲自兼任的！ 再者，吴全节本人就是个传奇。因为此人“深知儒学”，不但是“朝廷有大谋议，必见咨询”的皇家高级顾问，还与当朝宰相一样，身佩的是一品官印，于是和当朝宰相在同一座“会议室”里平等议事，便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吴全节在奉诏外出传教的同时，还担负着为朝廷考察官员和发现贤才的重任；官吏之间发生水火不容的矛盾时，他经常主动出面帮助化解；有人遭灾遇难、受谴获罪时，他也愿意出面相救。且不说别的，因为得到他举荐而高升的官员，就达“数十百人”之多。 吴元节是一位在朝官员尊崇、在野信徒拥戴的特殊人物，在政界和道教界都有着非常显赫的身份。他第一次是奉元武宗之旨，于至大三年（1310年）来茅山为皇室做醮事，接待他的是上清派的第四十四代宗师王道孟。不过其时王道孟已有让位于刘大彬之意，对吴全节嘱其编修《茅山志》一事，并没有认真落到实处。 吴全节第二次上茅山，是于延佑元年（1314年）奉元仁宗之命来为皇室做醮事。这次接待他的已是上清派的第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此时的吴全节虽然还没被朝廷敕封为玄教大宗师，但能一连代表两个皇帝前来茅山举行宗教活动，足见其权势已如日中天。这一次与其说他再次“倡议”刘大彬尽快编修《茅山志》，还不如说他直接向刘大彬下达了死命令。 试想：刘大彬作为一位新上任的上清派宗师，在这么一位老资格的特殊钦差面前，有什么理由对其尽快编撰出版《茅山志》的要求置若罔闻、阳奉阴违呢？再说，据《诗韵句容》一书载，他在此期间已先后为茅山留下了至少十九首诗作，其深意当不语自明。 说一句大不敬的话：就算刘大彬是个从来不干实事的“老油条”，一再对吴全节布置的修志任务百般敷衍，张伯雨又怎么那么巧，恰好有一本才写好的《茅山志》能供他“窃取”呢？就算如此，张伯雨当真是个能任人欺凌的“软壳蛋”吗？不是有多如牛毛的史料说，张伯雨是个极其傲气的道家，连皇帝无条件送来的官冕都不肯戴到自己的头上，执意要回归道山赏风观月、吟诗作画、著书填词吗？刘大彬如果真的是只敢吃“窝边草”的“兔子”，他也得先看一看自己的“邻居”好惹不好惹吧？ 请相信，越是不爱金钱美女、越是不爱功名利禄的人，就越会用生命捍卫自己所钟爱的东西。如果张伯雨真的呕心沥血地编撰出了十五卷的《茅山志》，岂肯让刘大彬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窃了之”？他的鼻子底下没有嘴巴吗？他的手中没有毛笔吗？他痛心疾首地抗过议吗？他愤怒地撰文鸣过冤屈吗？ 没有，全都没有！ 既然没有，那你陈国符先生凭什么给刘大彬加上“窃取”之罪？这不但直接玷污了上清派第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的清誉，同时也间接贬低了张伯雨的智商！ 揭密张伯雨与上清派的真实关系有助了解事实真相 请再允许我为大家梳理一下张伯雨与茅山的关系，这对本文有着绝对重要的意义。 刘大彬是于1311年担任上清派第四十五代宗师的，其时，张伯雨29岁。 据今人丁雪艳所撰的《张雨年谱》载，张伯雨是20岁时在浙江弃家入道的，但直到1312年30岁时，才正式来拜茅山上清派第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的弟子周大静为师。有史料称他“悉受其教，受《大洞录》”并“豁然开悟”。 可令人意外的是，时隔仅一年的1313年，张伯雨竟从茅山回到杭州，转而师从了玄教道士王寿衍！ 这是一段很不容易让人理解的历史。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说，我实在无法猜测张伯雨为什么在“豁然开悟”之后，忽然又“反”出了师门。我只知道，就算学个泥瓦匠，也得三年才能满师；我更知道，任何“跳槽者”，可能都有他不便明说的缘由。 王寿衍只比张伯雨年长10岁，可他当时已是朝廷敕封的玄教四位真人之一了，他的身上佩有从一品官印，相当于今之国家的部长级官员，住持的是杭州最好的道观开元宫，管辖的是杭州地区所有的道教宫观。据说他对诗文书画都很精通，还是一位名振文坛高道。另据说他的追随者也很多，以致开元宫成了当时诗人和画家们云集的场所。 至于张伯雨的第一位师父周大静，史书上只提到他是上清派第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的弟子。许道杞在世时被朝廷赐号“凝和宣静真应法师”，这种赐号在道教界虽然已经很珍贵了，但与“真人”比，还相差一个档次。而他的弟子周大静，能否像他的另一个弟子、上清派的第四十四代宗师王道孟一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跃而成“真人”，史书上似无一字记载。 我实在无法在此让周大静与王寿衍再作横向比较，也不敢妄言上清派与玄教孰优孰劣，我也和您一样深怀疑窦：王寿衍比周大静的名气似乎更大，其爱好和特长也与张伯雨更相符，可张伯雨为什么偏要舍近求远，先来茅山投师呢？既然来了，为什么又要匆匆离去呢？ 中国人喜欢“为尊者讳”，张伯雨的这一段“跳槽史”，好像从来没有人肯往细处分析原由。我是个门外汉，写到此更是一头雾水。 就在张伯雨师从王寿衍不久，王寿衍就被吴全节调至京城了，于是张伯雨也随同他而去。在京城，张伯雨虽然隐迹于黄冠道士之中，诗文字画却被列为“当朝道品第一”。换句话说，王寿衍至多只能名列“当朝道品第二”了！ 据说就连玄教的大宗师吴全节，也曾以张伯雨为傲。 据元末明初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一书载，有一次张伯雨在吴全节所建的漱芳亭里赏景，直到下晚仍未归来。吴全节生怕他在外面迷了路，直到见到他回来，才放下心来，于是笑着罚他写一首诗。张伯雨忙写了一首长诗奉给吴全节，其中的“风沙不惮五千里，将身跳入仙人壶”之句，让吴全节看后极为欣赏，还特地将这首诗带到集贤院，让那里的文人们与张伯雨进行唱和，好一比高下。 张伯雨不愿在元仁宗的手下为官，但接受了元仁宗“清容玄一文度法师”的赐号，于1315年（一说是1314年初）离开京城，返回杭州，在西湖的福真观当起了住持。 迄今为止，人们都认为张伯雨的此举非常清高，具有天生的仙风道骨。不过刘基先生却在其墓志铭中透露说，张伯雨之所以“固辞还乡”，其根本原因竟是“恒以无人亲老为忧”，也就是担忧家中无人孝敬自己的老爸。其实张伯雨是有两个弟弟、两个姐妹和两儿一女的，让我们绝对想不到的是，他虽然已经出家十余年了，却比俗人更加注重“孝道”二字！ 刘基的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张伯雨的父亲捱到1317年就病故了，于是张伯雨特地在墓前结庐，为他整整守了三年孝，直到1320年才改去开元宫当住持。 史书上说张伯雨是“弃家入道”的，我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弃家”就是一走了之，从此六亲不认。其实张伯雨虽然弃了家，但从未弃过孝，他25岁那年母亲病故后，他就回家守过整整一年的孝。 无情未必真道士，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未被镀上神秘色彩的张伯雨。 据明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中说，杭州的开元宫是由宋时端孝公主的故宅改建的，其建筑为杭州“道观之魁”，可是此宫却于1191年被大火烧毁了。此后，王寿衍花了9年时间才重新建成。另据田汝成说，当年张伯雨曾经协助王寿衍，出过重建之力。 如果此说当真，那么，张伯雨早在成为上清派弟子之前，就已经在王寿衍的手下干事了。难道他前来茅山师从周大静，竟是在暗中奉了王寿衍的指令？ 这也是一个不解之谜。 1321年四月十九日，杭州城内突发大火，数万家民宅被毁于一旦，开元宫又一次不幸化为灰烬。它实在命运多舛，在整整的30年内，居然两次被焚！ 开元宫的被毁，对张伯雨的打击甚大，他曾用两句诗渺渺地流露出居无定所的哀痛：“自从羽翼成，栖身无定处”。也许无处栖身还不是他最大的痛处，最难应付的却是各种流言蜚语：你和你的师父王寿衍不都是高道嘛，你们不都是暗有神助嘛，怎么两个高道都护不住自己的同一个老窝，老是让它给大火烧掉啊？ 张伯雨是在1322年重回茅山的。 至于张伯雨为何要重返茅山，为什么没肯再去京城投靠吴全节或王寿衍？这还是一个不解之谜！ 我粗查了一下《张雨年谱》，张伯雨自从1312年离开茅山后，似乎并没为茅山的人和事留下过什么诗作；同样，他离开京城后，似乎也没有再与王寿衍有啥交往。 我由此斗胆猜测，此前的那些年，张伯雨与茅山的真实关系，并不像史书中记载的那么密切。似应这么说：直到1322年后，张伯雨才真正地与茅山融为了一体。也幸亏老天爷用大火将他逼来茅山永久定居，才使他成了名符其实的“句曲外史”！
| 
发表于 2022-1-20 17:40:34
发表于 2022-1-20 19:0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