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延生：句容的外来移民及影响（酒盅里的老句容）（十三日晚又有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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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原市志办主任朱延生老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朱延生从部队转业至句容县志办，此后一直从事地方志的编撰与审核工作。顺便说一下，此前县志办的主任名叫史新，是巫恒通烈士没见过面的女婿。此稿是我最近在网上偶尔发现的，觉得挺有意思，特此转发。）

句容的外来移民及影响

●朱延生

２００２年，句容市史志办到该市袁巷、天王、后白、大卓等镇调查了６个自然村（即村民组），召开了２个座谈会，走访了２０多位外来移民后裔，查阅了有关人口移民等历史资料，对句容移民情况及移民对句容经济和文化社会发展的影响作了一些研究。

外来移民的特点及其原因

句容有悠久的文明史。１９９９年在该市春城镇放牛山（春城第二窑厂）发现旧石器文化遗迹，说明３０万年至１０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宝华镇丁沙地文化遗址考证，早在７０００年前句容就有农业氏族聚落。句容西汉置县，是江苏省建县２０００年以上的１３个古县之一。据句容旧志记载，早在公元４世纪初，就有大批北方琅琊（今山东）人迁往句容北乡（今宝华）一带。《弘治句容县志》载：宋景定期间有客户（外来移民）３９９６户，人口达７２１３人；外来移民户占全县总户数（２６３６６）的１５．２％，客民占全县总人口（５１３４３）的１４％。清同治年间至民国初年，又有大批外来移民落户句容。以下从三个方面剖析句容外来移民的特点：

从村名乡名看，外来移民多散住在古村旁及山边、江湖周边。从新增村名看，《弘治句容县志》中所载的句容村名，没有一个称××棚的，叫××边的也只有３个，集中在今大卓镇北面。而现在该市叫××棚的村有１２８个，叫××边的村名有１５２个，称棚称边的村数共有２８０个，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１４％。这些称作××边、××棚的村，原居民都是外来移民。天王镇称××棚名的村最多，为３９个，占全镇自然村数（２０４）的１９．１％；郭庄镇称××边名的村最多，为２３个，占全镇自然村总数（１０２）的２２．５％。二是直接以移民原居住地名命名乡名。山东琅琊人在西晋时南下迁至江南，句容、镇江各有安置，在句容的琅琊人安置在今宝华镇西北及今黄梅镇东北一带，曾一度成立过琅琊县，县城距县治东北６５里，后撤县改为乡。据《弘治句容县志》载：琅琊乡有１４里２４村，如今宝华的鲍亭，黄梅的罗家庄、新塘，市开发区的赤岗村，都是琅琊乡管辖的范围。直到民国１８年（１９２９）６月江苏省颁布县组织法，县以下地方组织改为区、乡（镇）、闾、邻４级，句容划为９区１４４乡镇，由于乡的范围划小，琅琊乡名才消失。

从区域看，该市外来移民居住有相对集中的特点。河南移民大多居住在天王（包括原磨盘）、袁巷、后白（包括原茅西）、茅山、春城、二圣等句容南乡一带，天王、袁巷尤为集中。南乡的以××棚为名的村，原居民基本是河南移民。天王镇的南山棚子自然村，现有２１户，其中河南籍的１４户，苏北的７户，最早居住的是姓杨的，现有９户。南乡的一些古村河南移民也占相当比重。袁巷镇袁巷村是个古村，明《弘治句容县志》中就有袁巷的村名。现袁巷行政村居民，多数户的原籍为河南。袁巷第５村民组现有４５户，河南籍的占４０户，本地人３户，苏北籍的２户。市内河南籍的移民大多来自于河南省的光山县和罗山县。江（苏）北移民大多集中在该市北乡，市南乡一带也有不少苏北移民。大卓镇刘家棚子（原生产队，现村民组）共有２９户，其中苏北籍１７户。刘家棚子无河南籍移民。山东琅琊人的后裔大多居住在原琅琊乡，即今宝华、黄梅一带。湖北籍移民在郭庄、下蜀的圩区落户较多。湖北、湖南、安徽籍的移民，大都是太平天国后期在句容落户的清军中的湘、淮、楚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浙江温州、台州的移民在句容山区落户棚民也有一定数量。在句容外来移民中，河南籍量最大，其次是苏北籍。

从移民的时间段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间段。第一阶段大量移民是东晋大兴三年（３２０），晋琅琊王司马睿和一些大官僚地主率领他们的宗族、乡亲，私人武装队伍和大批乡民南下，集中居住在京口和广陵（今镇江和扬州），部分居住在县境北部地区。第二阶段大约在南宋时期。句容、镇江、南京一带是岳飞抗金的重要战场，由于战争，本地居民伤亡不少，北方居民由于战乱大量南下。据句容旧志载：从宋乾道（１１６５～１１７３）到南宋景定（１２６０～１２６５）不到１００年时间，句容本地主户减少３５２７户，客户增加１５００户，客户占主户的１７．８％第三阶段大量移民是清同治年代之后。句容经历太平天国战争长达１１年，清总督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军，采取“欲拔根本，先剪枝叶”的残酷手段，平民百姓残遭杀害，人口大减。光绪《句容县志》载：“咸丰丙辰、庚申两遭兵火乱后，遗黎不足十之二”，农村“人烟断绝”、“村野为之一空”。同治六年（１８６７），清廷下旨裁撤大批在江南的湘、淮、楚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仅楚军就有８０００人，在句容圩区安家务农。太平军在天京（今南京）陷落后，约有３０００人逃到句容茅山山区，落户成家。据史料记载，清同治初，有温州、台州、安庆等处棚民来句容垦荒务农，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荆州、豫州客民来浮山、方山、历山、丫髻山、瓦屋山一带开垦种植。第四阶段大量移民是从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期间。其原因一是句容一些实业家兴办场圃，垦荒种植，开矿办厂。如茅山的华兴垦植公司、东乡的华桥暨南垦牧公司、句容北乡的小铅矿、煤矿十多家。这些场圃、厂矿吸引了一批外来客户落户句容；二是自然灾害，特别是水旱、蝗灾的影响。为了生存，河南、苏北一些客民相继来句容落户。三是战争，为躲避战乱，一些外出逃生的客民也落户句容。新编《句容县志》载：民国元年（１９１２）至民国２２年，全县迁入客民４６８０户，约占全县总户数（５６５２４）的８．２％；民国２４年，句三区（今市东南一带）５．７万多人口中，有客民１．２万多人，约占五分之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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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移民对句容经济发展的影响（２）

移民对一地的经济发展，是促进还是阻碍，关键看移民的素质，是真正的移民还是难民。但总的来说，外来移民对句容经济发展的影响，应该是利大于弊。

第一，外来移民对句容战后的经济恢复和开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表现最为明显的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的经济恢复。太平军与清军在句容境内拉锯战打了１１年，太平军两占句容城，句容四乡皆战场。战争造成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人口锐减。据句容旧志记载：清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句容有丁男３０６９６８人，到清同治年间（１８６２～１８７４）的前期，人口不足６万人。许多村庄满目伤痕，人烟稀少。太平天国后的移民高潮，不仅给句容带来了人气，而且对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句容经济起了重要作用。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之后的句容移民，是句容历史上移民最多的时期。到了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句容人口已恢复到１１８７００多人。第二个时期是民国初年至抗战爆发前夕。民国元年，句容人口不足２０万。句容地多人少，兴办实业需要人去开荒开矿。这个时期又有一批移民（主要是河南籍和苏北籍）落户句容，为句容的经济开发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第二，外来移民给句容原居民带来了观念的更新和经济的活力。清乾隆《句容县志》记载的４３２个村，有７０多个村始建于唐朝以前，绝大多数坐落在市（县）南部，其余一些村庄，一般是在宋朝一些宦官家庭和庶民南渡之后发展而成。从这个角度证实，句容苏北乡人大多是外来移民。但从句容近代以来经济发展来看，句容经济发展是由北向南推进，北乡好于南乡。究其原因，我办在编纂《句容县志》时曾作过探讨，除了近代句容北乡的交通条件要好于南乡之外，外来移民对句容原居民的观念更新是一个重要因素。句容南乡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下（蜀）宝（华）亭（子）人太精，不好处；还是南乡人大方好客。这种说法当然不妥，但从别一侧面，反映句容北乡人经商意识强，观念上与南乡人有差异。

外来移民对句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副作用客观地分析也是有的。特别是太平天国后来的移民，不少是难民，经济条件差，文化低，这样的移民多了，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一定影响。据旧志记载，句容从建县始，汉、晋、隋为大县，唐为望县，宋为次畿县，元明清为上等县，民国为三等县。句容在民国为什么降为三等县，原因是多方面的，人的素质问题应是原因之一。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搞计划生育，句容南乡的计划生育工作难度最大，查其原因，与其移民多、文化低有关，而句容东乡例如白兔镇，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句容的先进，除了工作力度大外，与句容东乡群众文化素质高有关。再剖析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句容各镇经济发展情况，句容南乡的经济基础差，人的整体素质包括文化和经商意识都不如东乡和北乡，发展经济的难度要大于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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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搞计划生育，句容南乡的计划生育工作难度最大，查其原因，与其移民多、文化低有关，而句容东乡例如白兔镇，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句容的先进，除了工作力度大外，与句容东乡群众文化素质高有关。


如今不再实施“计划生育”的国策，而是放开二胎、甚至鼓励生三胎了。不知现在句容南乡与东乡在这方面的差别，究竟大还是不大？
期望能继续读到这一方面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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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移民对句容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３）

句容北濒长江，古有河道通长江，破岗渎古运河东达太湖、西通秦淮；近代有沪宁铁路及宁杭、常溧公路等，加上道教圣地茅山、律宗名山宝华，句容人与外界交流频繁。外来移民对句容文化和社会生活影响表现在：

一是方言：句容县名由来，新编《句容县志》记了三种说法，一是以山取名；二是以山、水取名；三是以语言取名。语言学专业研究人员认为，句容在春秋战国时代是古越人居住的地方，他们说着一种与华夏语完全不同的语言。根据方言专家的研究，正宗的原居民语言应为吴语尾。讲吴语尾的只有句容县城原居民后裔和句容东乡人（即陈武、行香、白兔和春城部分地区）。从方言上判断，句容城区及句容东乡，是句容原居民后裔仍居住比较多的地方。句容西北部接近南京，其方言接近南京话；句容南乡从河南、湖北迁来的移民多，他们的语言对当时的原居民影响极大。特别是天王（含磨盘）、袁巷一带，句容版的“河南话”（还不是正宗的河南话）占统治地位，一些南乡的句容原居民后裔，也被“河南人”俘虏，说起“河南话”了。笔者父母住在原磨盘乡朱巷村，朱巷是个古村，笔者祖籍是句容原居民，但父母以及在老家的弟弟，都是一口的“河南话”。

二是地方戏曲。新编《句容县志》载：“远在百数十年前，句容县昆曲盛行，闻名于外，扬州、镇江、江宁等埠亦尝来币聘。由于太平天国战争，加之战后瘟疫流行，句容人口锐减，原有地方戏剧剧种已无从查考，且已失传，现存在剧种及戏剧活动形式，大都由客民传入”。由外来移民传入的戏剧，有代表性的两种剧种。一是花鼓戏，流行于天王、袁巷、磨盘、茅山等乡镇，其代表人物是原句容南乡庆胜花鼓戏班班主方元庆及其成员陈金山、杨光荣、杜庄荣、陈关英等人，新编《句容县志》还为陈金山立了传，以表彰他在戏曲文化上的贡献；另一个是香火戏，旧称小开口，又叫江北戏，句容的香火戏由苏北人传入，流行于句容南乡农村。该戏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最为盛行，６０年代末便逐渐衰落消失。

三是民俗。外来移民对句容原居民民俗习惯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进步以及生活的改善，而逐渐消失，风俗习惯逐步趋同。我们调查了年龄较大的河南籍移民后裔，他们还能讲出一些与本地人不同的风俗习惯。但年轻人就讲不清了。例如丧葬，清明祭祖，河南人病故后坟墓是带尾巴的，即三角形，而本地人病故后坟是圆锥形；清明上坟，河南人用草纸叠成十字形压在两坟帽之间，本地人是用白纸剪成若干洞挂在坟帽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河南人后裔认为在坟帽间放草纸不雅观，也学本地人挂白纸了。河南人来客上菜，特别是贵客，都是菜成双，如１０个菜要上２０碗，但现在这些风俗已几乎不存在了。河南人中堂挂的是“祖宗照穆神位”，本地人中堂挂的是“天地君臣师”。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和社会进步，现在几乎看不到中堂挂上述条幅了。在婚嫁方面，仍还保留一些习俗。河南人嫁女儿，回亲时只有娘舅、哥哥（无哥去弟弟）能去，本地人凡女方亲属都可以去。结婚一个月后，本地人要去做“满月”，而河南人无此风俗。但这些风俗在城区也区别不大。在节庆方面，本地人腊月二十三要“送灶”，即过小年，河南人无此俗，但正月十五很热闹，玩龙灯、摆宴席、过大年。现在这一风俗也逐步淡化，不论本地人、河南人、江北人，春节都是最热闹的，本地人的腊月二十三“送灶”习惯仍有，但也不是过小年了。老百姓讲得好，过去过年过节无非吃得好一点，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天天像过年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