笪重光留给我的几个谜团（酒盅里的老句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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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乾隆句容县志》对笪重光为何既当“甄士隐”，又当“贾雨村”

　　最近我一直怀疑，在大清，至少直到乾隆朝，笪重光依然是个被“半封杀”的特殊历史人物。

　　我为什么会如此认为呢？其重要根据是《乾隆句容志》中对笪重光的有关介绍。

　　在《乾隆句容县志》中，对“乡贤”笪重光编撰《茅山全志》这一史实，并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竟完全当起了“甄士隐”！

　　据《茅山道院》网记载，笪重光曾经“在元朝刘大彬《茅山志》的基础上，编撰了元末至清初茅山道教历史沿革的清《茅山志》(笔者注：此书现名为《茅山全志》）。清《茅山志》编撰于康熙八年(1669年)，这时笪重光已隐居茅山达10年之久。清《茅山志》与元刘大彬《茅山志》相比，增加了一些内容，如茅山全景图、宫观名泉洞记、明清诗词及道秩考等。今天看来，清《茅山志》记载茅山道教事件太简略……明清两朝道教事件就更简略了，这是清《茅山志》的一个缺点。但它毕竟记载了元末至清朝三百年间，茅山道教历史沿革和传承之史料。”

请注意：笪重光所编撰的《茅山全志》，是于康熙十年（1671年）印刷出版的，而《乾隆句容县志》的出版时间，据我推算，约在乾隆十五年（1785年）左右，其间相隔了114年许。也就是说，《句容乾隆县志》的编撰者应该完全知道笪重光编撰并刊行过《茅山全志》一书的史实。

尽管笪重光所编撰的《茅山全志》，可能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至少“增加了茅山全景图、宫观名泉洞记、明清诗词及道秩考等史料”。笪重光搜集的元代中后期、整个明王朝和清代早期文人墨客们吟咏茅山的重要诗文，笪重光所保存的华阳洞正副灵官（即掌管祖传印剑、主行符箓）之姓名籍贯及任职时间的重要史料，对提高茅山乃至句容的知名度，对后人研究茅山道教的传统文化，都有着无法估量的历史意义。无论怎么说，《乾隆句容县志》在介绍笪重光这位重要“乡贤”时，都应该介绍他的这一功绩。

可是，乾隆朝句容县志的有关编撰者，明知此事却不肯在县志中略加简介，这就是不能提或不便提及了。

为什么不能提或不便提？

是不想让介绍笪重光的文字过多？是为了不让他在县志中的份量显得过重？还是该县志在“终审”时，有关的段落让“终审者”给删掉了？

这正是我最近的一直困惑之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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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让我困惑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乾隆句容县志》上还有曾这样的记载：

（笪重光）居润州，海寇犯城，光同张湘晓登陴固守，缒城请援。事平，敕赐“功宣屏翰”。雍正甲辰，巡抚张公题请与张湘晓每岁加祭一次，以旌忠勇。

上面的一段话我如果不加以注释，一般的读者是看不懂的。

原来，笪重光被家属花重金保释出狱后，最先是回到了镇江定居。顺治十六年（1659年），被清政权称为“海寇”的郑成功与张煌言，开始了围攻镇江之大战。

说到郑成功，我们大都只知道他是位“民族英雄”，其实他的许多故事，我们并不太清楚，在此，我有必要给大家简略地介绍一下。

郑成功的父亲本是位海上的走私贩，不过后来被明廷招安为官了。此人共有五个老婆，其中的二太太是个日本人，郑成功就是这位二太太在日本所生。

郑成功本名郑福松，是在福建长大的。他曾经在位于河南商丘的“南京国子监”深造过，这可能相当于现在进了上海的复旦大学读博吧。

郑成功师从过江浙名儒钱谦益，钱谦益将他改名为郑森。

清军侵占江南后，郑森的父亲与叔父率兵在福州拥戴唐王朱聿键为“隆武帝”。隆武帝非常赏识郑森，并赐他姓“朱”，名“成功”，于是郑成功也被大家称为“国姓爷”。

此后，郑成功多次领兵与清军作战，并拒绝随父亲一道降清。

清军占领福建后，郑成功的日本母亲自杀殉国，郑成功极为悲痛，不但用日本人的传统葬礼了他的母亲（即剖开其腹，洗净其肠，重新纳入其之腹中再葬掉），还用黄金为她铸了一尊金像，珍重供奉。

此后，清军竟用烈火镕掉了郑成功纪念母亲的这尊金像，郑成功也因此和清政权结下了无法调和的国仇家恨。

隆武政权灭亡后，郑成功开始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并被南明政权的永历皇帝册封为“延平王”。此后，他多次拒绝大清顺治皇帝的招安，并于1659年再次率兵北伐，会同永历皇帝的兵部左侍郎张煌言，于当年的初夏一举攻占了镇江。

据《清史稿》载，其时，大清的“江南提督管效忠败走，镇江知府戴可进、副将高谦投降”，但笪重光并没有肯背叛清政权。此前，他曾与正在镇江守孝的原吏部郎中张湘晓，向知府戴可进献过“定谋攻敌”之计，但戴可进并没肯听他俩的，他俩“恸哭力争不得”。

张湘晓与笪重光当时是否如《乾隆句容县志》所言，当时曾经“登陴（注：“陴”在这里，也就是城墙的意思）固守”过？我认为这或是溢美之辞。当郑成功与张煌言所率的“大明”军队攻来时，连大清的一品武官、江南提督管效忠都率领着部下逃得无影无踪了，笪重光、张湘晓这两位“乡贤”级的人物，又能领着什么人固守在镇江的城墙之上呢？要知道在当时，郑成功与张煌言是代表着“大明”正在恢复汉室啊！此时的汉族老百姓们谁还肯公然站出来与他们对抗呢？

据《清史稿》称，笪重光后来是“依张湘晓之计，缒城而下，赴常州、杭州”去了，也就是从城墙上缘着一根绳子爬下去逃跑了。至于他是否如《乾隆句容县志》所云，是去请援兵了，《清史稿》上并没展开细说，只是引用了战后朝廷派来的官员、“苏松巡视”马升的一份报告，对张湘晓与笪重光用了“名节克全”四个字进行“小结”。所谓“名节克全”，也就是说这两个名人在镇江的此次战乱中，没肯“附逆”，保全了自己的“名节”。

不过在《丹徒县志》中，又是这么说的：当“海寇”犯镇江时，张湘晓与“御史笪重光”环城而守，清政权的副将高谦与知府戴九道（进）认为他俩“不便于己”，想把他俩抓起来。张湘晓与笪重光知道后，连忙用城墙上坠绳往下逃。但此时城门已被打开，笪重光逃掉了，张湘晓却没来得及逃，于是换上便装出了东门，前往常州与杭州搬救兵去了。

如果《丹徒县志》所云是真，那么被搬来的救兵还真与笪重光无关。

话再说回来，就连张湘晓事后都没有得到大清朝廷的嘉奖，笪重光又何曾得到过《乾隆句容县志》上所称的“敕赐”《功宣屏翰》之匾额？！

所谓“功宣屏翰”，意思是说笪重光的功绩很大，是国家的重臣。

假如笪重光事后真被顺治皇帝亲自赐给过这样的一块匾额，那他早就会官复原职，且连升数级了；笪氏家族也肯定会将这一极为重要的史实载入家谱《笪氏家乘》了；后来续纂的《光绪句容县志》和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句容县志》，更肯定会详细地进行记录了。

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这只能说明，《乾隆句容县志》上的这一“史料”，是一段完全不属实的“贾雨村言”！

请随我一同细想一下，为什么《乾隆句容县志》上连笪重光编撰过《茅山全志》的真史料都没有一个字的记载，却又编造了这么一段无根无据的假史料？

也许，我只能说也许了。也许《茅山全志》出版后，当时的御用文人们认为它“不入流”，于是来了个故意视而不见。

你可能会说，大概是《茅山全志》出版的册数太少了，在编撰《乾隆句容县志》时已经失传，所以没有记载。

但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从笪重光的《茅山全志》出版到《乾隆句容县志》出版，其间虽然相隔了一百多年，但这段时间内并没有经历过重大的战乱，再说县志的编撰者在写稿之前，肯定会多次上茅山来搜集相关的史料，茅山的道士们不可能向他们漏掉这一极为重要的史料。

至于《乾隆句容县志》为什么敢公然杜撰出笪重光曾获得“敕赐”匾额一事，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事件”哟！我实在想不出其中的“别别窍”，就此期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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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笪重光与张湘晓在郑成功攻打镇江时是否“登陴固守”过之事，清初史学家计六奇先生在其所著的《明季南略》一书中也略有提及，不过这又是个另一版本的故事了。我试着翻译了一下——

……其时镇江守将高谦与太守戴可立（进）站在炮城上，郑成功的一个部下骑着马来到城下，大声高呼：“快快献城，否则我们就要大开杀戒了！现在外边的清军已被我们杀尽，你们要是不相信，请看杨篷山（注：这里所说的杨篷山，应为镇江旧城外的阳彭山，老百姓谓之‘凉棚山’，那里当时是清军守城的据点）！”

守城的官兵十分害怕，只有一个名叫郝十的痞子平民胆子较大，对城下回答说：“我们正在商议怎么个出城投降法，明天中午再会吧。”

于是郑成功的那个部下就策马回去交差了。

此时，高谦、戴可立（进）与曾经当过官的“乡宦”笪重光、杨鼎、陈干、王鼎纪等，都在城上商议对策，其中王鼎纪的年纪最长，退休前的官阶也最高，他对太守戴可立（进）说：“老大人，您只要随机行事就行了！”

王鼎纪的这句话，就等于表态支持高谦与戴可进投降了。

当大家商议如何投降时，“笪重光与张九征（注：张九征即张湘晓）恸哭力争不得，乃遁去。可立（进）泣一夜，撤守城兵……”

如果《明季南略》的这段记叙是真的，那么，笪重光当时根本就没有“登陴固守”过镇江，而是被高谦与戴可进请上城头来商议是否投降郑成功一事的。笪重光在审时度势后，觉得郑成功“抗清复明”的最后成功机率并不大，于是在当晚就逃跑了。如果他是在白天从城墙上缘绳逃下，很可能会被某一方当成活靶子。至于张湘晓，则有可能当时都没有到城墙上来。

笪重光被罢官后，因为戴有“永不叙用”的“帽子”，一直无法重入官场，但张湘晓则不同。他在丹徒守孝期满后，就去京城当上了稽勋司的郎中，这一官职，可能相当于现在国家人事局内分管官员工资的一个司长，后来他又当上了可能相当于现在江西省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更重要的是，张湘晓的二儿子张玉书，还当过康熙朝的内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这内阁大学士可就是大清的宰相了！

因此，尽管张湘晓那天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登上城头，但地方志上还是会硬把他“塞”上去的。

由于张玉书在生前死后都深得康熙爷的器重，因而被赐“功宣屏翰”之匾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了。张玉书的老家在镇江，这块匾可能也就被悬在张家的老宅子里了。

估计《乾隆句容县志》的某位编撰者在听说张家有这块匾后，竟张冠李戴，认为这块匾乃是康熙爷送给张湘晓的。也许他还想当然地认为，既然张湘晓与笪重光共同“固守”过镇江城，张湘晓能被敕赐该匾，笪重光也应该享受同等待遇吧……

于是谬误就这么产生了。

我大不敬地认为，笪重光绝对不可能被康熙爷赐过“功宣屏翰”之匾。因为就算当年笪重光真的登上镇江城头抗击过郑成功的军队，康熙爷也不会夸奖他的功绩超过了所有的重臣。那四个字，只能是康熙爷为张玉书量身定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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笪重光的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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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笪重光有没有被在“乡贤祠”“每岁加祭一次”？

　　在我国的明清两朝，各地官府曾经建有“乡贤祠”，以在春秋两季祭祀当地有声望的已故名人。不过这些名人是得经由大官的推荐与认可的。

据《乾隆句容县志》载：“雍正甲辰，巡抚张公题请与张湘晓每岁加祭一次，以旌忠勇。”

照此说法，笪重光和张湘晓因为忠于大清朝廷，能在关键时候抵抗“海寇”郑成功，因此“巡抚张公”要求地方官府每年得分别再多祭祀他们一次。

雍正甲辰年为公元1724年，也就是大清的雍正二年。

“巡抚张公”也就是江苏巡抚张楷。江苏巡抚，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省长或省委书记。

可是，张楷是在1725年才升任江苏巡抚的。1724年二月，他刚从浙江督粮道升任为江苏按察使，有点相当于从现在浙江省粮食局局长升任为江苏省政法委书记。也就是说，在1724年，张楷并非是江苏巡抚。

众所周知，政法委书记是统管司法工作的，特地向地方官府“题请”给谁在“乡贤祠”“每岁加祭一次”的工作，并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

另外，就算《乾隆句容县志》在这件事情上记错了张楷任江苏巡抚的年限，可是，前面我已经给大家分析过，笪重光与张湘晓似乎并没有过“登陴固守”镇江、抵抗“海寇”郑成功的史实，因此，这有关“巡抚张公题请与张湘晓每岁加祭一次”的记载，就失去了“旌其忠勇”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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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关笪重光晚年在“汉龙山”修道的传说确属无稽

　　清代中期，满清贵族中出了个名叫爱新觉罗·昭梿的文人，他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卒于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是努尔哈赤次子礼亲王代善的第六世孙，此公爱好文史，与魏源、龚自珍、纪昀、袁枚等名士互有往来。

　　嘉庆二十年，昭梿不知因何事致罪，被革除王爵，圈禁三年，不过半年后又被释放，但未被复其爵位。他病故后，有人将他的文稿搜集整理成《啸亭杂录》一书。

在《啸亭杂录》一书中，有着这么一段记载：

　　　　　　　　　　　　　　　　　　　　　　　　笪侍御
　　笪侍御重光，句容人。居官有直声。尝劾明珠、余国柱二相国，弃官而去，不知所终。

　　有吾邑金氏子，随其舅氏之官甘肃，遇道士于汉龙山，年九十余，作江南语。状貌伟然，颇善书法，自云曾为谏职，以劾权相去官。然自称绣发真人，不言姓字居里。金氏子屡叩之，不告也。后金氏子归告诸士大夫，皆云其状仿佛侍御，然终无左证也。

　昭梿刚出生时，笪重光就已经逝世84年了。但昭梿对笪重光这位老前辈显然相当尊重，很可能出自同病相怜，因为昭梿自己也曾经获罪入狱过。

　昭梿在此文中所说的“吾邑金氏子”，我曾经以为说的是句容有个姓金的人。但昭梿并非句容人，他说的“吾邑”，应该是北京。

　北京这位姓金的人，随着当官的舅舅去甘肃上任，在不知哪个省的“汉龙山”遇到了一位老道，那道士九十余岁，江南口音，自称“绣发真人”，说自己当过朝廷的谏官，因为弹劾权相而被罢黜。金某多次向老道打听他的真名实姓，老道都不肯说。

　回到北京后，金某把这件事告诉了朝廷的一些官员，大家都认为那老道可能就是“笪侍御”，因为笪重光一连“弹劾”过明珠与余国柱两个相国，并“弃官而去，不知所终”。

　尽管昭梿知道这是个并无佐证的故事，但还是记录了下来。

　此后，《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又在志末的“志余杂俎”中原文转载了这一故事，转载的目的，可能是觉得好奇，也可能是觉得好玩。

　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笪重光根本没有“弹劾”过明珠与余国柱，也没有“弃官而去”，更没有“不知所终”。金某在“汉龙山”见到的那位老道，根本不可能是笪重光。别的不说，笪重光如果当时真还活着，又真的就在“汉龙山”修行，他的年龄肯定要比那老道更大许多。

　有关我对笪重光某些史料的疑团，到此已经基本上写完了。

　临了我还想絮叨几句：

　一、绝非我的学识有多高，我全是仰仗了互联网的帮助。如果没有互联网，我就不可能无端地怀疑笪重光与明珠有任何瓜葛。如果我偶尔发现了其中的疑窦，又想证实笪重光并没有“弹劾”过明珠，就得花钱买许多的史料，或到南京图书馆的古籍部去翻找一大堆的古书。可现在，我只要一点鼠标，就基本ＯＫ了。

二、鉴于古代的文人缺乏各种史料，因此他们所写的笔记、野史、地方志，甚至正史，都可能有种种的不实，需要我们这代人一一进行甄别，并加以更正。

三、包括我在内，几十年前写的句容文史资料，也会有着许多的不实之处。务请引用、改写者加以注意。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