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看到的句容与茅山

赶场子的逛客

为了大家阅读方便，也为了让“酒盅里的老句容”这一栏目能够不时有新的文章加入，我特地将已在“多年前的老句容是什么样的”里发表的帖子，重新编发在这个栏目里。如果您已经看过，就另请翻篇吧。

九十多年前的老句容是什么样子

    最近我购得一本旧书，作者名叫盛成，此人是二十世纪早期中国一位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为一身的著名学者。他1899年2月6日出生于江苏仪征的一个家境没落的汉学世家，1910年曾出家于镇江金山的江天寺，师从著名的“革命和尚”黄宗仰，同年与其兄盛白沙（民国烈士、功臣之一，曾任广州革命军政府海军“肇和舰”舰长、汕头海军临时舰队指挥，并协助孙中山平息陈炯明叛乱,系孙所倚重的革命中坚。1923年为叛乱分子杀害）一起秘密加入“同盟会”，结识革命家黄兴，得其大赏识因而更为现名，号成中；次年参加“辛亥革命”光复南京的战斗，年仅12岁，是称誉一时的“辛亥三童子”之一，因有特殊贡献而置身南京方面欢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代表行列，并得到孙本人的亲切嘉奖和勉励；随后先以优异成绩考入临时政府创办的陆军学堂，学堂胎死腹中，旋入铁路学校，再求学于佛、儒学大师欧阳竟无。

    1914年，盛成考入上海震旦大学读法语预科。三年后，他考入长辛店京汉铁路车务见习所任职。在“五四”运动中，盛成与北大学生一起冲击东胶民巷，火烧赵家楼，后来他被推举为长辛店铁路工会的代表。在这次运动中，盛成与周恩来、许德珩等学运领袖，结为亲密的战友。

    1919年年底，盛成满怀着寻求科学救国之道的理想，登上了“勒苏斯”号邮轮，开始充满艰辛的留法勤工俭学之旅。

    二十年代初，盛成加入法国社会党，并参与创建了法国共产党，是该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盛成应法国文豪罗曼·罗兰的邀请，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妇女自由和平促进大会”。但是由于盛成的言行和思想与当时完全听命于苏共的法国共产党存在很多分歧，使得他最终告别了政治舞台。在一阵迷惘之后，他开始潜心于学术研究领域。

    三十年代初，盛成从海外载誉归来，先后到北京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和兰州大学执教。也就是在此期间的某年某日，盛成曾经来过句容，并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老句容城内大圣塔周边当时的一些景象。

    据他说，当时大圣塔下面的崇明寺是小车子的天下。而句容的宝塔是“七八年前”被烧掉的。

    据史载，句容的大圣塔是在１９２６年被烧掉的。由此推算，盛成此次来句容的时间，应在１９３２年或１９３３年。

    据盛成说，这座宝塔当时连烧了整整“16个昼夜”，只剩下一个“玲珑底（的）骷髅”。“宝塔下面是崇明寺，远远地是一座天主教堂和它尖方的钟塔。在这中间，却有无数茅棚以及逃荒者。”

    此文作者在此所说的“天主教堂”，建国后被改建成了“句容县人民政府第一招待所”，也就是老句容人都熟知的“一招”。那座教堂我还略有点印象，好像是被改成了“一招”的来客登记处。不过作者所陈述的“尖方的钟塔”，可能太具有宗教色彩，于是在改建过程中被拆除掉了。

    据我采访所知，当时的大圣塔，就位于“老县中”正门西边的围墙外，也就在“建设路”（？）马路的东边。据我估猜，当时崇明寺的遗址，后来可能有一大部分被包围进了“老县中”。

   当时，崇明寺旁的空地可能还是句容城内的集市，因为作者看到有“好几辆小车子，推着木柴、松枝、米鞘带，走茅棚边转过来了”。这种小车子，当时还是句容人出门的“坐骑”，它“独轮双座，可以坐人，可以载货，车夫的旱烟袋，常放在车后篓子里面，带子套在肩膀上，双手持着八字形的车辆，向前推进”。

   说到独轮车，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插队镇江丹徒时，它还是许多生产队农民们唯一的运输工具。

   顺便一说：我所在的农村位于沪宁铁道边，建国前，村里的大多数男性青年都前往上海“学手艺”，并逐渐用赚得的钱在村里盖上瓦房。那时，留在村里种地的男人并不多，并被称为“没脚蟹”，意思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本事的。

   男性青年每逢过年回来探亲，便是其妻子最开心、也最荣耀的时刻。妻子们会推着独轮车，沿着小田埂来到火车站，然后连着丈夫与他所带的行李与礼物一同推回来。再然后，丈夫天天早上还没起床，妻子便会打三个荷包蛋送到床前，让丈夫在床上先把蛋吃了再起身。

盛成说，欧洲人认为欧洲人认为车子是巴斯噶（1623－1662）的“大发明”，但陆游入蜀过吕城闸于宋辽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六月十五日就见过独轮车了。

盛成继续写道：“双轮的大车子不能到的地方，这就是独辕小车子的区域……宝塔的头秃了，教堂底（的）钟声不响，土壁之下，一群子野孩子；毕户（毕户：草房）之前，一个老妇人，在这个午天光华之下，一个集团的车子，咨輘（咨輘：独轮车在行进时发出的响声）底（地）向前进！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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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多年前的外地人如何上茅山进香（续一）
上回我引用盛成老先生的文章，为大家介绍了九十多年前的老句容是什么样子。由于盛成当年是从苏北仪征来茅山进香的，只是在路过句容县城时，顺便进来看了一下大圣塔，因此说得并不详细。但他对当年上茅山进香的全过程，却有相当具体的描述。
据盛成说：“华北有庙会……江南只有香会或迎神赛会。这种会虽然是上古流动市场的遗迹，欧洲至今日还不能废除……茅山的庙会，是江南每年春季最大的一个香会。朝山拜香的老爷太太们，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俗说‘茅山的菩萨，照远不照近’，所以远方来的香客，特别的多。”
据盛成老先生介绍：“我们从小就听人家说，去朝茅山，要朝得心虔，须徒步走去。”
如此说来，旧时的香客前来茅山，所谓进香，便是朝圣的代名词了。这与藏民三步一跪地前往拉萨、伊斯兰教徒一年一度地朝觐麦加，均有相似之处，即竭力表示自己的虔诚之心。
“那些小脚太太们，可怜平时都不大出门，因为代丈夫儿女许了愿，要上茅山烧拜香。从家里走过江，过江走到句容，再由句容走到天王庙。拜过天王之后，走到茅山脚下的南镇街，上山进了崇禧宫烧头炷香。从此一步一跑一行一拜，来去一个多月。回来带了许多茅山的宝贝：响叫子、木喇叭、叽咕嘎咕、香草、丹篮等神仙世界的玩物，到现在想起来，还有‘仙乎！仙乎！’的遗像……”
从盛成老先生的上述描述中，我们可以得知，过去的上茅山进香，与现在的去茅山旅游，是有相当显著的区别的。
一、过去前来茅山进香的香客，是以步行为主的，在崇禧宫烧过头炷香后，还得“一步一跑一行一拜”（这“一步一跑”的“跑”字，疑是“跪”字的笔误）。这种极其隆重的礼节，已与藏民三步一叩长头地前往布达宫非常相近了！
二、过去外地人上茅山进香，来去所耗的时间很长，因此只能是以经济条件尚好的、中年妇女为主。男子汉需要终日养家糊口、老年女性走不动长途、年轻女性又受细儿碎女的拖累，注定无法成为进香的主角。（但是在古代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官府又曾经明令禁止过女性上茅山。）
三、在旧时，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茅山周边许多村镇的农家都在做香客们的生意，为有不同需求的香客们提供餐饮和住宿等服务，另外还包括抬轿、出租坐骑、出售香烛、出售“神仙世界的玩物”等等，用现代的时髦话来说，这应该叫“茅山经济圈”了。
四、茅山自古便有“茅山的菩萨照远不照近”之说，这不能理解为“茅山的菩萨只对远来的香客显灵”，而是指茅山菩萨的名气已经幅射得很远，能够把很远地方的民众都招了来。每逢香期时，外地香客纷至沓来，而当地人大都得剩这个时间段赚他们的钱，是不太可能与他们争先恐后地上山的。另外，当地人为了吸引更多的来客，必然会向香客们传播茅山菩萨的各种神异故事，而这些故事的受益者又必然多居住在无法细考的外地。久而久之，便产生了这一俗语。
五、过去茅山还衍生了许多“神仙世界的玩物”，如响叫子、木喇叭、叽咕嘎咕、香草、丹篮和“仙乎！仙乎！”的遗像等，“响叫子”又叫“茅山叫叫”，是用黄泥制成的一种可以吹出声响的儿童玩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它与木喇叭等曾经被当地农家重新制作后在茅山销售，但因制作工艺粗陋，实在难与塑料玩具匹敌，所以不久即被永久淘汰了。至于“叽咕嘎咕”和“仙乎！仙乎！“的“遗像”，今人已不知为何物，我也就无法臆测了。而茅山的香草和“丹篮”，盛成老先生则另有专文介绍，我在此就暂且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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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多年前的茅山交通已经“受过文明洗礼”（续二）
据盛成老先生介绍，当时茅山的交通，“也和其他名山一样，受过新世界文明的洗礼，公路虽不能直接上山顶，可以直达山脚。江苏省建设厅公路管理处溧（阳）武（进）办事处制发一种招徕游客的广告‘到茅山去’，上面说从上海、苏州、无锡等处到茅山，乘京（南京）沪（铁）路至常州转搭溧武汽车，即可直达茅山脚（。）或乘江南汽车公司宜（兴）（无）锡路、京（南京）沪路客车至天王寺，换茅山专车。从镇江到茅山乘镇句路汽车至句容，换车至天王寺搭茅山专车。”
盛成老先生还专门介绍了南京至茅山的交通情况：“从南京到茅山乘京（南京）杭国道汽车至天王寺，改乘茅山专车即可直达茅山脚下。南京至天王寺的汽车，一天四次，由西华门开早上七点半；九点、十一点、下午一点半；如由中正街上车，须早20分钟。到天王寺车价，每人一元二角。”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即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早期，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等城市的游客要想去茅山旅游或进香，交通都已经相当便捷了。当然，其时的车资也相当不菲，仅从设在南京总统府东侧不远处的长途车站到天王寺，就得花费大洋一元二角！
今人对“大洋一元二角”可能没什么概念，然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一个城市壮年苦力的月收入，也只有四五块大洋！换句话说，就算他不吃不喝，一个月所挣的钱，也只够从南京到天王寺打两次来回！
顺便一说，直到解放之初，句容还存在着一个名叫“脚搬”的运输团队，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拖着一辆辆的大型板车，穿梭在在句容与南京或镇江之间，搬运着各种日用货物。如果当时汽车运输费用便宜的话，谁还肯当这种苦力中的苦力？！
再顺便一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南京总统府附近的长途汽车站至句容东门，车资为一元整，这已经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的１/３０分之一、也相当于一个农村壮劳力二三天的全部劳动所得了！还顺便一说，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天王寺就有了专达茅山的客车，这在全国的村镇之间，应该是极其罕见的。要知道在当时，南京至句容也才刚刚开通长途客车的交通（后延至天王寺），至于句容到下蜀、郭庄、三岔、白兔等乡镇，却是根本无客车可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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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多年前的句容东南第一大镇天王寺（续三）
上回我向大家介绍了盛成老先生笔下九十多年前茅山与周边各城市的现代化交通，这一次我再为大家介绍一下盛老先生当时所记录的天王寺之街景。
“……我们去逛天王寺，这座水陆交通要道，句容东南第一大镇的天王寺，出剪刀。北平有王麻子，真王麻子，真正王麻子，（；）杭州有张小泉，真张小泉，真正张小泉，（……）天王寺的剪刀，没有真假，也没有真正与假冒，看货色给钱，（。）自已炉里烧出来的钢与铁，自己铁锤子下（、）铁座子底上打出来的左右剪枝，自己糙石凹陷中磨出来的锋芒，用不着姓张的名，也借不着麻子的光，（。）天王寺的剪刀，货真价实，（；）无名氏的手艺，出类拔萃。
“剪刀店里，老太婆吹着木喇叭，街头上走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带着两个孩子，手牵一个，背驼一个，口里说：‘这个年头要不到钱，要不到，磕头都要不到。可怜我的耳朵听不见。’
“又一个瞎老头子，双手捧着一只大碗，叫道：‘一天只要到六十文。’
“一个戴着银头圈的孩子，头戴毡帽，口吹口琴。
“一家户门上贴着‘财喜临门’的挂乐（注：挂乐，旧时一种专门贴挂在门头上的喜笺），还不曾撕去。挂乐下面有八个字：‘财通银汉利贯金城’，（。）左右两扇门上贴着一付万年红底黑字的对联：‘鹅黄鸭绿鸡冠紫，鹭白鸦青鹤顶红’。对联旁贴着‘染坊招租’四个大字。唉！可怜关门大吉！”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白话文的标点符号可能刚从西方引进不太久，因而盛老先生使用得还不够娴熟，通篇文章也一写到底，中间居然没有分行。括号里的标点是我帮他“纠正”的，有关的行也是我“帮”他划分的。
盛老先生当年去茅山进香时，顺道逛了天王镇，但他居然没为当年天王寺的景况留下任何文字，这实在很让今天的我们深感遗憾。
天王寺始建于唐代的中和（881年至885年）年间，据《乾隆句容县志》载本名“丰乐寺”，但当代的《句容县志》上不知为何则称之为“礼乐寺”。丰乐寺的名气一直甚大，这里不但是佛教牛头宗初祖、高僧法融最先的修行之处，所供的天王伽蓝神据说更是十分灵验，甚至能一直庇护到“环金陵（南京）数百里”的信众，因而曾经被某位皇帝亲赐过“天王寺”的匾额。依照旧例，这种寺院早在封建社会就属于国家正式认可的宗教场所了，不会再被视为定期清除的“淫祠”，也就不在官方心血来潮时必须拆除的范围之内了。
“文革”之初，天王寺却惨遭拆毁，几乎没留下任何重要的遗物，也鲜有文字的追忆。
那一天盛成老先生应该是进天王寺游玩过的，但他当时已是一位已经欧化的知识分子，也就没拿天王寺当回事，让我们错过了对天王寺一次详细了解的大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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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多年前句容南乡的特产：“赤山湖的苦蔗”（续四）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经在葛村的几块农田里，见到当地农民种植的一种紫皮甘蔗。我虽然在江南农村插过队，但那时所有生产队的农田里只能阳春栽秧、深秋种麦，最多再种植一些油菜，从来没见过有人敢种甘蔗的。
据当时接待我的当地小学教师何光荣先生告诉我，这种甘蔗最先产自葛村，“是在1964年从广东引进的”，据说引进者还是省里的一位农业专家。何老师还告诉过我那专家姓甚名谁，但我已经记不得了。他还说，只不过国家此后很快就“以粮为纲”，这甘蔗也就没哪个生产队敢种了。
我当时对这事很感兴趣，遂请他将这件事写了下来，并推荐给《句容文史资料》发表了。
不过我在读了盛成老先生前往茅山进香的有关文章后，才知道句容的紫皮甘蔗，至少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已经被句容南乡的农民种植卖钱了。
盛成在文章中是这么说的——
“……出了（天王）镇市回到汽车站，一路有卖本地甘蔗及荸荠的。一个老头两颊被疮痍占遍了，谈种甘蔗不种稻的原因。种稻每年每亩田出息只有十余元，收获之后，还要打晒。甘蔗每年每亩可出息四五十元，芒种后种，秋收时收，除去施肥用十余元香饼外，秋收割了秆子窖在地下，来春拿出来卖，每根三铜元，养家活口。
“这赤山湖的苦蔗与广东（、）江西的出产不同，秆子细（，）带紫色，节的距离很近，甜而别有风味。”



我又查了当代的《句容县志》，那上面有个表格，表格上显示说：
1973年，全县共种植过22亩甘蔗，总产5.83万斤。
1974年－1975年，全县没种植过一根甘蔗。
1977年，全县种植了254亩甘蔗，总产91.6万斤。
1978年，全县共种植478亩甘蔗，总产188.8万斤。
1985年，全县共种植2706亩甘蔗，总产2084.5万斤。


对此我颇有些好奇：
一、1973年，句容境内的哪几个生产队（或国营场圃）竟敢违反禁令，私自种植了22亩甘蔗呢？如果那一年的种植是受到官方许可的，为什么1974年、1975年全县居然又没有一亩地敢再种呢？
二、1973年，句容所种植的22亩地的甘蔗，这么些甘蔗“种”又是从哪里引进的呢？
据我所知，所谓的甘蔗种，其实就是甘蔗秆的每一个节疤。也就是说，将甘蔗切成若干段，只要每一段保留了它的节疤，将它们插入土中，新的甘蔗就能生根发芽。
但是，留为种子的老甘蔗，是不能连续两三年埋在地窖里而不腐烂变质的，因此，句容的那22亩甘蔗，应该被认为是引进了外地的甘蔗种。
换句话说，盛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天王寺所看到的那种“赤山湖的苦蔗”，应该是句容的特产，但它们在“以粮为纲”的文革时期，却已经绝收了。而“文革”后句容大面积种植的紫皮甘蔗，或已是真从广东或福建引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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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多年前茅山的“山脚下”（续五）
上回我为大家介绍了盛成老先生当年去茅山进香，路过天王寺的景况，在本回中，他已经来到了茅山的“山脚下”——
“老爷烧香为的是求发财，和尚登山也是找饭吃。
“到了茅山脚下，已入神仙世界。你要吃荤，连鸡蛋都买不到呢。
“唐玄宗早定了茅山经（境）界，令采捕渔猎者及茹荤血者不得入内。东面到平地路四里，南面到平地路三里，西面三里，北边连积金峰到平地路三里。东北、西北、东南、西南，皆到平地路各三里。界内百姓，不得弋猎采伐、焚烧山林以及菇毛饮血。
“南镇街就是山脚下的镇市，这时最热闹。上坡有一座仅有大门的破庙。说是崇禧宫。门口路旁有许多摆木摊子的和尚道士。口中念着：‘阿弥陀佛，香客老爷！香客太太！烧炷发财香！’笃笃，他随手敲两下大木鱼子。
“还有摆菩萨摊子的。把庙里的大佛抬出来，摆在路旁，一个香炉，一对蜡烛台，也可以要钱了。”
盛成当年记录的这段文字挺有意思：一是明确告诉了我们早在唐时，玄宗就为茅山划定了属于道士们管辖的地界；二是在九十多年前的茅山香期内，就连南镇街的各店铺，也是自觉地向香客们禁售荤食的；三是崇禧宫当年破败得只剩了一扇大门；四是九十多年前的茅山脚下，已被若干个前来“混穷”的和尚给“蚕食”了。茅山明明是道教的宫观，他们偏来与道士们“平分秋色”，而道士们似也奈何他们不得；五是崇禧宫的道士们为了能争得香火钱，不得不随着和尚们喊起“阿弥陀佛”的佛号；六是崇禧宫的宫门外居然摆起了大佛的塑像。照理说，这些佛像应该不是崇禧宫内原有的，而是从别的寺庙里运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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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多年前上茅山之所见（续六）
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盛成先生当年上茅山之所见——
“我们徒步。太太们坐轿子。竹轿方式，上无盖，旁无幔，动荡颠越，不知道得人意否？
“走了几里，地势渐高，拾级而上。抵头天门。左有真武殿，两旁有祠，完（宛）如佛市。
“出门，路旁有茅棚，倚地势而上，登坡下瞰，仿佛茅营栉比（注：栉比，像梳子齿一样密密地排列着），其中都是乞丐，老少男女。各人手中拿着一个藤匾子，蹲在道旁要钱。一片“香客老爷”、“香客太太”、“香老爷”、“香太太”的呼声，一呼百庆（应），甚至将香客困在境心，非丢下买路钱来不能前进的。
“有一个小叫花子。跟着人走口中唱：‘香客老爷上高山，推着走，拖着腰，洋钱钞票动担挑。’沿途也有人来拖着你的腰，向前推进，推到山顶，只须大洋一毛。
“从上面看下去，香客之多，真不愧为蚂蚁冈。
“有一个香太太，穿着大红裤子，嘴里说着丹阳话。他是信女高门马氏，胸前戴着“朝山进香”的褚黄口袋，那双小脚咚咚地向上来。后面是马门王氏，再后是刘门潘氏，三寸金莲，引出一个老道，面前也挂着香口袋，上面写着“乙巳年杏月”（注：乙巳年是1905年，杏月是农历二月），下面署名：马怡德。他香口袋里面没有香，却有一个小水烟袋，走不上十级，他坐在石栏下面石上，点起纸尺，呼呼呼，吸进水烟五六口。
“后面走来一个小尼姑。她的黄口袋上有“常宏”字样，令我想起（《红楼梦》上）的妙玉上茅山。
“后面来了一个无锡商人，因为生意萧条，特来许愿。旁边一个乞儿向他要钱道：‘香客老爷，烧发财香！’他给了他一个青铜钱。这个青铜钱市面上是没有了，‘乾隆通宝’的孔方兄，制钱一文。一个铜子，当十，是当十个铜钱。都市生活，一个铜钱算什么？一个银角又算什么？一个银元，也不能算什么。打麻将牌，起码50元底子。哪知道农村破产，要一个铜钱，要一个铜钱需要叫半天，有时还要流一身大汗。
“这位想发财的无锡商人对我说，山上的乞丐太多，既来烧香，就要做好事。不能给这个不给那个，每人给一个铜钱，需要1000个铜钱，三块洋钱还不够，做不起这等好事，只能马马虎虎花上1000个铜钱，100个铜板，两毛大洋完整了。于心无愧，于神相安，这个年头多靠茅山菩萨保佑。
“后来来了一个和尚，法名好贤，佛教的比丘僧也来朝道家的仙山么？他说‘遇见观音就下拜。看见菩萨即烧香’。我不知道耶稣教徒进不进天主教堂去做弥撒，又不知印度婆罗门教徒拜不拜释迦牟尼。中国人的多神论色彩最为浓厚，中国的僧尼难分佛家、道家与儒家……（注：下面是作者所发的一小段言论，略）
“现在的人要饭吃，没有饭吃，想菩萨给他饭吃，在现在谈现在，不谈过去，不谈将来，所以讨饭的人深知烧香人的心理，说道‘烧发香财’。中国的事发了财，什么都可以解决了。香会是一个大家发财，即大家希望发财的一个绝好机会，乞丐发财，小贩发财，农村发财，道士发财。于是，靠着上海、南京、苏州、常州、无锡、丹阳、句容、溧水、宜兴、溧阳、江南、江北的财源来活动这几十里的周围。周转它破产的农村经济，我不知道口中喊打倒迷信的人们能否想出另一个烧发香财的捷径，饿死乞丐和道士都不算什么，可以说饿死了些寄生虫。饿死小贩，就饿死了农村的交通枢纽；饿死农村，那简直是饿死了中华民国的基础。所以欧洲各国号称先进的国家对于庙会，常靠庙会的税收，来做市政基本的用途；对于庙会，往往热烈提倡这个生产与消费的临时交易市场。
“上得山顶，贩摊林立；各种土产，均可随意购买。庙门口一对石狮子，就是‘敕建九霄万福宫’的侍卫了。进了庙门，好比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两边都有小商店。上12级（台阶），到二门，中有持杵韦陀，韦陀阁子后面贴了许多告白：‘丹阳南门大茅山香船每日通行’、‘宝华山《因果经》宣统二年弟子朱秀连沐手敬抄’，句容县政府紧急的红字布告，关于全境（辑）烟毒犯，下面署名县长‘盛止戈’，‘民国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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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多年前茅山顶宫的所见所闻（续七）
九十多年前，著名文人盛成先生曾随亲友从仪征来茅山进香，他在《顶宫观礼》一章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顶宫当时的有关情况。
据盛成介绍，顶宫当时有六个道院，俗称六房，当时大房的住持是董和卿，二房是戴惠清，三房是魏忠和，四房是金朗仙，五房是周济广，六房是滕瑞芝。
那夜盛成就住在第六房的怡云道院，三十岁许的“小住持”黎晋伯很热情地招待了他，据黎晋伯介绍，其时茅山的香客分烧清香和打醮的两种，烧清香的很多，打醮的占十分之二。正月开山门后，江北的香客就来烧清香了，他们只在山上过一夜就下去了。
黎晋伯还告诉盛成，今年（注：据我推算，这是指1936年）正月的香火不如往年，因为去年是荒年。江南来的人，烧清香的、打醮的都有。上山打醮的的香客，以苏（州）、松（淞江）、常（州）、镇（江）四府属的人居多，尤以武进、丹阳的人为最多。他们上山的香客，一百人中有一个香头，十个人有一个小香头。每年秋季，道士下山给香客送符，同时和香客接洽来年的道场。每个香客要上山打醮之前，自己在家多多出力，家里人也会多给他一斗稻一斗麦作为酬劳。他将这些报酬交给香头生利，如此三年六熟，他就有了三斗稻、三斗麦的本利。当香头组织香客们到茅山来时，有关的船费、吃用开支和香烛醮费，一切在内，就不再向香客们另收了。所以每场法事，山上“只落得二三元”。
另据“小住持”黎晋伯向盛成介绍，上海来的打醮香客，所赠的香金要高不少，“每场可挣得地三十元”，“王一亭、杜月笙诸先生还答应代本山印志书呢。”

在此，我得帮助黎晋伯道长解释一下他所说的有关内容——
一、我曾经在改革开放之初上茅山采访过几位幸存的老道士，他们告诉过我，顶宫上的道士就像一个大户人家，内有六个已经成家的“儿子”，每个“儿子”就是一房道院，每房道院又各由十数名道士组成。他们虽然住在一起，但各房有各房的房产，各房有各房的香田，各房有各房的香客。这六房道院采取的是“轮流执政”的方法，每六年只能主持一年顶宫的祭祀活动，并掌控这一年相关活动的全部收入。在并非本房道院“执政”的年代里，他房的道士们既可以下山去，在民间承接相关的法事活动，也可以帮助“执政”的道院“打工”，以获取相应的“报酬”。
抗日战争爆发后，顶宫六房道院都蒙受了不同的人员损失，已经无法完成六年一轮的“执政”，于是只好将另几房道士拼凑起来，继续开展相关的祭祀活动，甚至不得不请山外的散居道士前来帮忙。
二、黎晋伯道士向盛成介绍的“烧清香”，是指香客们随香头上山后，在山上自行组织简单的跪拜仪式，并坐在宫中厮守一夜；而打醮则是请道士们举行一场正规的法事活动，以乞求上天庇护有关香客先人的亡灵，并保佑香客们全家的幸福安康。
三、随香头来茅山烧清香的香客，每人所付给香头的，是三斗稻和三斗麦（旧时一斗为12.5斤），也就是147斤谷物。香头大略相当于现在旅游公司的经理，他自然是不会将这些谷物全当成香金交给道院的，自己先得从中提成，然后还得支付香客们在途中相应的餐食费、租船费和上山后的香烛费等。如今我们上山，会看到一些香客肩背着“朝山进山”的香袋，估计这也是香头给定制和发放的，可谓流动的广告。
四、黎晋伯道士所提到的王一亭（1867年—1938年11月），号白龙山人、梅花馆主、海云楼主等，法名觉器。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生于上海周浦。清末民国时期上海著名书画家、实业家、杰出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与宗教界名士。
王一亭曾两次任上海总商会主席。他加入中国同盟会，资助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任中国国民党上海分部部长。上海光复后，历任军政府交通部长、商务总长、中华银行董事。后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救灾准备金保委会委员长。曾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委，上海佛学书局董事长，致力于慈善事业。对海派书画艺术的繁荣和对外交流贡献卓绝。
王一亭作品具有近代人文主义意识。早年学画得徐小仓指点，后师从任伯年，画艺大进，继承任派风格。晚与金石派大师吴昌硕亦师亦友，趋向阔笔写意，设色浓艳，笔墨酣畅，气势雄阔而不失写实本色。构图讲究，诗书画印，浑然一体。在清末民初海上画派中影响仅次于吴昌硕。吴昌硕赠诗王一亭曰：“天惊地怪生一亭，笔铸生铁墨寒雨。”
1932年任全国艺术家协会理事。1937年日寇侵占上海后，坚辞不就伪职，表现出高贵的劲风亮节。1938年11月病逝。重庆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公葬。蒋介石题送挽联：“当飘摇风雨之中弥征劲节，待整顿乾坤而后重吊斯人”。
王一亭与茅山之间有过什么联系？各史料中似乎未见涉及，尚待有心人深入挖掘。
三、黎晋伯所提到的杜月笙，是上海近代青帮的头目。我曾在《句容文史资料》中介绍过，清时，茅山曾是青帮之祖的修行之地，因此杜月笙与茅山的关系甚为密切，他的某妾曾经出过重金，以资助茅山修复某楼阁。有关史料我将在以后细说。
由于抗日战争很快就爆发了，王一亭和杜月笙都无法信守承诺，资助茅山重刊山志，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赶场子的逛客

九十多年前茅山顶宫的所见所闻（续八）
盛成先生在《顶宫观礼》一文中如此写道——
“茅山的顶宫位于磬石之上，相传轩辕皇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生颛顼，是为玄帝，颛顼命东海之神埋五斛大铜鼎于其中，入土深八尺。秦始皇曾命李斯篆壁文。”
盛成先生所记载的这段史料，可参见《茅山记》。其上曰：“大茅山独高处，玄帝命东海神埋大铜鼎于山顶，深八尺，上有盘石镇之。(颛顼水德，故号玄帝。)”
旧时的“斛”是一种容量单位，一斛俗称一石，为一百二十斤。因此五斛的大铜鼎实重六百斤。
“颛顼”在远古的传说中，是黄帝的孙子，为“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乃远古人文的始祖之一。
盛成在此文中写道：
“在这四方形的山顶，霄宫层楼，六房道士，共八九十人，香客二三千人，摊贩二三百人，山上面积，自难别内外，仙人之居处，当然在五十几层天上矣。”
盛成还在此文中记录了顶宫道士举行祭祀活动时的真实场景——
“上得楼来，阴暗中不辨与人形，但见一老道在左方击鼓，以作节拍；又一道（士）吹笙，再见一道（士）吹笛。徐徐始见八卦地毯上，立着一主席道士持牒念经，频频礼拜，所诵为《三茅经忏》。‘九天司命，应化帝君。恒山修道证真身，栖句曲飞升，德溥幽明，敬礼降洪恩。
“一揖后三称：
“三茅应化大天尊！
“于是诵咒，首净心，次净口，三净身，四土地，五天地，六祝香，七金光，八玄蕴。
“咒毕始诵《三茅真经》——
”尔时茅君及诸仙曹，在玉清宫中，宝珠之内，得受元始天尊妙旨，是时山海藏云，林木献瑞，十方诸天，各驾狮象凤鸾，浮空而下。三界四府，神将天兵，百千万亿，各齐仗剑持斧，围转法轮……字各一丈二尺，字吐金光，焰含五色，照满无极世界，光中无凝，一时十方诸地，善恶男女，川泽丘陵，山河草木，飞潜跃走蠢动含灵，有情无情，光中复现，种种金莲，莲中道化。
“我们如果将这一段用希腊文字将它译出来的话，欧洲人一定说这是荷马的手笔。等到道长念道：‘炉香乍爇(ruo)。法界蒙薰，随处结云，鹤驾来临。’
“在这个逼真的环境，眼是睁不开的。他诵出祖师尊号的时候，随念随拜，茅盈、茅固、茅衷，三茅君的名字，不听见读出的。最后他三称：三茅应化大天尊！”
由于这一大段文字涉及到道士祭祀时的科仪，相当专业，俗人不但难以理解，连听懂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在此就不便多饶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