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解密：康雍乾三朝，句容县城只有六名“公安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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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解密：康雍乾三朝，句容县城只有六名“公安员”（1）

          ——全县只有60名，还被雍正爷裁了2个

现已查实：清代的雍乾两朝，句容一共只有58名“公安员”，而在康熙朝，比这多2个，计60名。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的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武装力量的护卫，负责国家安危的是军队，时时维护地方治安的则是警察。

随着社会的发展，警察队伍的分工也越来越细。比如现在，既有武警、也有消防警、刑警、经警、交警、法警、户籍警，还有天天专门在派出所里处理各种事务的民警、负责社区安全的片警等。

我小时候，警察并不叫警察，而是被叫作“公安员”，而现在，大家已改称“公安员”为“警官”了。

“警察”一词早在唐代就出现了，不过它与职业无关，而是提醒人们要“警戒监察”或“警惕省察”的意思。直到清末的1901年，梁启超才在《灭国新法论》一文中指出：“夫警察为统治之要具，昔无今有。”

因此我们在《乾隆句容县志》里，是找不到句容是否有“警察”的，只能找到类似当代警官的“铺兵”二字。

古代的“铺兵”是干什么的？在汉语词典中，他们是“负责地方巡逻及递送公文的兵卒”。

不过这种解释似乎太狭窄了一点。

如果说士兵的存在是为了打仗，那么，“铺兵”的设立就是为了负责维护地方上的安宁，同时保证上情下达。

从《乾隆句容县志》中我们可以获悉，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句容的“铺兵”，就相当于当代的“公安员”，更确切地说，可能相当于武警，还相当于“邮递员”。当然，他们递送的可不是老百姓的家书，而是朝廷与官府的公文。至于涉及国家最机密的文件，得由朝廷另派专人递送，这又与他们无关了。

不过，铺兵们的日常事务既多又杂，凡是属于现在武警、消防警、刑警、经警、交警、法警、户籍警、民警、片警该干的事，他们也许全得干。你不干，谁干？

好在当时句容人不多，能让官府操心的事也就少。比如现在交通发达，各地都出现了流窜犯，一会儿上天王偷，一会儿到郭庄盗，而在过去，只要某个生人出现了，大家就全盯着他看稀罕，人人都提防着，让他很难有机会下手。再说，那时的老百姓也没有户口、结婚也不用上官府去登记……现在许多需要“私事公办”的事，过去是没人当事来办的。

和当代的警察一样，古代句容的“铺兵”也是吃皇粮的。

在古代，能吃上皇粮的人并不多，就连县官的师爷也没有资格享受这一待遇。

县官的师爷有点相当于现在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不过现在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是由市组织部任命的，而过去的师爷则是由县官自己挑选的，因此师爷的“工资”也只能由县官自行支付。

既然“铺兵”们是吃皇粮的，就相当现于在的公务员了，得由朝廷核准人数，并统一核发相应的报酬。

那么，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句容共有多少个“铺兵”呢？

告诉您：不多哉，不多也，在康熙朝时为60名，到了雍正朝，又被精减2名，只剩58名了！

不要认为那60名或58名“铺兵”全都挤在小小的句容城内上班，须知道其中只有6个人是在县衙里当听差的！

我们常在古装的电视剧里看到这样的剧情：县官登堂审案前，两边的十数个衙役分成两排，人人手持“哭丧棒”，一边用棒头使劲捣地，一边高声叫喊“威武”。

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可能根本就没有这种场景，因为县衙里一共只有6名“铺兵”，犯人是得由“铺兵”押往大堂的，估计不大可能“一押一”，至少得“二押一”，那么，大堂上至多也只有4个“铺兵”能持“哭丧棒”在提高官威了。如果老百姓们遇到自己关心的案件，还会挤到县衙来看热闹，这时又至少得分出2个铺兵去看守大门，不让闲杂人等进来。这一来，大堂上至多只剩2名铺兵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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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解密：清时句容的60名“公安员”在哪里当差 （2）
           ——全县共有18个“铺”，可能近似现在的派出所

上贴说到，清之康熙朝句容只有60个“公安员”，到了雍正朝，还被削减了2个，只剩58个，其中只有6个“公安员”是在县衙里“上班”的。

那么，还有54个“公安员”又在哪儿当差呢？

他们都在句容境内的各个“铺”里工作。

在古代汉语里，“铺”通常是指朝廷所设的、传递公文与信件的驿站，不过我认为，“铺”里既然驻的是士兵，它的功能就具有多重性，在某些方面可能也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比如当地忽然出了盗贼、某村忽然出现群体斗殴等案件，所在地的铺兵们说什么也得出来维持一下秩序。再说，古代哪有那么多的官府公文要不时发往句容的各地乡村？如此密集的“铺”，只能是其时“维稳”的一种方式。

在康雍乾三朝，句容境内被设有多少个“铺”呢？

县城往东（丹阳方向）共设了4个铺，每铺相距10里，内有十里铺、谢培铺、行香铺、上兰铺，再东去20里则为丹徒的陶家铺；

县城往西（南京方向）共设了2个铺，即新里铺、土桥铺。再西去15里为上元县（今属江宁）的索墅铺；

县城之南（溧水方向）共设了4个铺，它们是新坊铺、时清铺、赵乡铺、南宁铺，再往南10里为溧水的望湖南铺；

县城往北（沿江方向）共设了8个铺，那里可能山区较多，人烟不稠，故设置得有些特殊，并非常规的十里一设。比如距县城25里的涧西铺、距涧西30里的鲍亭铺、距鲍亭15里的东阳铺。到了长江边时，就又恢复为十里一铺了，即龙潭铺、凤坛铺、庙林铺、仁信铺、坎桥铺。坎桥铺“，再“西去10里，则为丹徒的炭渚铺”（编者注：《乾隆句容县志》中的此说可能有误，丹徒的炭渚应在句容坎桥铺之东）。

综上所述，在清代的康、雍、乾三朝，句容共设有18个铺。

据《句容乾隆县志》载，当时句容的这些铺，每个铺共有3名铺兵。18个铺计有54名铺兵，加上县衙里的6名铺兵，正好60人。

康熙朝时，句容县城东北40里处（往丹徒方向），还有东厂铺，县城东南20里处（往金坛方向），还有淤乡铺。

雍正朝时，句容被裁剪2名铺兵，淤乡铺与东厂铺由于因为“无文移往来，因以二铺俱废”。

如此算来，如果淤乡铺与东厂铺都还存在，句容最多时岂不是得有64名铺兵了吗？那“超编”的4名铺兵又来自哪里？

据《乾隆句容县志》介绍，当时，江宁府还特地给句容派来2名铺兵。我认为，他们的使命可能相当于国民党时期的宪兵，是专门监视句容衙门里一举一动的。这2人当然不可能被分到下面的铺里去上班，肯定得安排在县衙里工作。

这一来，句容县衙里真正能被县官信任的“公安员”，也许只有4个了。

原先句容的每个铺都建有正屋3间、东西屋2间、门1座，有的铺还建有邮亭1座。但到了乾隆朝时，这些房屋大都不复存在，许多地方仅剩下一间空房基了。

也就是说，句容的这些兵铺，即便在“乾隆盛世”，也已没有正式的办公地点，只能租借当地的民宅以为替代了。

古代的邮亭与现代兼卖报刊与日杂用品的邮亭并非一个概念，那里也是一个小小的驿馆，可以让前来递送公文的官差休息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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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雍乾三朝句容“公安员”的月薪只能买几十斤的米？（3）

在上两贴中，我们已经知道，清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句容“铺兵”是吃皇粮的，其工作性质颇似当代的民警。

现代警察的工资标准是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制定的，这也沿袭了古代朝廷对吃皇粮者薪酬的发放方法，句容的铺兵们自然概莫能外。

现代警察所领取的数额不尽相同，各人被依照警龄长短和职务高低加以区分。在古代，句容的“铺兵”们如何领取自己的薪水？尽管《乾隆句容县志》上有所记载，但并不详尽，我们只能知道个大概。

前面已经说过，句容共设了18个“铺”，想不到其中收入最高的，是在县衙工作的衙役和在句容县东、县西两线6个铺中当差的“铺兵”！因为他们所在岗位的事务最多，平日也最繁忙，因此江宁府每年核发给他们的银子，为每人九两六钱二分，每月不到八分零一毫七丝；

在县南4铺和北门外沿江6铺的铺兵，“财政拨款”的数额，为每人每年八两四钱六分三厘五毫，每人每月不到七分零五厘三毫；

至于在县北2铺当差的铺兵，由于工作量相对较少，所以被拨发的款项最低，仅为每人每年六两一钱六分三厘七毫五丝，每人每月还不到五分一厘三毫五丝。

也就是说，同为“铺兵”，你若在县北工作，每年由江宁府下拨的钱，仅为县东、县西同行们的64%！

以上数字可能并不是铺兵们的真实收入，或只是“铺兵”们理论上的收入。因为你从这几个数字上，只能看到官府的财政拨款数，而在事实上，“铺兵”们的个人收入可能还要被句容的县官进行调节。

比如甲铺兵，已经当差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乙铺兵刚才进来 ，他们能拿一样的钱吗？再比如，一个兵铺里虽然只有3个兵，但总得有一个小头头，这个“绿豆官”要不要比他的两个“部下”多拿一点钱？

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即便县太爷清廉如水，绝不贪污和克扣铺兵们的收入，多数铺兵的月薪，应该还是要低于以上数字。

清时的一两银子，只相当于现在的37.3克。据网上的资料显示，在乾隆朝，一两银子只能买到80斤米！如果此说当真，那么，句容收入最高的铺兵，每个月也只能买到64斤米；而句容收入最低的铺兵，每月只能买到40斤米！

即便在古代，能吃上皇粮的、不用打仗的、一年四季还能穿上免费“军装”的铺兵，应该说还算得上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好差事，但他们的月收入如果只能购买40—60斤的米，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不太可信了。要么是网上的资料在核算时有误，要么是句容县的“地方财政”得另行对他们加以补贴。要不然，如果这点收入连自养都困难 ，谁还肯来当差？！

话说回来，我小时候，当兵者的收入也是很微薄的，一个战士在兵营里除了吃饭和穿衣不要钱外，每个月只能领到6元钱的津贴。那时候的6元钱，也只能相当于现在的150元到200元吧。

在前一帖我曾经说过，当时的江宁府特地派了2个兵来句容当差，这2个铺兵的“工资”是由江宁府单独下拨给句容的，每人每年为七两二钱银子，平均每月为六分银子，只能买48斤米。

六分银子有多少克呢？22.38克。

可能一只很细的银戒指也不止22.38克吧。我对这玩意儿实在没有什么概念，待写完此稿后，得上大润发卖金银首饰的商铺去看一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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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的县“公安局”和监牢被建在哪里（4）

句容有两部已经完全失传的县志，一曰《万历句容县志》，一曰《顺治句容县志》。在《乾隆句容县志》中，它们被称为“旧志”。

不知在哪部旧志中，记载了有关句容“总铺”的史料。如果说铺兵相当于现代的“公安员”，那么，“总铺”也就相当于现代的“公安局”了。

句容明清时“县公安局”被建在何处？

据句容的旧志载，它被建在了“县治前平里桥南”。

首先要说明一点，古代的句容城虽然很小，里面还是有小河沟的，不过其中的某条或某几条小河沟后来因为建设需要，由明沟改为暗渠，或改道填平，或干脆改成了阴沟。这县衙前面的“平里桥”究竟在句容城内的什么位置，我也就说不清了。

另外，在《乾隆句容县志》上，我只查到“县治南”当时有一座“平政桥”，它可能就是“平里桥”的新名。

让我们再关注一下，明清时的句容县衙在什么地方。

据《乾隆句容县志》载，它在“县城正北”。从老县志上所绘的“图式”来看，这一具体的位置可能就在现在句容市委大院的大门口。因为在句容县城内，那里的地势最高，后倚连绵的宁镇山脉，面对滚滚西去的句容河，东南有巍峨的茅山为画屏，西南有渔樵唱晚的赤山与赤山湖……

我估计，在今之句容市政府大院与南门的新桥之间，曾经有过一条小河，河上有过一座小桥，它先叫“平里桥”，后又改为“平政桥”。而明清时的句容县“公安局”，就被建在桥之北或桥之南。

不过当时并没有“公安局”一词，取而代之的是“总铺”。

句容的“总铺”是从明代的洪武三年（1370年）建造的，此后分别于正统十一年（1446年）、弘治三年（1490年）两次重修。嘉靖十九年（1540年），“总铺”被重建，共有正屋三间、后屋三间、邮亭一座、东西屋六间、门一座。

直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句容的“总铺”还存在着，句容的监牢也就设在“总铺”里。

当时有的重罪犯，会被充军流放至边远地区，这种人简称“军流”；一般的犯人，会被判筑城四年的劳役，这叫作“城旦”。凡“军流”者、凡被押解往南京或北京的犯人，在路过句容时，将一律被送到“总铺”里关押过夜；至于被判了刑的“城旦”，白天得服苦役，晚上也就被关在“总铺”里。

由此看来，当时句容监牢里关押的罪犯，好像并不多。因为“总铺”里除了三间“办公室”外，一共只有九间房，如果六个铺兵三人住一间，还剩七间；仓库至少得占一间，还剩六间；看守罪犯的“公安员”至少也得占一间，还剩五间……

不过罪犯不大可能“享受”一人一间牢房的待遇，那四五间房里，最多时能关多少犯人，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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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衙里的不在编的“辅警”永远比在编的“公安员”多（5）

我曾经在前面的帖子里说到，在清代的康熙朝，句容只有60名铺兵，到了雍正朝，还被砍掉2名，只剩了58名。
古代的铺兵相当于现代的“公安员”，但当时的句容县衙里只有6名“公安员”，怎么能应付得过来呢？
我曾经在前面的帖子里置疑说，县官在升堂审案时，可能根本找不到十头八个衙役齐声高喝“威武”，这实在是为古人多操这份闲心了。因为在《乾隆句容县志》里，句容的县衙中还有54名在编的“机关工作人员”，其中含“门子”（其职务相当于县政府传达室的门卫）2名、“皂隶”(其职务相当于县政府里的安保人员）16名、“马快”（其职务相当于当代公安局里的刑侦人员）8名、“民壮”（其职务相当于当代县级机关或乡镇政府里的辅警与保安）40名、“禁卒”（其职务相当于县监狱里的看守人员）8名。
在许多民间故事、古装戏曲、电影、电视剧里，所有的县官都是有案必审的，这其实是一种艺术化的加工。因为县衙里还有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典吏（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 另外还有数十个“刑房书吏”（相当于现在公检法各部门的秘书），一般属于芝麻绿豆类的、又没有什么油水的民事纠纷案，其实也到不了县官的案桌前，就被他们处理掉了。
真正轮到县官亲自审理的案件并不多，因此也是县衙里的一件大事。县官为了摆足架子、部属们为了巴结他，将县城里所有的皂隶、马快、民壮都抽调到公堂上来，穿上“警服”，齐喊“威武”，也绝非不可能。
从铺兵与门子、皂隶、马快、民壮、禁卒的“年薪”中我们可以看出，前者是最少的是银子六两一钱六分三厘七毫五丝，最多的是九两六钱二分，而后者则一律只有银子六两，也就是说，即便收入最少的铺兵，也比后者略高一点。
铺兵属于朝廷的军队，受江宁府和句容县的双重“领导”，其“工资”由直接由江宁府拨发；而门子、皂隶、马快、民壮和禁卒则是由句容自招自管的，他们的“年薪”也是由句容县自己掏钱发放的。
由此可见，铺兵与皂隶、马快、民壮、禁卒的区别，可能相当于现在警察与辅警和“城管”的区别。
尽管门子、皂隶、马快、民壮、禁卒都属于句容古代的“大盖帽”，但他们的编制也是由江宁府核定的，人数不能超额，否则没处拿钱。
不过历代的官府都有个不成文的规律，即临时机构越设越多，办差人员永无够用之时。于是有司过一段时间就会找出一些借口，设法多收点税赋，纳入“小金库”，以为自己增添人手。
由此看来，古代县衙里非正规的当差者，总是远比正规的官差多得多。就拿当今来说，少数地方仍不时出现“非交警”在查罚上路的车辆，也不时出现套个红袖章就“执法”的“散兵游勇”，这或就是古代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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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靠120多名“大盖帽”，如何能管理句容全境的治安 前面说到，清代早中期的句容最多时只有60个铺兵，也就是60个“公安员”，另外还有16名“皂隶”、8名“马快”、40名“民壮”（有点类似于当代的辅警、保安或城管）那么，就靠这124个分散在全县各地的古代的“大盖帽”们，就能维持全县正常的社会秩序了吗？ 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 比如清代后期“长毛”造反后，句容县城几度被太平军攻占，连知县都逃得没了影儿，朝廷还能指望当地的铺兵、皂隶、马快、民壮们替它“保皇卫国”？ 但在正常的情况下，答案又是完全可能的！ 或许有人要问：在古代的句容，甚至好几个村落里只群聚着一两个大姓，如果某个庞大的家族与县衙发生了矛盾，县官大人就算把全县所有的“大盖帽”全都火速地调到县城来，也不一定能挡得住那个大家族的围攻啊。 这也是替古人担忧了。 以句容边城的青山村为例，那个村的村民大都姓巫，据说他们是北宋末名臣巫伋的后人。由于巫氏家族势力强大，人心又齐，因而全村人在战争时期的自保意识很强，不仅很久前就在村里建有业余的“民兵”自卫组织，整个村落也被他们建成了一个袖珍的“城堡”，一般的强盗土匪根本攻不进来。但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护村的“民团”与句容县衙几乎不会发生冲突，相反还会是县衙倚重的力量。 在古代，句容乃至全国各地的“大盖帽”，虽然年薪相当微薄，但却从来不缺人手。因为这种职务是可以世袭的，所以经常出现子承父业的现象。许多“大盖帽”明知自己的皇粮只能吃得半饱，却偏偏让自己的儿子也来接这个班，就是他们太熟悉这里的门道了，即“堤内受饥堤外补”。 我们常在古装的文艺作品中看到狱卒向探监者索贿的细节，这虽然经过了作者或演员的艺术加工，但应该是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试想，一个狱卒每月只有0.5两银子的正常收入，这点工资只能买40斤米，连自养都很困难，又如何能养家活口？！他就算再有良心，也很难“出自淤泥而不染”，难免不在犯人及家属身上捞点外快。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时间一久，这些“大盖帽”必然成为当地的“地头蛇”。 别看句容县内只有一百来个“大盖帽”，但并不代表只有一百来个“大盖帽”在维持治安，因为在每个“大盖帽”的手下，都可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不等的帮闲，从而使帮闲的总量会达到几百人，并由他们组成当地一个网状的“黑社会”。 “大盖帽”们的帮闲其实就是社会闲散人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二流子”，他们平时多靠协助“大盖帽”混饭吃。请注意，这些帮闲是没有地方领工资的，全靠在“工作”中想办法挣点外快。 毫无例外，在古代的任何地方，无名头、无编制的帮闲可能比官方豢养的“大盖帽”更加可恶，因为他们整天得靠在“乱中取栗”，如果句容一年365天都太平无事，他们能吃什么呢？于是，许多时候的冤情，就是他们有意无意地泡制出来的。

专属句容本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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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古代的句容多数时候能太平无事

在前面的几个帖子里，我曾经转录过《乾隆句容县志》上的史料，即句容县衙在清代早期只有16个皂隶，而且这些皂隶全是给知县当差的。不过我后来发现自己漏记了句容另外还有10个皂隶，其中有4个皂隶归县丞（其职务可能相当于无任何实权的副县长）领导、4个皂隶直接在典吏（相当于当代的县公安局局长）的手下当差，另2名皂隶则被安排在龙潭工作，属龙潭驿驿丞（相当于句容官方设在龙潭的县级招待所的所长）指挥。

古代的县丞属八品官，比县官低一品，他有时有权，有时又没权，这与不同朝廷的制度设计有关。总的来说，明朝的县丞就比清代的县丞有权。绝大多数的县官当然都希望大权独揽，但县丞是上级官署委派下来的，县官如果过份刁难他，他不好过，就会成为县官的死对头，你县官从此眼中也多了一颗钉，肉里多了一根刺。

县丞和典吏在县衙门旁边都有单独的官署，因而各被配有门子（相当于门卫）1名、皂隶4名。

旧时，句容的知县是得乘轿出行的，故而被朝廷配给了轿夫、扇夫、伞夫共7名，而县丞和典吏只能骑马出行，因此各给配了马夫1名。

当知县开堂审案时，无论县丞和典吏是否情愿，都会将自己手下的皂隶“出借”给知县，这应该也是官场上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据一位网友撰文说，在明清时期，一个县通常会设立3位九品的巡检，每个巡检管理100多名驻军。总计有三四百人，驻扎在县城周围和交通要道上。这些治安部队只听从知府的指挥，知县并没有权力直接调动他们。但在“百度百科”的词条上，清代的巡检是由知县节制的。

我暂时没有在《乾隆句容县志》上查到这方面的史料，因此也就无法证实其真。不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句容县志》中，对当地驻军部队的各种详情也是未加涉及的，这属于句容管辖范围之外的军事秘密，实属无从谈起。

再回到前面的话题上，旧时的“公安员”、“辅警”、“保安”、“城管”们基本上都集中在句容县城里了，各个乡镇的治安由谁来维护呢？

首先，“兔子不吃窝边草”，作案者往往是外地人。但古代各地人口的流动非常小，外地人即使窜来句容也非常显眼，有意无意关注与提防他的人会很多。

二、旧时外地人出门时，必须随身携带由原籍县衙开具的“路引”，“路引”就相当于当代的介绍信，如果没有它，不但客栈不敢留宿 ，普通农家也不会随便收留。因为一旦发生各种案件，自己就得担负很大的责任。另外，只要没有路引的人，十有八九都是流寇或者逃犯，当地人会立刻向县衙报告。

三、在明清时期，朝廷推行了严格的里甲制度，如果一家遭遇了抢劫，周围9户人家必须赶来救援。否则，朝廷会追究其他9户的责任。

四、在句容的所有乡镇，地方乡绅的势力都很大，他们对当地一般的民间纠纷都有调解的权势，这就保证了“一般矛盾不上缴”的基本原则。

下面我给大家说个意味深长的民间故事——

清代某朝，在上元（即今之江宁）、溧水、句容三县交界的中间地段，有那么一口大塘，人称“三县塘”，它的位置就在当今郭庄镇之西。

有一天，溧水知县忽然接到秉报，说当地有人在三县塘里发现了一具浮尸，浮尸所在的水面恰在溧水境内。

既然出了命案，溧水知县就不得不从几十里外的县城乘轿到三县塘来了。这种事无论对知县还是随从来说，都是件苦差，坐在轿里的嫌颠得累，抬轿的和扛旗打伞的更是走得累，最让大家心累的是，这种案子可能一点油水都没有！

最倒霉的还是当地的地保，古代的地保就相当于现在某行政村的村长。自己所在的村落边上出了命案，连知县大人都从县城下来了，他们又没带着“行军锅”在塘边生火造饭，你敢不好生用酒肉招待吗？

知县和随从们在地保家吃罢饭，再来到塘边，大家全笑死了：天助我也，没得我们溧水的事了！原来无巧不巧，不知何时塘面刮起过一阵大风，居然将浮尸刮到上元的水面去了！

于是溧水知县在轿子里塞满地保所“赠”的土特产后，打道回衙了。

下一回，便轮到上元的知县从南京赶来了。他在酒足饭饱后，来到塘边，对本县的某地保训斥道：“你刚才说那浮尸是被大风从溧水吹过来的，难道那浮尸下面让他们给下了铁锚？”

地保马上心领神会，于是赶紧派人拿来一根长竹竿，赶去了三县塘，那人在水里好一阵拨弄，于是浮尸又被拨到句容的水面去了！

最后轮到句容知县从县城赶到塘边来了，当地的地保连连对他叩头：“青天大老爷啊，这浮尸本来并不在这里的啊，是让上元的地保派人给硬拨过来的啊！”

“废物，你不好再拨回去吗？”

“回老爷，上元官府来的人实在太多，把小的死死地拦在离塘口老远的地方，小人实在抗不过他们。再说，小人若在他们走后再移动浮尸，不是等于在自家的裤裆里抹黄泥，不是屎也是屎了吗？”

句容的地保和知县说什么也不肯担这个责，否则，前者要白出安葬费，名声也不好听；后者则至少得向江宁府写一份勘案报告，也等于向溧水与上元县认了怂。他们想把那具浮尸再拨回江水，但因为时间太久，浮尸已经腐烂，一碰就要散架了。

句容知县回到县衙后，气得七窍生烟。

师爷向他建议道：“老爷，您何不向江宁的知府大人告个状？”

句容知县一听，正中下怀：“就这么办！”

再说知府接到句容县衙的报告后，又好气又好笑：马勒戈壁，你们三个县还在本大人面前唱这一出戏啊！于是他提笔批示道：

大塘有主，偏属三县共管；浮尸无名，出门难保平安。一失足成千古恨，想入土千艰万难。彼水原本各方受益，出事理应大家承担。为免日后再次扯皮，水面全归江宁照看！

得，知府给本案定了性：浮尸是失足落水而亡，与各县均无牵扯。但死者的安葬费得由三个县共摊，从此此塘也划给了上元县，以避免类似的案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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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县级机关”里居然有许多“贱民”

当代的句容人可能很难于置信，在古代县衙里当差的“机关工作人员”，居然还有“良民”与“贱民”之分！我们在历史书中并没学到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在几乎所有的影视作品中，也都没有看到过涉及到这个内容的话题。

在当代县委与县政府的机关大院中，集中了全县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就连普普通通的办事员，你也不能小看。说不定将来的某位中央大员，如今正在你的对面为人民办事呢。

现在，凡是在编的、又没有任何官职的县级机关干部，统称为办事员或股员，而在古代，他们就属于吏员。

吏员虽然没有官阶和品级，但从事的多是文职工作；而古代的衙役却类似于当代的“义务兵”，主要负责衙门的站堂、缉捕、拘提、催差、征粮、解押、护库等武职。
在古代的县衙中，被视为“良民”的是“铺兵”（相当于当代的公安员）、“民壮”（相当于当代的辅警、城管队员或武装民兵）、库丁（相当于官仓里的保安）、斗级（相当于当代“国营场圃”里的保安）；

而被人们视为“贱民”的，则是“皂隶”（衙门里的差役）、“捕快”（旧时专管辑捕的差役）、“仵作”（类似当代的法医）、“禁卒”（相当于当代的狱警）、“门子”（相当于官署里的门卫）。
古代中国等级森严，人们只认可“士、农、工、商”这四种行业，特别看不起的是奴婢、戏子、娼妓和衙役。

古代的奴婢是失去了人身基本自由的下等人；戏子被认为是诲盗诲淫的“不务正业”者；娼妓天天出卖色相，为大众所不耻；而衙役通常被认为是“混子”或“走狗”，他们既无祖产可守、又无素质藏身、更无特长可供生存，只能从事这种收入极低的工作，并尽干些欺上瞒下、为虎作伥、鱼肉百姓的事。

在这里，我重点谈一下古代衙门里的“仵作”，它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当代的法医。

在今人看来，法医是一项很有技术含量的职业，但在古代，“仵作”却是“贱民”才肯从事的行当。因为仵作的本职工作就是检验死伤，有时得下水打捞尸体，有时得开坟检查骨殖，有时还得在蛆虫涌动的腐肉中寻找各种线索……他们每遇到的一个命案，都是一件很辛苦、也很晦气的差事。

古代的仵作好像多是男的，如果要检验涉及女性隐私的案件，男仵作就得靠边站，由县衙另请接生婆、鸨母之类的中老年女子来临时当差了。

大家都看过《水浒传》，想必对书中的何九叔并不陌生。何九既在县衙里当仵作，又利用业余时间帮人家办丧事，因而收入很不错。但是，但是他的社会地位很低，所以西门庆从来没用正眼瞅过他。

当武大郎死后，西门庆又请何九吃喝又送他银子的时候，何九就已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如果武大郎只身一人，被毒死也就毒死了，何九本无所谓。但武大郎的弟弟武松可是个能打死老虎的角色，还在县衙里当“步兵都头”（衙役们的头头）。一旦他回来闹将起来，势必找上自己，到那时该如何是好？何九一时想不出头绪，只能装作中了恶，倒地晕倒，暂时蒙混过去。

后来武松真的找了上来，直接亮刀子让何九讲出当日武大郎被火化的情况，何九赶紧把西门庆送的黑钱和武大郎发黑的尸骨取出，又把西门庆如此那般的事告诉了武松。可是当武松追问奸夫是谁的时候，何九居然假装不知道，让武松去问郓哥。因为他不敢保证武松就一定能斗得过西门庆……

通过何九叔这个角色，让我们知道了古代仵作虽然多少有那么点公权力，但是由于身份低贱，工作无歹，不但西门庆之类的有钱有势者看不起，就连一般百姓也未必肯与他交往。

由于县衙中的“皂隶”、“捕快”、“仵作”、“禁卒”、“门子”都属于“贱民”，没有多少人看得起，因此他们一般都是世袭的。

顺便一说，自古便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之说，以致社会上不得不出现了当兵的“世家”，这被叫作“军户”。还有被充军与发配边疆的罪犯，也被强行拉入军队之中。不过他们的“贱民”身份依然更改不了。

古代的官方曾有规定，一旦入了“贱籍”者，就算再有钱，也不再能买官了，甚至三代之内都不能参加科举。至于普通人家，当然也是不愿意与他们结亲的。

有关贱民的故事，大家不妨看看印度的有关电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