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始建茅山元符观（即今之印宫）的过程，绝对超出您的想象

赶场子的逛客

（提要：茅山的元符万宁宫是茅山最重要的宫观，它是由宋哲宗倡建，又是由宋徽宗斥巨资完工的。至于宋哲宗为什么忽然要在茅山新建 一座道观，连《茅山志》上也没有注意到历史上竟出了这两件大事：一是茅山高道刘混康来到京城主持专门兴盛皇嗣的上清储祥宫后，忽然有人向宋哲宗献上了中国古代皇帝最器重的、秦始皇“用过”的传国玉玺，使得哲宗龙心大悦，当即改年号为“元符”；二是不久后，宋哲宗忽添了一个独子和一个女儿。这都被宋哲宗视为是刘混康带来的祥瑞。宋哲宗在极其高兴之余，不得不遵守事先的承诺，放刘混康回茅山，以将茅山正待设计建造的元符观，扩建成全国一流的大型道观。可是刘混康刚回茅山不久，宋哲宗唯一的皇子与刚出生不久的小公主就全都夭亡了。宋哲宗又悔又恨，觉得万不该将能镇得住鬼神的刘混康放归茅山，他不久也一命呜呼……）

在元版的《茅山志●卷之十一》里，如此记载说：“绍圣四年，（哲宗）敕江宁府，即（刘混康）所居潜神庵为元符观。别敕江宁府句容县三茅山经箓宗坛与信州龙虎山、临江军合皂山三山鼎峙，辅化皇图。”

如此说来，哲宗曾经先后为刘混康下过两个诏令，前一个诏令是他觉得刘混康居功至伟，于是命令江宁府必须将刘混康所居住的潜神庵升级为元符观；后一个诏令是他觉得茅山的上清派道学渊深，特地将之排名于龙虎山的天师派、合皂山的灵宝派之前，以让道教内的这三大派如同宝鼎的三足并峙于世，共同辅助自己的皇权。

有关哲宗将潜神庵赐名为元符观之说，徽宗朝句容知县鲍慎在其所写的《茅山元符观颂碑》中，也有过与《茅山志》相似的记载：

“……刘混康……住持上清储祥宫……已而求还故山，许之，赐所居为元符观。”

但是，依照鲍慎的说法，哲宗是在同意刘混康回茅山的同时，才突然决定将其所居住的潜神庵更名为元符观的。

让我们继续阅读徽宗朝资政殿大学士蔡卞在《茅山元符万宁宫记》中的陈述：

“熙宁初，常州道士刘混康者，始诛茅结庵于山之积金峰……哲宗召至京师……且命即其故居，易而新之。会改元‘元符’，因号其处曰‘元符观’……然终哲宗世，元符观犹未讫功……”

蔡卞的这一说法，与《茅山志》和鲍慎之所云又有所不同了，但我觉得它应该更接近史实。

也许您根本没想到，刘混康所居住的潜神庵，只是他在前来茅山学道时，请工匠搭建的几间简陋的草屋，后来他虽然修成了“茅山观主”，但依然不肯移居它处。而哲宗在召刘混康入京时听说了这件事后，一面深感钦敬，一面又觉得那草庵太“寒酸”，与刘混康的身份很不相称，于是才特地命令茅山将潜神庵进行了“翻新”。此外，蔡卞在《茅山元符万宁宫记》中说得也很明白，是哲宗先改年号“绍圣”为“元符”，后才更名潜神庵为元符观的。

换句话说，哲宗为潜神庵先后共下了两道诏，一是命令将它全部“翻新”，二是命令将翻新后的潜神庵赐名为元符观。最重要的是，后一道诏乃出自元符元年，而非绍圣四年！

此后，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又提到了两件元版《茅山志》没能记载的事。

一是元符元年（1098年）七月，哲宗“诏刘混康茅山所居庵之旁已营殿宇，可赐名元符观”；

二是元符二年（1099年）闰九月，宋哲宗“诏上清储祥宫住持洞元通妙大师刘混康归茅山，从其请也”。

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我们又可以获知，哲宗虽然已经下诏让茅山为刘混康“翻新”潜神庵的故居，但刘混康并未舍得将潜神庵一拆了之，而是让工匠们在潜神庵旁另起了具有相当规模的“炉灶”，所以这才能被作者李焘称之为“已营殿宇”，因为“殿宇”一词在古代汉语中，乃是高大、雄伟的建筑物。

　　今人对哲宗将“潜神庵”更名为“元符观”一事，很难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更不会去深究其中的来龙去脉。可是当我们从史书中层层剥笋，才会明白，这在当时乃是一件极其轰动朝野、关系到国祚盛衰的大事！

下面，我就根据《宋史》等史书的所载，为各位读者解读一下已被今人完全疏忽了的两件真事。

第一件真事是，哲宗刚将刘混康召至京城不到半年，次年正月，咸阳县（注：此县位于今之咸阳市的东北部）有个名叫段义的村民就向哲宗献上了一份大礼。据说他在翻修“河南乡刘银村”的老宅时，忽然见到“有光照室”，接着就发掘出一枚“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璃纽盘”的玉印。所谓“背璃纽盘”，是说该古印的印纽是一只盘踞的“璃虎”。“螭虎”是战国晚期工匠们刻在高级玉器上的异兽，而这种玉器只有君王才能拥有。据史书记载，当年汉高祖入关时，曾得秦始皇所用的螭虎纽蓝田玉玺，上面的印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高祖大喜，当即佩之于身，后代遂将此印名曰“传国玺”。

如今段义所献的，正似那方古代最高级别的玉玺，上面恰也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哲宗大喜，连忙命令翰林学士承旨（注：宋代的翰林学士承旨是皇帝的高级秘书，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蔡京召集多名饱学之士，集体辨验此古印的来历。

其时，以“好古善鉴”、“多识奇字”和绘画精湛而闻名于朝野的官员李公麟语出惊人，据他认为，这正是秦始皇取之蓝田玉、令李斯所篆刻的那方极负盛名的传国玉玺！随后，蔡京又率十三名“讲议官”联名上奏说：经过我们集体考证，这一方古印无论从玉质、样式、规格、所用的雕刻工具、所刻的字体、所刻的文字和所出土的地点等各方面情况来综合分析，它“皆非近世所为”，“非汉以后所作明矣”！

按照这些饱学之士考证出来的结果，此玉印就只能是中国历朝历代皇帝梦寐以求的第一国宝了！据说任何皇帝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示“气数已尽”，无之，则会被他人暗讽为“白版皇帝”。难怪许多欲谋帝王之位者为了得到它，不惜争得你死我活，甚至私下命人造假，原来它乃是正统皇帝的最好凭证！

哲宗欣闻自己获得的竟是“货真价实”的秦玺，自然龙心大悦，当即将此古印取名为“天授传国受命宝”，他不但在大庆殿为自己举行了一个接受“天授传国受命宝”的盛大仪式，又派官员专程前往位于山东曲阜的景灵宫，向被供奉在那里的黄帝进行祭祀，以示答谢。此景灵宫乃是宋真宗所建，因为他认为那里是赵姓始祖黄帝的出生之地。

随后，哲宗诏令献宝人段义为九品武官“右班殿直”，另赐绢二百匹。接着，他还不顾历史上的惯例，兴冲冲地在当年的六月便将年号更改为“元符”。这在并非改朝换代的正常环境下，是极为罕见的，它在中国的编年史上，也可谓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个例。

哲宗曾经在昭圣五年五月下了一道诏，陈述了自己忽然要更改年号的理由，大意是：

朕自从登基之后，继承先世圣人的大道，能敬天意，因而屡屡受到上天的嘉奖与厚赐，如大地连降甘露、天上常现奇光等，如此的吉兆无穷无尽，就连神圣的玉玺也再现人世了！朕德行浅薄，得感谢天帝广泛的惠顾。天命是有预兆的，因此朕得以天为法，恭敬戒惧，这样才能无往而不胜。朕应该报答神明所赐予的福祥，这样才能适应天降的祥瑞。朕决定改掉“绍圣”的年号，以显示上天所赐的受命之符。宜于绍圣五年六月改为元符元年。

所谓“元符”，在古代汉语中可有两种解释，一是我国皇权所拥有的最古老的、最正统的凭证信物；二是“最大的祥瑞”。

读到此处，您应该明白，元版《茅山志》上所称的“绍圣四年，（哲宗）敕江宁府，即（刘混康）所居潜神庵为元符观”之说，显然失之考据了，它错将元符元年当成了绍圣四年。

在1998年由句容市地名志办公室出版的《句容茅山志》和2000年由茅山志编纂委员会出版的《茅山志》中，对元符万宁宫的介绍，都延续了元版《茅山志》的说法：“绍圣四年（1098年）始建‘元符观’”，更有甚者，新山志的编撰者还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绍圣四年通常是指1097年，而非1098年。虽然它在阳历中包括了1098年的1月1日至2月3日，但哲宗更改年号是从1098年的阳历７月才正式开始的。

第二件大事是，元符二年（1099年）八月，宫中又传出了一件让哲宗心花怒放的喜事：在刘混康担任上清储祥宫住持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哲宗最宠爱的刘贤妃产下了一个皇子，取名赵茂。

要知道哲宗召刘混康入京住持上清储祥宫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借助刘混康的道行，能让自己的龙椅后继有人。他的后宫虽有佳丽无数，但此前只生了三个女儿，其中大女儿福庆公主在两岁时又夭亡了。皇帝最怕无子，如今他终于心想事成，又怎能不更加敬重刘混康？！

此前，哲宗已经废掉了孟皇后，他一直想立刘贤妃为六宫之首，但都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如今刘氏很争气地替他生了皇子，他终于趁势将刘氏“转正”了。

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哲宗在刚添了皇子赵茂不久，就特地“幸（上清）储祥宫”，显然，他是前去上清储祥宫向神灵还愿，并亲自向刘混康致谢的。而在这一次的君臣私会时，有关在茅山大加扩建元符观这一重要事项，也被哲宗郑重地提了出来。

请注意，此前，哲宗只是想让茅山将潜神庵翻一下新；此后，他决定将正在翻新的潜神庵改名为元符观；如今，他却希望尽快地将元符观扩建成功了！这可是三件层次不同，又很容易被今人混为一谈的事，实在不可搅合在一起。

鲍慎在《茅山元符观颂碑》一文中，曾经引用了徽宗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先帝哲宗只所以“经营元符于名山”，乃是为了妥善安置亡灵，并祈求上天永远护佑自己，帮助国家昌盛。

可以推断，也正是在那次君臣会面时，刘混康又一次向哲宗提出了想回茅山的请求。

此时的哲宗自然绝对不想让刘混康重返茅山，他希望这位“洞元通妙大师”还能继续坐镇京城的上清储祥宫，以为自己带来更大的祥瑞。可是他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坚持不放刘混康回茅山，不但“经营”元符观这一有关国运的任务无法圆满地完成，更会让自己在神灵们的面前食言。因为刘混康此前一直不愿留在京师，想必哲宗不得不当着神像们的面口头承诺：刘混康能助自己的心愿实现之日，也就是准许他回山之时。

须知道“庵”可以是三两间极简陋的草庐，而“观”就必须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庙宇了。至于哲宗此时心目中的茅山元符观，也许已经大大超越了国内现有的道观，他十分希望它被建得极其的雄伟和辉煌！

可是，这件事除了交给刘混康操办之外，哲宗对谁也无法放心。尽管刘混康入京之前，已经将统领茅山的责任全都交给了他的得意弟子笪净之，但笪净之其时还不足三十岁，只怕很难独挡一面，难以保证这一浩大工程的万无一失。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故，那可就太不顺遂了！

出于以上种种考虑，也许就能解释，哲宗为什么会肯“轻易”地批准刘混康从京城回归茅山了。

刘混康是元符二年闰九月的某日被哲宗批准回茅山的。谁也没有料到，刘混康刚走，也就在当月的二十五日，哲宗唯一的皇子赵茂就忽然夭亡了，“享年”还不足一百天！仅仅隔了四天，哲宗最小的女儿扬国公主竟也病死了！这对哲宗的打击极大，从而加重了他原有的病情。

南宋的陆游先生在《家世旧闻》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神奇的传说：刘混康颇有学识，特别擅长揭发、审理和判决鬼神的罪恶，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将这一行当作为自己谋生的职业。刘混康曾说过：“贫道怎么能当一个天天对着犯人敲枷击锁的老狱吏呢？”

这一野史故事，一是说明刘混康具有“善劾鬼神”的道术，二是赞赏他不愿当一个凭借道法欺压鬼神的修行者。该故事可能源自哲宗朝深宫中的传说，以解释为什么刘混康刚回茅山，哲宗就遭遇了皇子赵茂与小女儿扬国公主接连夭亡的两大悲剧。

元符三年（1100年）二月二十三日，哲宗忽然驾崩，年仅二十三周岁。临终的他可能又悔又恨，悔的是不该放能镇得住鬼神的刘混康还山，恨的是自己没来得及为在建的茅山元符观拨付一文钱！

如此一来，茅山此前已经在建的、规模宏大的元符观，就不可避免地成了“烂尾工程”。

哲宗有没有给元符观拨款的打算？准备赐钱多少？这在史料上并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不过他连召刘混康入京都赐给了一百贯路费，诏建元符观更不可能“一毛不拔”。只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