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知县门生”曾在印宫设过扶乩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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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知县门生”曾在印宫设过扶乩坛

众所周知，康有为与茅山有过极其深厚的渊源，他曾于1916年慕名专程前来茅山，为母亲劳氏选择墓地，不久即迁葬母亲、原配之妻张云珠及其弟康广仁于此山之麓。此后，他还不时前来茅山扫墓与隐居。

不过您可能不知道，康老先生最为信任的弟子龙泽厚，也曾步其后尘来到茅山，并代表上海灵学会，在印宫设过一个扶乩坛。

上海灵学会创建于1917年，其时国内政局动荡，张勋伺机复辟帝制，从而导致军阀割据，生民涂炭，百姓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内许多社会名流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因此深受挫折，信仰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转而研究起灵学来。

所谓“灵学”，简而言之，就是包罗了人世间“任何假设都无法解释”的现象，如招魂术、心灵感应、天眼通、意念致动、先知先觉等。这些灵学家人人知识渊博，完全不同于社会底层没有什么文化的巫婆与神汉。他们既笃信鬼神，也崇尚科学，并坚持将佛教与道教的经法融为一体，从而按照圈内的理解来破译人们渴望知道的种种神秘，这无疑很适应人们在科学启蒙时期的宗教需求，就连在今天也不乏大量的拥趸。

上海灵学会是当时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灵学研究团体，其发起人除了龙积厚之外，还有杨璿（无锡市立学校校长）、陆费逵（中华书局创办人）、俞复（清末举人，参加过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后任上海文明书局总经理）、丁福保（著名目录学家，编纂过《佛学大辞典》）等。就连大总统黎元洪，也曾为该会题过字；而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更曾亲自站台为该会助过阵。

上海灵学会主要开展出版期刊、扶乩和灵魂摄影三类活动，该会出版的《灵学丛志》曾如此炫耀说：“灵学者，实为凡百科学之冠，可以濬智慧、增道德、养精神、通天人。”

康有为当时的社会地位如日中天，他虽然没有肯屈尊加入上海灵学会，但对灵学的信奉，却丝毫不比这些晚辈们差。据康有为自己介绍，他年轻时某次外出时，一块飞砖忽然掠面而过，只要再近一寸，定能让自己脑浆迸裂，从此便深信不疑“死生有命”之说。另据说这位老大人晚年时更加信奉鬼神，凡遇重大疑难之事必设坛扶乩，求神明指示。张勋复辟之前夜，他又特地扶乩，叩示复辟能否成功，由于“仙判大吉”，他才敢“放胆为之”，同意出任“弼德院”副院长之职。

扶乩是中国道教的一种“天人交通”之术，兴于魏晋时期，盛于明清之时。它又称扶箕、扶鸾、挥鸾、降笔、请仙、卜紫姑、架乩等等。在举行这一仪式时，占卜者跪在坛前，口不发声，只在心中向神灵寻求帮助，此后，两位未婚的、且与神祇有缘的扶乩者据说就会被某神灵附体，并通过插在乩盘上的乩笔，写出一些汉字甚至诗文来。其他助手则笔录下相关的内容，并由权威的专职人士向占卜者转达和解释神灵的答复。

龙泽厚，字积之，广西临桂人，生于1860年，殁于1945年。其家族世代书香，龙泽厚的祖父龙寅绶，还曾于同治年间担任过句容知县。

龙泽厚年轻时就在家乡创办过“聚众千人”的“广仁善堂”（一种民间慈善机构），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因考试成绩优秀，被从广西直接拔入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就读，经廷试合格，又官至广东翁源县知县。

光绪十八年，32岁的龙泽厚在返乡时途经广州，因仰慕康有为的学识与为人而登门拜访，在亲耳聆听了他维新救国的道理后深受感动，当即拜仅年长自己两岁的康有为为师，还毅然辞官，进入他为培养变法人才而创办的万木草堂学习。此后，友泽厚与梁启超等人一道，成了直接参与康有为变法维新的骨干。

康有为十分器重这位有胆有识的学生，一再夸他“仁质甚厚”，还亲切地称他为“知县门生”。龙泽厚更是不负老师的期望，全力协助康有为创立了“北京强学会”和桂林“圣学会”。

戊戍变法失败后，龙泽厚曾一度入狱。1900年，他参加了唐才常召集的国会,被推举为干事,事败曾被通缉，后任上海商务局会办。他发起创立过不缠足会,加入过孙中山的中兴会,是该会中广西籍的唯一会员。1903年，龙泽厚在上海召集广西人士集会,声讨广西巡抚王之春借法国军队平定会党。是年，他受康有为的委托，负责上海保皇党的工作，并同章炳麟、秋瑾、马君武过往甚密。

    康有为就连在不得不逃亡香港的途中，也没忘记龙泽厚，他特地给救过自己的、远在上海的英国某传教士写过一封信，不但在信中夸奖自己的这位“知县门生”“志行高洁，学问通博”，还恳求该传教士尽可能地安排龙泽厚来沪进入报馆工作，以免其“奔走避地，流难无归”。

辛亥革命后，龙泽厚曾任广东教育厅课长（相当于科长），后在广东、桂林提倡尊孔,并与友人同办慈善事业。
    1926年，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了天游学院，龙泽厚又赶去担任该学院的教务长。尽管此时康有为已经多受社会的非议，但龙泽厚依然不离不弃，全力支撑。康有为于次年逝世后，龙泽厚又特地编撰了《南海先生上书记》一书，极为详细地记录了康有为谋求变法的种种艰难与曲折。

龙泽厚是何时代表上海灵学会来茅山的印宫设立扶乩坛的？是与其师康有为一同前来，还是与有关会员同来的？由于这方面的史料业已阙失，恕我也难以说清。目前我所掌握的唯一凭据，出自著名爱国学者、大律师陶保晋所写的《茅山游记》：“……（吾）旋往印宫，至聚仙道院，承吕朋宾道士飨以酒食。旋参观灵学会乩坛，知为龙积之先生所发起，开沙一次，即中止焉。”

此游记写于1924年，其时康有为还健在。巧的是陶保晋在那次游览过印宫的次日，竟在崇禧万寿宫见到了康有为，原来老先生是带着两个儿子来茅山扫墓的，几人“纵谈甚欢”，还在一起吃了午饭。可以断定，陶保晋与康有为在交谈中，必然提及龙泽厚其人，以及他在印宫所设的扶乩坛。可惜的是，陶保晋因吝于笔墨，并未深言。

据陶保晋在此游记中回忆，他与康有为作别后来到乾元观，只见观中的辛夷馆也设有一个扶乩的沙盘，大堂上还有一幅“山中宰相”的横额，而那竟是八仙之一吕纯阳的乩书！

印宫的扶乩坛是龙泽厚于何时开设的？为何只开了一次沙？此后他有没有再来扶过乩？乾元观的扶乩坛又是何人开设的？是与上海灵学会有关，还是与康有为有关……可惜这一切的一切，也许永远是不解之谜了。

    另据龙泽厚的女儿龙六纬回忆，龙泽厚生前精通易学和佛教经典,曾著有《易经八卦》、《河图洛书》和佛道经典释注数种。看来，他将上海灵学会的扶乩坛设在茅山，绝非随心所欲之举。 　

顺便一提，抗战爆发后龙泽厚回到桂林, 虽年事已高,仍担任广西省政府的高级顾问,他全力投入抗日救国事务，还变卖掉祖宗房产，捐给红十字会医治伤员。

龙泽厚在逝世的前一年，曾应邀出席过梁漱溟的婚礼。梁漱溟当众称他“年高望重，有着丰富生活经验”，而他非常高兴地捋着花白的胡子，就婚姻的意义引经据典地高论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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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母亲的墓在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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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老先生最为信任的弟子龙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