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句容县水泥厂机修车间的班长周贝宝，你还好吗？

赶场子的逛客

下帖是我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在《镇江日报》上的一篇短文，记叙的是原句容县水泥厂机修车间班长周贝宝老兄。其实我和他只有一面之交。我不再想称他为同志，更不想称他为先生，因为这都太老套了。

几十年了，这篇短文已泛黄成古籍状了，但我还一直保存着，并时时想打听一下：年长我一岁的周贝宝老兄，你的身体还好吗？现在哪里养老？

                 

难得糊涂

他憨憨地笑着，不肯将油污污的双手递给我。当然，这绝非因为他的左食指有缺憾之处。

秋后的晚风送来了丝丝寒意，他却热得要敞开衬衫。 我不敢提“采访”二字，我只告诉他，自己曾与少姑山脚的石灰石有过4年的缘份，是他邻县的“矿友”。

他的记性真好，对悠悠往事全“历历在口”。

我冒昧地询问起他食指残缺的原因。那该是一个令他痛心疾首的故事，他却叙述得平淡如水：某个子夜，他在滑坡站台上抢修电机设备，忽然马达被人误启动了，于是如斯。

他毫无责备他人的意思，反而解释道:“那天太黑，灯又太远，我实在看不清对眼上螺丝，只好违反操作规程，把手指伸进去摸……”这简直是在作检讨了!

我正被他的豁达感动不已，陪伴着我的组宣科的杨科长插话道:“这处伤还不算什么，他的腰部……”

在我的要求下，他撩起衬衫，于是我看见了一条尺把长的刀痕。那是他与另一名壮工扛着数百斤重的风管上少姑山，被压趴、压吐了，可爬起来还是扛、还是干……数月之后，他甚至站不直了，才被领导硬逼着去就医。医生判他得了“腰椎突出症”，替他治疗的竟是一把钢凿……

他还是丝毫没流露一点抱怨的音符，尽管他至今仍没有享受一个伤残者应该享受的待遇。他怨恨的只是自己“身体单，没经住压”。相反，他对原机修车间书记吴才根同志是十分感激的:“吴书记领着我去治伤，还掏腰包请我吃饭、请我看电影，他待我真好……”他的感情十分真挚。

我原以为一个人对使自己终身痛苦的事是会刻骨铭心的，他却糊涂得连伤在哪一年都排不出子丑寅卯了。我暗自奇怪:这老哥，怎么时而记性绝佳，时而又糊涂到地呢?

事后，组宣科的丁干事为我释了疑:“他啊，一谈到自己就犯‘糊涂’!”

果不其然，他真有这怪“病”。交谈过程中，他始终没谈自己干了哪些值得炫耀的事，也没谈他获过几次奖，创下哪些业。他的一些事迹我还是通过丁干事才采访到的。

据说在今年最炎热的一天，厂部的水泥选粉机突然出了故障。他为了把停产的损失降低到最少的刻度，连眉也没眨，一头就拱进去了。我真不敢想像人在蒸笼里、在水泥灰堆中的滋味。

如今有一些伟岸的汉子胸前总佩着郑板桥先生“难得糊涂”的徽章，不过他们信奉的是对世事糊涂的明哲保身的哲学。这是我断然不敢苟同的。我倒极钦敬他对自己的得失“糊涂”的品格。

他普通得如同少姑山中的一块石灰石。官也不大，只是机修车间的一名小班长，长得也无特色，下次我与他擦肩而过，也许就相逢而不识了。但我从此记住了他的名字。他姓周，名贝宝，刚过不惑之年，属兔子。不过我认为他真正的属相该是牛——一头无私的牛。

在以后的多年中，我一直都在思忖：自己在报纸上发表这种正能量满满的文章，对周贝宝老兄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当时也根本不是奉命前去寻找先进个人，只是到那里去转转，写不写这样的文章其实都无所谓。但他不会明白这些，只知道县里来了个“干部”，居然把他聊上《镇江日报》去了……

此后，我一直在扪心自问：你是想激励他继续奋不顾身地工作，还是应该提醒他保重自己的身体？你的良心告诉你应该是后者，但你的客观效果却是在硬把他朝前推……

我衷心希望周贝宝老兄还在句容的某套公宅或某个村庄里，健健康康地活着，没受任何此前因勤奋工作带来的病痛折磨。

如果您恰好认识周贝宝，请代我向他真诚地问一声好，祝福他永远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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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还能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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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手

到当地派出所去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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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县水泥厂，县属集体企业，厂址在县境东昌乡小裔庄村东1.5公里处。该厂于1974年建成小立窑；1977年投资300万元，建成小旋窑，年生产能力为2.5万吨；1983年又投资660万元，改建成年产10万吨的机立窑；1985年8月一次点火试产成功。产品合格率一直保持100％。1982年厂内试行分配制度改革，实行浮动工资制。1985年实行车间承包、奖金与利润挂钩，调动了职工积极性，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当年实现利税64.62万元，比1982年增长55.7％。该厂占地面积533700平方米，建筑面积41402平方米，其中生产用房27291平方米，生活设施用房14111平方米。1985年全厂职工786人，大部分为农民合同工，固定资产原值572万元，年产水泥4.4万吨，石灰石15万吨，石灰9500吨，总产值363.74万元。

赶场子的逛客

句容县水泥厂的前身是句容县石灰石矿，其中的少姑山与丹徒县石灰石矿所共有，故两家当时争夺资源争得非常厉害，双方各有一个工段的工地贴得很近，大家就像两个生产队的社员天天靠在一起种田。
这里的石灰石与船山的石灰石一样，质地优良，船山的石灰石全供给马鞍山钢铁公司，句容与丹徒两矿所采的石灰石就全部供应给上海宝钢。上海宝钢还特地出资建了一条铁路，将矿石用火车通过船山的铁道专线，由镇江的六摆渡车站发往上海。
后来句容县石灰石矿更名为名容水泥厂，名字好听了一些，但采石仍是其中的一个大头。
两家矿山的石灰石，通过板车各自倒入山上一个直筒筒的井中，再在山下通过井口的闸门放入小矿车中，然后通过山洞运至破碎机中进行破碎，再通过皮带运输到火车的一个个站台上。火车来后，站台底部的阀门打开，石头就被自动装进车箱。
我原先就在丹徒打过山洞，打直井的技术还是从句容石灰石矿学来的。这项工作非常危险，一半是从山上往下掘，另一半是从山下往上钻。打井全靠风镐在石头上打眼，然后用炸药炸。
从下往上钻时，得先在石壁上打眼，然后敲入钢钎，再装上带铁链的钢板，搭成“跳”，风镐工就仰着头，在山洞里站在“跳”上，打着干眼。如果带水打自然能符合采矿标准，但为此得在山中架设很长的水管，成本要昂贵得多，矿山很难承受得起。打干眼最倒霉的是风镐工，所有的防护设备只有一个简易的防尘口罩……
炸下来的石头，则被矿工扒到小矿车上运出去。
无论井口朝上还是井口朝下，在下面扒矿石的矿工都得防止石头掉下来砸到自己。大家头上只有一顶柳条编的安全帽，鸡蛋大的石头掉下来都非常可怕。

其时句容的火车站台比丹徒先进得多，因为它巧妙利用了山坡的地势，能将石头不停地往下倒，故每个储存石头的“仓库”建得都很大，火车一时来不了时，它就大量囤积。但丹徒矿就没有这一优势，得把每块石头往上输，不但库存量小，成本也更高。因此在丹徒矿同事的眼里，句容矿是很值得大家羡慕的地方。
那时候的我们都很单纯，也远没有爱惜自己身体的概念，大家都认为再苦也比种田强，因此都很珍惜这份工作，并认为自己所付出的任何辛劳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
后来我去了句容，再后来上海宝钢已不再需要如此巨量的石灰石，再再后来丹徒矿已改成了私人承包，再再再后来石头也不许乱采了。
我们以前的付出，是为了国家？是为了一个县的集体企业？还是为了将来转给某个老板？
我时时感到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