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超载”时代：改革永不眠

每日学法一丢丢

　   ■既要守住案件质量“生命线”，又要保证公平正义“速达”，这是人民法院面临的时代考题。

　　■关注数据异动、加强整体研判，正在成为各个法院的常规“体检”项目。

　　■如何既解“矛盾”，又安“人心”？如何达成多赢共赢、政通人和的效果？

　　■人民法院案例库为何成了法官审理案件和释法答疑时最趁手的“神器”之一？

　　■如何以“数字革命”驱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司法审判整体提质增效？

　　■案件数量高位运行渐成常态，人民法院如何向内求索？

　　1300万件、2500万件、4600万件，这是2013年、2018年、2024年人民法院的收案数量。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里将这三个点连通，将形成一条陡峭的曲线。

　　十余年间，案件数量翻了三倍还多。

　　随之水涨船高的是法院法官的平均办案量：2013年，一名法官平均办案量约为65件，2024年则上升至350余件，这也意味着，现在一个法官要办十余年前五个法官的案件量。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为例，2024年其受理案件数量突破33万件，280名员额法官人均办案近千件。

　　如果将人民法院视作一座“超级工厂”，超负荷运转的“正义生产线”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

　　更具挑战的是，知识产权、金融商事、海事海商、涉外涉网、环境资源等新类型纠纷不断涌现；类型化、关联性、群体性矛盾纠纷日益增多；法律关系复杂、处理难度大、审理周期长的案件层出不穷……

　　“老百姓来法院打官司不仅仅是要个裁判结果，更是要得到有理有据、可感可知、令人信服的‘说法’。”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法官邹蜀奇向记者展示了一份64页共3万余字的判决书，仅释法说理的“本院认为”部分就达8页5000余字，“这一个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涉及五十余起医疗事故的追偿问题。”

　　这是近年来裁判文书篇幅尤其是“本院认为”部分篇幅不断增加的缩影，不仅意味着案件的难度、复杂程度与日俱增，也凸显出人民法院为了让当事人知法明理、胜败皆服作出的不懈努力。

　　定分不易，止争尤难。

　　既要守住案件质量“生命线”，又要保证公平正义“速达”，这是人民法院面临的时代考题。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作出具体部署，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司法改革举措，直指严格公正司法的深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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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公平正义“更好更快”实现？
　　2024年1月，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强调，要加强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管理，抓深抓实司法改革，全面提升审判工作质效。
　　什么是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管理？人民群众的“司法体验”怎样量化？“改革工具箱”里还能拿出哪些“利器”？是否能让法官的职业尊荣感不被案牍疲惫消解？
　　人民法院唯有综合施策、控增挖潜，以科学的审判管理提升案件的“质”和“效”，重塑司法“生产力”。
　　让审判数据“开口说话”
　　“不包括小额诉讼案件两个庭室的调解率是多少？”“刑事庭超过3个月和6个月的案件分别是哪几件？”“执行局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同时要对案件进展加强调度。”
　　2月6日，春节假期刚过，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立即召开了审判执行数据分析研判会商会议。
　　各分管副院长针对分管条线汇报、审管办全面分析、院长总结点评……一年来，像这样结合审判数据进行的分析研判会商正在全国各级法院积极开展。
　　数据的升降，事关人民群众的“感受”。
　　2024年以来，全国法院以问题为导向，以数据为抓手，定期对照体检、分析会商、靶向施策，审判执行工作质量、效率、效果显著提升。
　　关注数据异动、加强整体研判，正在成为各个法院的常规“体检”项目。
　　“尤其是通过数据关联锁定‘衍生案’，可以促进实质定分止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副庭长谢芳告诉记者，数据显示，近年来，法庭受理的公司类连环诉讼比例逐年上升，有的在同一时间多地法院多点诉讼，有的在同一法院形成历史跨度长的多起诉讼，频繁出现“案套案”“案接案”等情况。
　　“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连环诉讼‘重灾区’，快审快结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持续引发新的诉讼。”谢芳举例，在她审理的一件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通过大数据对衍生案件进行摸排，发现该公司还有大量关联纠纷在基层法院“走程序”，各方均已进入“疲倦期”，繁重的诉累已经影响了当事人生产经营。
　　“我们找准和解时机，多次组织调解，成功定制调解方案，将衍生的数件审判、执行案件‘一揽子’化解。”谈到这起系列纠纷的化解，谢芳难掩兴奋，“正是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倡导‘质量优先、兼顾效率、注重效果’，从根本上打消了法官的顾虑，让法官更愿意花时间做好连环诉讼的风险排查和跨域联调。”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是人民法院必须答好的时代命题。
　　据统计，2018年至2022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一审信用卡纠纷案件307.9万件，占银行全部起诉案件的37.3%，占全部金融商事案件的28.2%，甚至成为很多基层法院收案最多的民商事案件。
　　矛盾的源头在哪里？通过大数据研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部分金融机构在发卡授信、事后催收等多个环节存在问题。
　　202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信用卡纠纷向相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协同有关方面促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有效减少了相关纠纷。2024年，全国法院信用卡纠纷一审收案同比下降26.68%。
　　解决矛盾纠纷并非法院一家之事，而是需要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综合性社会治理工程。
　　以行政审判为例，1995年，全国法院一审行政案件收案数量约5万件，2005年跃升至近10万件，2015年为22万余件，2024年达29万余件。
　　2024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开始施行。第一条特别增加表述“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并实质扩大了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扩大了行政复议的前置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全国法院受理行政一审案件同比下降5.14%，行政复议案件首次超过行政诉讼案件，更多行政争议在行政程序中得以解决。这意味着在行政纠纷领域，协同治理的新格局正在逐渐形成。
　　党委统揽全局把准方向、协同联动凝聚合力、多元共治筑牢根基……这正是人民法院深化矛盾纠纷源头预防、积极融入基层治理体系的探索实践。
　　最高人民法院与16家中央单位建立“总对总”多元解纷机制，指导地方法院强化指导调解工作。2024年全国法院在诉前成功化解民事行政纠纷达1218.2万件，占诉至法院民事行政纠纷总量的40.2%。全国法院先行调解量、调解成功量均实现同比增长。
　　记者从最高法审管办了解到，尽管全国法院的新收案件总体数量还在增加，但增速已经明显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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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实质解纷“精准施策”
　　“卖羊肉仅获利180元，市场监管部门却开出10万元罚单？”2024年12月，一起正在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的行政处罚诉讼案件引发媒体广泛关注。
　　一边是当事人销售未经检疫的羊肉，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另一边是原处罚决定未充分考虑相关裁量因素，“小过重罚”有违人民群众朴素的正义观。
　　“依法审判”容易，但如何既解“矛盾”，又安“人心”？如何达成多赢共赢、政通人和的效果？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积极协调省、市市场监管部门，有效推动该市场监管局启动行政行为自我纠正程序，并指导盐城中院依法依规妥善处理此案。
　　最终，该市场监管局自行撤销了原处罚决定，将罚款金额由原来的10万元调整为1万元。当事人按新的处罚决定缴纳罚款，并向盐城中院提交了撤诉申请书，申请撤回该案上诉和一审起诉。
　　与此同时，江苏高院推动省市场监管部门出台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和从轻减轻处罚规定，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从源头上预防此类纠纷。
　　群众对审判结果不满意，上诉率就会居高不下，“终局裁判”无从谈起。
　　法官的释法说理欠透彻，缠讼现象就源源不断，“服判息诉”遥遥无期。
　　两个数据引起了记者注意：2024年，全国法院各类民事案件收案同比增长3.25%，民事一审案件同比增长4.03%。
　　为何各类民事案件整体增幅低于民事一审案件增幅？哪些案子少了？最高法审管办主任何帆向记者展示了另外一组数据：2024年，全国法院民事二审案件收案同比下降5.45%，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案件收案同比下降0.29%，民事再审案件收案同比下降19.23%。
　　上诉、再审案件少了，意味着实质解纷“一次到位”。
　　与之相呼应的是“案-件比”这一数据。2024年1月，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在全国法院正式运行，“案-件比”正是其中的核心指标。
　　什么是“案-件比”？何帆表示，“案-件比”是反映法院“一次性解决纠纷”情况，将“案”与“件”进行对比，形成一组数值对比关系，即一个待决争议（案）立案后，需要经历多少诉讼执行程序（件）才能解决。“件”数越少，说明一个“官司”经历的审判执行程序越少、当事人感受越好。
　　“同村邻居向我家鱼塘撒农药，死了180多条鱼苗，公安机关只拘留他12天？”2024年3月，想不通的李某向湖北省竹山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令被告王某支付其各项损失和费用总计6万余元。同时，李某还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并向法院提交行政起诉状，请求撤销公安机关处罚决定。
　　一事变三案。针对李某的赔偿诉求不难解决，可解决了民事纠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还在，当事人的疑问并没有彻底消失。
　　“能否通过化解一案带动行政争议实质化解？”承办法官转变思路，联合行政复议机关、县公安局、县司法局、乡政府、村委会等部门组建调解专班，以民事赔偿为“小切口”，分别对李某和王某展开调解。
　　针对行政复议申请，复议机关从案件事实和行政法规角度耐心解答；针对民事赔偿，承办法官从证据规则、损失认定、赔偿依据、法律规定等维度深入分析；调解组对当事人及其家属讲明法理情理，最大限度凝聚赔偿共识……最终，王某和李某对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诉前调解协议。李某随即撤回了行政复议申请和行政起诉状。
　　“依法结案”易、矛盾化解难。从关心“一个案子结没结”，到关心“核心争议解没解”“社会效果好不好”，这不仅是法官心态的变化，更是司法理念的重塑。
　　2024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审判工作中促进提质增效推动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指导意见》，对切实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一次性解决作出规定。
　　“实践中，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日益增多，此类案件往往法律关系复杂，容易导致循环诉讼、民行裁判冲突、争议实质化解难。有的原告诉讼十余年，收到数十份民事、行政裁判文书，但争议仍未得到有效解决，难以服判息诉。”最高法相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民行交叉案件的处理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对此，指导意见明确了一并审理民事争议的释明和裁判规则，构建了民事案件与行政案件互相转换机制，聚焦当事人的实质争议，打破民行诉讼壁垒，力争实现相关争议的一揽子、一次性解决。
　　2024年，全国法院“案-件比”同比下降，相当于减少了近百万件衍生案件。
　　除了“案-件比”这一综合性指标抓手，上诉率、申诉申请再审率、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比、再审改判-发回重审比等均能反映审判环节的“程序”质量——
　　记者了解到，2024年，全国法院各类案件上诉率同比下降0.66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了12万余件上诉案件；申诉申请再审率同比下降0.04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了8000余件申诉申请再审案件；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比同比下降0.07，再审改判-发回重审比同比下降0.06，更多案件以改判形式得到纠正。
　　从“不服再告”到“案结事了”，每一起案件的服判息诉，都折射着司法公信力的点滴积淀，终将汇聚成法治中国迈向善治的磅礴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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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丰富“改革工具箱”
　　“看到判决书里写了‘该判例也有人民法院案例库相关类案’佐证，我们虽然败诉也觉得心服口服。”2024年6月，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化解后，当事人刘某拿着判决书感慨道。
　　“公司注销后，原公司股东可以自己的名义依法提起诉讼主张公司遗留的债权。”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法官乐忠槐不仅在判决书中运用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同类案例进行充分的释法说理，还在判后向当事人介绍了如何使用案例库，“如果下次遇到法律纠纷，对照案例库，也许你们自己就解决了。”
　　什么是人民法院案例库？它为何成了法官审理案件和释法答疑时最趁手的“神器”之一？
　　2024年2月，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并向社会开放。案例库收录了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认为对类案具有参考示范价值的权威案例，包括指导性案例和参考案例，进一步提升了案例的检索精度、认可程度、指导力度和应用广度。
　　使用案例库、善用案例库，也为基层法院的案件质效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记者了解到，黑龙江省宁安市人民法院对案例库的检索量居全国基层法院首位，2024年，该院案件的上诉率、一审裁判被改判发回重审率均有不同幅度下降，这个曾被纳入“全国相对薄弱法院”的基层法院，正在勤学、善用中逐渐发生蜕变。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从部署建设案例库之初，就始终强调要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意识，要求通过明确案例入库标准、规范案例入库流程、严格审核把关要求、建立用户评价和动态更新机制等，确保入库案例的质量。”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加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确保入库案例质量是案例库建设的“生命线”。
　　2024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运行工作规程》，对参考案例的入库流程、社会推荐参考案例的入库流程、入库案例的检索使用、参考案例的动态调整等内容作出规定，进一步优化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运行规则。
　　人民法院案例库不仅是服务司法审判、公众学法、学者科研、律师办案的权威平台，亦是展现中国司法文明成果、彰显中国法治建设成就的重要国际视窗——
　　在案例库中，一则某外国航运公司申请承认英国法院商事判决的指导性案例格外引人注目。尽管我国与英国没有缔结或者参加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商事判决的国际条约，也没有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商事判决的先例，但上海海事法院仍根据“法律互惠”原则对案涉英国法院判决先行予以承认。随即，英国法院也承认了我国浙江杭州法院的两起判决。
　　率先释放善意，展现大国风范。这既是对“亲仁善邻”传统美德的传承，也是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积极实践。
　　“作为律师，坚决支持、赞赏案例库工作。”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子程表示，案例库上线，为律师及时检索权威性和公信力兼备的案例提供了便利，有利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同样检索量“爆棚”的还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推出的“法答网”。
　　通过“法答网”，全国法院干警可就审判工作、学习和研究中涉及的法律适用、办案程序和司法政策等问题在线咨询，由上级法院审判业务专家进行答疑。最高人民法院定期对高频提问、不一致答疑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发布精选答问，有效解决了一批困扰审判实践的疑难复杂问题。
　　截至目前，法答网提问数量达75万余件，答疑量达69万余次，已成为广大干警案边必备的“工具箱”之一。
　　2024年、2025年，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事例库、多元解纷案例库分别上线，指导审判和纠纷化解的“工具箱”中再添“利器”。
　　如何以“数字革命”驱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司法审判整体提质增效？2023年起，最高人民法院部署加快“一张网”建设，在此背景下，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及管理活动即将再次迎来“数字化”转型——
　　全面推进科技法庭建设，运用人工智能辅助办案、运用信息化手段促进执行；推广人民法院在线服务，提供多渠道便民措施，以数字赋能司法服务便捷高效；运用大数据分析强化审判管理，持续推进法答网案例库互联互通，促推信息化建设全面升级……
　　站在法治中国与数字中国交汇的历史坐标，人民法院正在构建起司法公信力与数字治理能力同频共振的新型法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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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考评“精校”质效
　　“要引导一线法官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审判执行主责主业上。”今年1月，最高法举行党组会对“内部挖潜”提出明确要求。
　　案件数量高位运行渐成常态，人民法院只能选择向内求索。
　　202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年）》，确定了9方面45项改革任务，就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主体责任、有序探索创新、加强评估问效等提出要求。
　　其中，“完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完善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优化审判质效管理”“完善案件质量评查制度”等均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如何科学统筹“案”与“人”的关系？如何促推“评案”与“管人”“治院”无缝衔接？
　　“要把反映‘人’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纪律作风建设等情况融入对案件的考核标准，通过办案质效、工作业绩来印证和评价干部的政治素质。”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张一丽指出，考核工作必须突出政治标准，引导干警做深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
　　记者从最高法审管办了解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并不断调整优化，就是要通过中性、客观的工具，科学提取和评价不同地区、不同条线审判工作的质效情况，帮助各级法院乃至每位法官检视、分析、解决工作中的不足，把“监督指导”作用发挥到实处。
　　对于审判业务繁重的基层法院而言，案件质量要求与办案效率指标会不会对其造成双重挤压？
　　为做优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管理，最高人民法院删繁就简，持续优化调整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切实为基层减负——
　　“点对点”的月度提示改为了季度提示，给大家更宽敞的调整、完善空间；删除指标数据同比增降情况，不再出现“同比趋优”或“同比趋劣”等表述，只提示未达合理区间情况；各地法院“无权”查看同级法院数据，也不允许以“通报”方式变相排名，避免“无效内卷”……
　　“最高法强调不得高强度、高频次开展通报考评调度，不得脱离实际搞任务摊派、定额定标，不得将指标压力传导到基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李国毫坦言，指标体系调整后，审判监督更加精准务实，中基层法院普遍对新“体检表”持欢迎态度。
　　何帆用“一门实践科学”来形容审判管理工作，“假设全国法院是一片森林，无论是一省辖区，还是某院某庭，对随时出现的枯叶、虫害、病变、灾患都不能视而不见，要防止因一地一域失管而损害全局。”他表示，审判管理工作是系统工程，需要院庭长、各审判部门、研究室、审管办等共同参与、协同发力。
　　2024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创新推出“调研式考核”的部门考核方式，这意味着考核不再用指标“一把尺子量到底”，而是通过实地调研现场看、当面听、直接问，全方位、立体化了解部门和领导班子工作情况，更加注重工作的价值导向。
　　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院机关全年结案达到3.3万件，同比增长82.2%，主要审判管理指标持续向好。
　　面对“人案矛盾”的现实困境，唯有让审判管理回归司法规律的本真，方能在案件质量与审判效率的两难中开辟出破局之路。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每一份公正判决的累积、每一次案结事了的达成、每一项制度创新的沉淀，终将汇聚成推动法治进步的持久力量，在时代浪潮中写就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瑰丽答卷。(来源：中国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