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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来,看我新开的《五味杂陈故事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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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3-3 19:11:19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老南京忆旧:魂牵梦萦伏魔庵
赶场子的程逛客

梦中畏闻出工哨,醒来怅失诵书声。



在三山街西南角,曾经有过一条细细窄窄的小巷,名叫“伏魔庵”。它小得就连老城南人也没几个知晓,可却是我爷爷、我父亲和我及兄长、姐妹等祖孙三代的衣胞之地。
我小时候常听老祖母说,伏魔庵原来是"窑子巷",后来还真有人从《上江两县志》中查到了相关证据:此巷曾因清朝时“地(上)砌有窑洞烧水而得名”。至于为何有人要在这里砌个窑洞烧水,该史志却语焉不详,抑或最早是有人在此砌了座老虎灶,专门烧水卖茶的?
另据《上江两县志》称:“此巷阴暗疑有怪异”,居民便集资造了一座伏魔庵来降服鬼怪,并改名为伏魔庵。
顾名思义,伏魔庵应与关公有关了。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神宗别出心裁地敕封三国中的蜀之大将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还在各地建造他的寺庙,至于窑子巷是在何时被选中的,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了。
1984年出版的《江苏省南京市地名录》也采用了《上江两县志》所说:相传清朝时此巷阴暗,民间疑有怪异,群众遂捐资建庵,名曰伏魔庵。巷以庵得名。
然而此说有几分的可信度,就另当别论了。因为直至建国之后,伏魔庵这条小巷中才有17个门牌号,拢共三四十户人家,就算当年真有“怪异”,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但又关别处群众什么事呢?他们为什么要特地来此捐钱建庵呢?
再说,与窑子巷紧邻的金沙井、全福巷、洋珠巷等,都建有大小不一的庵堂或小庙,而且老城南最著名的承恩寺与城隍庙也与它只有咫尺之隔,难道那么多的菩萨与专管整个南京的城隍老爷,居然全都无法消弥这小小窑子巷里的“怪异”?
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关羽被集忠孝节义于一身,宋徽宗封之为“义勇武安王”,元代加封为“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明神宗封之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清朝的顺治帝更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佑赞宣德关圣大帝”,然而封号越长,人们就越难记得住,大家只知道他是位“武财神”。
我觉得,那编写《上江两县志》的前辈与编写《江苏省南京市地名录》的老师,可能忽视了旧时的一个重要现象,即民间不断涌现的某位教徒或信士舍家为庵堂寺庙的故事,否则我们根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陋街深巷中常会出现一座又一座的庙寺堂庵。
比如宋时宰相王安石,就曾舍出南京的半山园之家建起过半山寺;再比如明时的大太监王瑾,就曾在三山街舍过豪宅而建起承恩寺等等。
由此推断,是古代时窑子巷里有位信道的阔佬或富太太,忽有一日心血来潮,断然决定舍家为庵,这种事才应是伏魔庵真正的建庵之基。 
照理说,伏魔庵既然供奉的是伏魔大帝,就应该属于道教才对,但它偏是一座佛门的小寺。
佛门称关羽为“伽蓝菩萨”,伏魔庵如属佛教,就应该叫“伽蓝庵 ”才对了。难不成它是“先道后佛”,中途被某位高僧“跨行收纳”过?
已故地方志专家卢冀野先生在其所著的《冶城话旧》一文中说:“…….予望鹤冈(注:此处应为“岗”字之误)故宅旁有伏魔庵,外家(注:“外家”在此可能是指作者与其妾的居住之地)全福巷有常乐庵。两庵皆小寺,各有僧七八人。有年事长者,有年幼者。予幼时,常入寺与诸僧游,知江南寺僧以泰县人为多,且多少年披(彼?)以僧为业,非欲穷究竟求解悟者。伏魔庵主持演修,常乐庵主持慧开,予皆见其殉身于色。世俗下流小说多言恶僧窖藏少妇一事,颇令人不能置信,然予以两寺之主持观之,天地间定有此事……”
卢冀野的这一番话说得极其沉重,且言之凿凿,置地有声,想必他亲眼见到过这两个庵主很为世人所不耻之事。
《冶城话旧》是于1944年在重庆出版的,至于伏魔庵的主持演修,是否真如卢冀野先生所言,曾在伏魔庵内与女性“十里八搭”、胡乱苟且过,恕我实在无从查考。但从我的祖母一直固执地捍卫着“窑子巷”这个老掉牙的地名来分析,当地无宗教信仰的居民应该是不太喜欢被称为“家住伏魔庵”的,而且一直把“窑子巷”这一不复存在的正名,至少从清朝坚决地捍卫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我隐约记得三四岁时曾经进伏魔庵玩过一次,至于是祖母踱着粽子脚搀我去的,还是我自己溜进去的,就实在想不起来了。唯一的印象是庵前有块颇大的空场,庵里的佛堂前有张供桌,供桌旁正有人在烧香叩头、祈祷许愿。至于佛堂里头所供奉的伏魔大帝或伽蓝菩萨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就如同喝过孟婆汤一般,已完全忘得一干二净。
卢冀野老先生曾说过伏魔庵“有僧七八人”,一个有着七八个和尚的小小宗教场所,不知在这条小巷子里是如何艰难自养的?虽然他们会在庵内或外出为逝者家属放焰口,但在兵荒马乱时期,又有多少人家做得起超度亡魂之类的佛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在句容工作时,曾经采访过泰州光孝律寺里一位南京籍的老乡,他的俗家就在全福巷内。那老乡抗战时在句容的宝华山受过戒,法号道一,后来被宝华山隆昌律寺派往句容崇明寺担任住持,巧的是还兼任过南京常乐庵与伏魔庵的住持。“文革”前他虽然已经还俗,但退休后又应邀来泰州帮光孝寺的僧人做佛事挣钱了。据他回忆说,他曾经动用过崇明寺的香金,以资助伏魔庵。
句容的崇明寺始建于西晋的咸宁年间(275年一280年),伏魔庵还用过这一千年古寺的香火钱,至少很出乎我的意料。
卢冀野老先生曾说过伏魔庵“有僧七八人”,一个有着七八个和尚的小小宗教场所,不知在这条小巷子里是如何艰难自养的?虽然他们会在庵内或外出为逝者放焰口,但在兵荒马乱时期,又有多少人家做得起超度亡魂之类的佛事?
庙大欺客,庵小客欺。早在“大跃进”之前,伏魔庵就被一拆了之,大部分庵址被同仁堂药房开了个后门,建成了它的仓库,另有一小部分庵址被建成了安徽胡开文制墨厂设在南京的一个小作坊,伏魔庵从此也就徒有虚名矣。
我曾经见到过一张南京的老报纸,说的是解放之初,某安徽籍的“历史反革命”潜来伏魔庵,当起了“主持”。不过他家乡有个熟人来三山街办事时,偶尔发现了他,于是就向公安局报了警,结果那“主持”被押回原籍受审去了。
据说我的祖母在国家“镇反”正盛之时偶出家门,忽然遇到一个中年汉子向她连连作揖打供,自称正被人追赶,将有性命之虞,求祖母救她一命。祖母凭着她的善良本性,忙让他闪进我家大门,并指点他从后门逃之夭夭。
若干年后我在巷子里也遇到过一件奇事:一个壮年俊汉一边狂跑,一边疾呼“抓小偷”,可他的前面并没有小偷,倒是他的身后,有不少人正在狂追着他,并高声喊道:“他就是小偷!他就是小偷!”
至今我仍十分困惑,不知老祖母当年所救的,究竟是个罪大恶极的坏蛋,还是个被冤屈了的好人?倘若我当时与今后也遇到这种事,该救还是置之不理?
若干年前,我意外地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资料,说是文化名人黄若海、冼群二人,曾经于抗战前在伏魔庵租借过民宅,以办话剧演员培训班,并在那家的天井里排演过话剧什么的,可惜这个史料我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了。 
黄若海作为演员曾经拍摄过的电影有《英雄司机》(1954)等;作为编剧参与制作过的电影有《孽债》(1950)等;参与制作过的电影有《小二黑结婚》(1950)。
冼群于191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1937年后历任抗敌演剧第七队队长,剧专、剧团编导,上海清华影片公司编剧,中央电影局导演。1938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话剧剧本《烟苇港》、《返正》、《飞花曲》、《小三子》、《代用品》、《珍珠》《抗战独幕剧集》,专著《戏剧手册》、《戏剧学基础教程》,电影文学剧本《龙须沟》(话剧剧本改编)等。
我常在心里嘀咕:黄若海与冼群曾经在伏魔庵的哪家小院子里排演过话剧呢?我的祖母和我年幼的父亲当年有没有看过他们的排演呢?
伏魔庵二号原属于某大户人家所有,这里最有可能被黄若海与冼群当过房客。
建国之初,秦淮区的何副区长被安排住了进来,他是个高高大大的山东汉,老伴却是个侉声侉调的小脚婆。何区长属民主人士,解放前在山东一定有过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否则共产党绝不会请他出山来管南京的老城南。
何区长可真是人民的好干部,见到谁都是笑咪咪的,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家父曾经为自家私房受到不公正待遇之事去他家找过他,他连中饭也没顾上吃,就进行了长时间的接访。
南京1959年国庆游行时,何区长肩上斜跨红授带,走在秦淮区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当他领着大家刚走到三山街,围观的人们全都起立大喊:“何区长!何区长!“场面相当感人。
几年后“文革“就开始了,但何区长并没遭什么罪,这在所有的当权派中是极其少见的。如果他此前也曾盛气凌人,早就会被造反派们“油炸”成一只大弯虾了。
伏魔庵二号之一就“藏”在二号正南的一条“小巷”里,那里的南边被望鹤岗的某人家垫得特别高,因此他家就显得地势特别低了,走进院子前竟先得下几层台坡。这家的院子里有口井,井水水位挺高,平时就能在井边操水洗手,下大雨后井水还会往外涌。
井后边曾经被主家开了个当铺。我小时候政府已经不允许当铺存在了,但那高高的铺板门还在,那大大的、外有圆圈的黑色“当”字,还在巷子中清晰可见。
伏魔庵四号是座中西合壁的院落,里边还砌有小楼,房主是一对开过银楼的老夫妻,也可能当过黄若海与冼群的房东。
老夫人说话带有无锡或苏州口音,气质很是不凡,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身,属于电影中才能见到的那种。我小时候不知怎的竟去过她家两次,应该也是她亲自邀请我去的。我每次去时她都和老先生在吃中饭,用的可是地道的银碗银筷。对我这个连好鞋子也没一双的穷孩子,她不但没有一丝鄙夷,还和和气气地与我谈东说西。
伏魔庵一号的房主开过铜坊,还在家中冶过铜。文革前他家的房子被拆,家门口的孩子全上他家去挖宝,我当然也不例外。我实在想不出他家的地下为什么竟埋了那么多挖不尽的废铜,凡是去淘宝者竟无一人空手而归,而且每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收获好几毛钱,甚至好几块钱,真比上班的工人还“来斯”,我也因此吃了许多包一毛钱一包的牛肉干。
伏魔庵的小巷里还住着一位端庄的中年妇女,她没有丈夫,却有着一个日本血统的儿子。这个“东洋兄”皮肤白里透红,身上毛孔偏粗,头上的毛发偏硬,不过若无人点破,谁也不会往“大和民族”那上头想。
我们都管那女人叫“二孃”。二孃一直没有工作,至多当过居委会的“积极分子”,而那是拿不到分文的义务工。
二孃从不与他人多言,因此左邻右舍的妇道即便舌头再长,也说不出孩子父亲的任何讯息。我的祖母应该对她知根知底,但却从不对我透漏半个字。
改革开放之初,二孃病故了,很快,她的儿子忽然去了日本。“东洋兄”的根在那边,他只属于这边的“遗孤”。直到现在我还十分纳闷:这妈儿俩二十来年间是靠什么收入维持日常生活的?“东洋兄”在两国多年一点都不“来哉”的情况下,是如何找到他父亲的?他的父亲会是谁?是名日本侵华军人,还是位经商者?
我家对门还有一户老宅,老宅里有个女房客是位中年的“眊子“,她的眼睛极其近视,看什么东西都像豫剧里的徐九经,得一直贴到脸上来才能分得出是根扁担还是条棍子。可是就这么一个普通的女性,却让我见识过她的一桩本领:独自杀一只十几斤重的大白鹅!
你知道她是怎么杀的吗?把一张长条凳反过来,一只脚踩在凳背上,再将鹅颈放进凳腿的空档里,再用双腿夹住那大鹅的双爪,于是大白鹅就只能“引颈就刀”矣。 
那家老宅里还有个不小的花园。“大跃进”时,街道上将这一花园改建成陋屋,在里边大炼起钢铁来,当然收获的只是一些铁渣。后来有人又在这陋屋里,将烧红的铁水倒入铸砂制的模具中,制成一个又一个的铁壳壳,这也让我从小就知道了浇铸工艺的简单过程。
我虽然出生在伏魔庵,但也差点儿就在十八岁那年死于伏魔庵。
我上小学时,巷子里有个女同学,课外常约我上她家一起做作业。不知为何,她对我特别好,每天都会和我分享一点她的零食,甚至还慷慨地给我一分二分的。她爸妈都是上班族,只能时不时给她点钱,天天让她买点东西与妹妹一起当早中饭吃,难怪她如此“阔绰”。
我长大后不得不下了农村,次年我的父母被迫离开伏魔庵,去洪泽湖边“下放劳动”,而我的这位女同学却留在了城里。
1970年冬,我的大姐在伏魔庵结婚,父母亲特地从苏北带来不少鲜鱼。我突然萌生了经商之念,于是就带了秆秤去三山街,想把部分鲜鱼倒卖个差价。
这是我今生唯一的一次学当生意人,谁知才出师就极为不利,竟遇上了某老师领着一队“红小兵”上街来“打击投机倒把”。他们不由分说,想夺秤的夺秤,想抢鱼的抢鱼。更让我没想到的是,红小兵的小头目,竟是那位女同学的妹妹!
我怕蚀了大本,连忙抢过自己的东西就逃,而红小兵们就跟在后面死追。
当我跑到望鹤岗口的街心时,一辆公交车正往我的身上猛冲!幸好那驾驶员颇有经验,在车子离我只有一米之地时猛地刹住了,一车人也被我害得跌成一团。我却来不及谢他的不压之恩,继续狼狈地往家里鼠窜。
那女同学的妹妹大概一直很忌恨她姐姐与我的“非正常交往”,一点儿也没有放过我的意思,就是她出卖了我,一直领着她的老师与同学赶去了我家。其时姐姐的婚宴正要开席,我可在众宾客面前露了个大丑。好在我已经从后门又逃了出去,红小兵们找不到人,只好悻悻而退。
后来我从乡下回城,每经过伏魔庵,都会朝女同学家望一眼,期望能遇到女同学她妹妹,我很想对她说一句:你还记得小时候做过的那件事吗?但不要再耿耿于怀了。其实我也当过“红卫兵”,我干过的坏事,比你干过的更出格……
不过如今,就算是那位女同学和她妹妹真的站到我的面前,我也肯定不认识了。
我逃过了一次大劫,我的妹妹却没能逃得过。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家因为人口众多,经济来源极其有限,因此生活得十分艰难。当我已是多余的时候,妈妈偏又生了个妹妹。她自小就缺吃少喝,很快就因营养严重不良而双目失明,然后就逃往没有饥饿的天堂去了。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的生离死别。面对祖母的泪下如雨,我还反复地追问她:“妹妹怎么还不醒?”
说到死别,我又想起一口薄皮棺材的故事。
在伏魔庵与望鹤岗的交界处,有一口老井,老井旁住着一个矮矮小小的老光蛋,人们都管他叫“老九”(或“老酒”)。
老九的全部收入只来自井边的一口大淘米缸。
那时家家都喜欢带着淘米箩上井来淘米,为了照顾老九,每位主妇也都全在大淘米缸里淘个头浇。淘米水被沉淀后,其“角角子”被南京土话称之为“恶水“,“恶水”里多少会残留着一些碎米,另外老井边还会有一些烂菜叶,这就是老九全天的口粮了,至于其他的“恶水“,他就卖给了养猪的农户。
混穷的人自古至今处处都有,本也不必多费笔墨。但老九有一桩“吓人大怪”之事:他每天竟睡在一口没上过漆的、本色的薄皮棺材里!
老九只住着几平方米的小屋,屋里没有床,也没什么桌椅板凳,只有一口残缺不全的“缸缸灶”,和那只不知何时他为自己准备的棺材。这种事别说小孩子不理解了,就连年轻人也弄不懂。如今我已上了年纪,总算明白了皇帝为何喜欢在活着时给自己建陵寝、老年人又为何喜欢给自己买块坟山,更明白了老九为什么天天要睡在棺材里。
不过老九最终还是没能用上这口棺材。因为街道上觉得他有“抹黑社会”之嫌,强行动员他将棺材上缴了。不过老九也因祸得福,从此住进了养老院,总算有人为他白烧一日三餐并养老送终了。
老井西边的斜对过还有一座中西合壁的院落。我另一个小学的女同学就住在里边的楼上。她妈妈可能是某有钱人的“小“,整天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不工作,更不苟言笑,也从不喜欢我们与她的女儿玩。
最吓人的是,她家楼下的某房客不知因何事得罪了何人,某个夏夜竟被人从窗外往屋内泼入了一大桶白花花的石灰水,害得全家人遭了大难,不过这是否为作恶者报复错了对象,也无人能说得清。
以上两个小故事只能算是此文的一个“添头”,因为它已属于望鹤岗的陈芝麻烂谷子了。
再说件奇事:我家门口有个女邻居,是苏北宝应县的农村人。有一次,她的娘家请人写了封信来,那代写书信的人根本不知“伏魔庵”这三个字该如何读,又该如何写,居然根据当地人的口音,在信封上写下“南京疯鹅淹某号”等7个让人忍俊不禁的汉字来。

这块老门牌应该是伏魔庵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点遗物了,它还是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高山流水文献馆的老门牌收藏人高松先生来南京时偶尔收集到的,如今已被首都珍藏。我家故宅的最后一次出名,是它在拆迁前差点被大火烧掉。因为那里的照明线年久失换,变成了两根铜丝,铜丝在风中相碰后又引来了救火车…… 
”伏魔庵“和“疯鹅淹”实在风马牛不相及,就算诸葛亮再世,也不一定能猜得准,照理说这可是一封根本投不出去的“死信”了,可是建康路邮局的投递员其时是在真正地学雷锋,还几乎没有耽误地、真的把这封信准确地投到了这个邻居家!
“文革”时,伏魔庵被更名为“群众巷”,而我连在里面当个普通群众的资格也没有,从此伏魔庵就成了我永远魂牵梦萦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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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3-6 18:46:01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业已消失的老南京旧行当:“马桶奶漏儿”
赶场子的程逛客

梦中畏闻出工哨,醒来怅失诵书声。







老南京的土话,管奶妈叫“奶漏儿”。
漏奶本是产妇们常有的一种生理现象,可是老南京人将这两个字艺术性地颠倒一下,就变成了某些哺乳期妇女的一种可怜职业。试想一下,一个年轻的女性因为穷境贫寒,不得不将原本完全属于自己孩子的最珍贵的乳汁,连同自己的身体,全都狠心地“贱卖”给富人家的娃娃,这是一种多么万般无奈的“跑冒滴漏”啊!
后来老南京人将“奶漏儿”一词的词性加以延伸,使它变成了女佣人的代名词,并且增添了几分的蔑视。
再后来,不知谁又将老南京替人家倒马桶的妇女,全都统称为“马桶奶漏儿”了。
过去,马桶是老南京所有人家的一件生活必需品,姑娘们在出嫁时,父母必定要买一只或定制一个马桶作为陪嫁,美其名曰“子孙桶”。

这是民国时普通人家的马桶。“文革”前我曾在南京看过“阶级教育展览馆”里陈列的一只马桶,据说它的主人是已被划为“阶级敌人”的某个“眼科医生”。它不但是上好的木材所制,而且上下用的是两道永远不会锈烂的紫铜箍。最让人啧啧称奇 的是,那只马桶上还精雕细刻着金花银草,实为“子孙桶”中的精品
海外当代女作家林海音,是民国时期南京籍文化名人夏仁虎的六儿媳,她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北京夏家的“马桶”是从南京颜料坊送过去的,“新马桶里面总是装着孩子们喜欢的好吃的”。
新马桶里究竟装了些啥好吃的呢?林海音忘了说。根据老南京的旧俗,那里面应该装满了红枣、桂圆、莲子、带壳的炒花生和红鸡蛋等,每样食物都寓意着新娘子能“早生贵子”。当然,里面还得放若干只红包,以给前来掀新马桶盖找吃的小馋猫们一份更大的惊喜。
那时有钱人家的宅子里往往会留个后花园,即便没有后花园的人家,也得留个后门。在那偏僻的角落里,必定会建有一个专供男人们使用的小“茅司”。
至于穷人家的成年男性,一旦内急,只好没命地往老远老远的公厕跑。
至此,您也应该知道为什么建国之初,南京的大街小巷里要建那么多的小便池了,那可是专门“解放”普通男人的。
虽然旧时家家都有马桶,但那是只供女性与还没发育的小男孩“私享”的,谁家的男人如果从中“违章作业”了,乃是一件颇丢脸的事。
如今网上有野史说,民国时的某总统特别爱坐在马桶上召集部属们开会密议国事,可见那张老脸一直丢到了现在。
话说回来,家家的马桶自然每天得有人倒啊,这就全成为小媳妇或老太婆的份内事了。不过也有的女性嫌烦怕脏或力不胜任,就只好每个月花点钱,把它包给附近的“马桶奶漏儿”去代劳。
旧时有句俗话,叫“房门大似衙门”,是任何外人都不能随便进的,可只有“马桶奶漏儿”例外,她一大早就风风火火地闯进各家去拎马桶,连招呼也不用打一声。
令人乍舌的是,几乎所有的“马桶奶漏儿”都具有爷儿们似的强健身板,否则哪能一个人常常拎着六只沉甸甸的马桶还健步如飞?
“马桶奶漏儿”将从各家收集来的马桶放在某条小巷子里排成长队,于是这条小巷也就“名声大噪”,成了出名的“马桶巷”。
很快,专门收集排泄物的粪车就晃里晃当地到了。
“马桶奶漏儿”往粪车里倒罢所有马桶中的粪便,就开始卖力地施展拳脚了:她会将加了碎瓷片的水轮流倒入每只马桶中,再用一把十分结实的长竹刷,使劲地在马桶里刷,在一阵又一阵震耳欲聋的嘈杂声中,老南京的清晨也就算正式开始了。
接着,便有人走出家门,站在小巷的阴沟旁,弯着腰,白沫哺哺地刷牙。然后便有人坐在家门口的小凳子上,吃着极简单的白开水烫的隔夜饭,再然后,该上班的去上班,该上学的去上学,该买菜的去买菜。
“马桶奶漏儿”在刷马桶的同时,也是在凭实力给自己做“广告”。因为干这一行的竞争性也很强,你刷的马桶若仍残留着尿垢或骚味,客户是会伺机“跳槽”的。
那时候,再调皮的孩子也不敢在“马桶巷”里随便打闹,否则撞上了脏兮兮的马桶可就惨了;而“马桶奶漏儿”也天生具有半个“女警察”的身份,谁敢在小巷子里胡奔乱跑,她肯定会抬起马刷,当作警棍威胁一番。因为她如果能容忍这种行为,保不定明天早上就会有个背着书包的身影,一头撞翻她手拎着的马桶……
待所有的马桶都清刷完之后,“马桶奶漏儿”会准确无误地将它们物归原主。主人家是财大气粗,还是小儿寒气,单从马桶的外形也能看得出。前者又大又沉,马桶箍还是紫铜制的;后者又小又旧,连桶底都烂了一半……
这一次,“马桶奶漏儿”不再进入主人家的正屋,只是将马桶放在她家的门口,并将一大一小的马桶盖竖起来架在马桶上,一是让它晾干,二是让它散掉秽气。
一个“马桶奶漏儿”手上通常有三四十家客户,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每只马桶每个月收清刷费1.2元,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涨到了1.5元。
那时刚进厂的学徒工,每个月只能拿 14元,而一个“马桶奶漏儿”,每个月少说也能挣四五十元,这已经是一个清华大学的毕业生都比不上的待遇了,难怪常常有男人大发牢骚:“我才拿这点钱,还不如半个‘马桶奶漏儿’呢!”
“文革”一开始,“红卫兵”们就认为城里的女人花钱让别人替她倒马桶,是一种“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还煽动大家起来“造反”。不过“造反事小,吃饭事大”,许多“马桶奶漏儿”根本不买“红卫兵”们的账,还会点着他们的额头,当面骂道:“你个小炮子子的,不让老娘倒马桶,好啊,你家妈、你家奶奶、你家婆婆的马桶,今后就天天由你去倒!”

这是1992年某摄影家拍摄于苏州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中的妇女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的“马桶奶漏儿”,她的年岁已经很老,手头的“客户”也已寥寥无几,如果想指望那点工钱,是极难糊口的。
“马桶奶漏儿”们的家庭成份通常都很硬铮,她们的丈夫也全是不识多字的“工人阶级”,“红卫兵”再厉害,也不敢再招惹她们,更怕自己明天早上自己真得去替妈妈、奶奶或婆婆倒马桶,于是只得另寻别的软柿子去捏了。
不过“马桶奶漏儿”也有她们自己的苦恼,虽然钱没少赚,但是几乎没有一家上过学的女儿肯接下她们手中的那把马刷,甚至在她们生病时,也休想从家里找到一个肯戴着大口罩去“顶班”的“临时工”。
我家附近的“马桶奶漏儿”有个女儿,比我略大几岁,初中一毕业就成了“社会青年”。这种人在老南京的土话里叫“社(晒)干儿”,意思是人都给晒干了,也难被街道分配到一份工作。可她坚决不肯随她妈去倒马桶,还极讨厌被人们贱称为“马桶丫头”。不久,南京动员社会青年支边,她不顾她妈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坚决报名上新疆去了。我想她积极响应号召的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应该是逃避那不请自来的绰号。
至于所有“马桶丫头”的妈妈们,直到家家都有了卫生间后,才不得不“失业”或“转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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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3-13 18:39:51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老南京最不愜意事:明仁宗死早了
明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攻入南京,建文皇帝不得不在宫中自焚而死。另外也有种说法,讲他是从石头城的地道里逃出去当和尚了。
于是朱棣便当上了皇帝,死后的庙号为明成祖。
1412年,朱棣返回北平,但留下了皇太子朱高炽在南京担任“监国”之职。
请注意,当时中国的“北京”指的是河南的开封,而现在的北京元代时叫“大都”,朱元璋称帝后才将它改为“北平”,意思应该是根本不承认它为“都城”。
朱棣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北平是自己的“龙兴之地”,另外北平的地理位置更加有利于对抗蒙古、控制北方,所以他决定迁都。
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棣开始修建北平的宫殿,也就是现在的紫禁城
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正式将大明的首都从南京迁往了北平。
这一来,北平就不能再延用这个老名字了,于是自然而然地提升为“北京”。而原先的“北京”(开封)呢,则早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就被“开除京籍,永不叙用”了。
南京既然已经不再是京城了,为什么却没被恢复“金陵”或“建康”之类的旧名呢?
这是因为南京虽然不再为首都了,但却还是个“留都”。 
什么叫“留都”呢?就是仍然在南京保留着一整套官僚机构,行其政事。比如南京此后依然保持着“六部”,即吏部、工部、兵部、工部、礼部、刑部,官员们的职务没变、级别没变,不过凡是在留都当官的,权力都大打折扣了。
权力一打折扣,能捞到手的油水也就蚀耗了许多。
直到崇祯被逼在北京的煤山上吊自尽后,这六个部才开始“硬铮”起来,接管了“残明”(而非“大明”)所剩的半壁江山。不过这也是后话了。
1424年,朱棣病故。在南京生活了15年的皇太子朱高炽,终于赴北京即位,他驾崩后庙号“仁宗”。
仁宗由于长时间住在南京,故对南京的一草一木都很有感情。他刚刚登基不久,就宣布了一件重大的决定:要还都于南京!
朱高炽还特地下诏,让北京的各级中央行政管理机构都改称为“行在”。
“行在”又称为“行在所”,在当时表示只是皇帝出巡“行幸”时所暂住的地方。他想用此方法诏告世人,北京只是南京的“留都”而已。
另外,他还恢复了北京的“行部”及“行后军都督院”,另设了“北京行都察院”。
“行”,在这里是“兼代”的意思。
不久,仁宗又命皇太子朱瞻基前来南京,谒拜自己祖父朱元璋的所葬之地孝陵,并命令皇太子就居守在南京,不要再回去了。
说来也怪,不知为何,南京竟不该走这个大运,自仁宗即位之后,南京就进入了地震的空前活跃期,据《明史》载,这里不但“地震”,而且“地屡震”。
地震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不祥之兆。在如此频繁的震情面前,仁宗要战胜宫廷内部的愚昧与迷信,尽快完成还都的工作,其阻力是不难想象的。
除去北京官员们的普遍迷信不说,他们大都在当地置下了大量的房产和田地,一旦全家迁往南京,这些不动产迟早都得贱卖掉,这是搁谁都心疼的事。
最令人遗憾的是,仁宗朱高炽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实施自己的还都计划,就一命呜呼了,时年48岁,在位的时间仅10个月!
仁宗死后,皇太子瞻基在北京即位,后来的庙号为宣宗。

这是南京明故宫的正南门,旧时称午门。午门前为御道街,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就从这里进进出出。他哪想得到,自己的四儿子日后竟会夺了自己长孙的帝位!他更想不到,一个叫朱由俭的后代,不得不以自缢的方式,结束了老朱家长达276年的统治!他想必也听说过“国破山河在,恨别鸟惊心”的诗吧。
宣宗登基后,南京的震情依旧频繁。据《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一书载,仅自1425年至1429年,发生在南京的大小地震,竟高达67次之多。
这就使仁宗关于还都于南京的美梦,被永远地随着他被埋葬于北京的献陵,再也无人提及了。
如果仁宗能多活几年,南京便成了明朝除成祖之外另十五位皇帝的古都,此后所有的中国历史和涉外历史多少都得重新改写。
另外,南京如果始终成为明朝的古都,朝廷对句容的重视也应该远超于曾经发生过的历史。
不过,这只能是一个幻想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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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3-21 19:28:26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老来闲说“五谷轮回”事
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顾况,老来隐居到江南的茅山,算是和官场彻底拜拜了。一天他在山脚散步,忽然遇到一个有钱的公子哥儿。那家伙,明明肚子里没有几滴墨汁,却很爱好作诗,不过他搜肚搅肠,老半天才吟出一句:“驻马上山阿……”然后就始终憋不出第六个字来了。
顾况听后感到十分好笑,于是就接着吟道:“风来气味多。”
顾况的嘴可是极为刻薄的,当年就连见一个名叫“白居易”的小青年,也要信口教训对方一番:“居长安可大不易也!”如今他又将这公子哥儿臭得鼻塌嘴歪,不得不落荒而逃。
此后在我国的成语中,便逐渐多出了一个新的典故,叫“屎诗粪棋”,意思是说,无论谁如果不精通诗艺与棋术,一出手就会让旁观者如见秽物,极难忍受。
年轻时我曾经学过写诗,竟从岳父那里学得一句:“诗从屁中来!”可见没有两把刷子又喜欢写诗的人,码出来的文字就如同在纸上那啥了。
记得在小说《西游记》里,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人扮作“三清”,前往车迟国的三清殿里偷吃供品,事前孙悟空为了让猪八戒将三清泥塑搬到殿后的厕所之中,就骗他上“五谷轮回之所”去,于是这二师兄又上了一回当。
“五谷轮回之所”说得极为文雅,但又十分贴切。
过去农民种田,是没有化肥可用的,全靠施有机肥料,而粪便又是最容易得到的当家货,于是城里人的排泄物就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许多人还以此为职业,专门靠它养家活口。
“文革”前,南京城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粪便管理与分配使用的计划,可谓井井有条。后来上头号召搞什么“支工”、“支农“,许多中学便经常组织“送粪下乡”了。每到周末的下午,学生们便排着长队,两人用棍棒抬着一只马桶,将各家的粪便集中起来,浩浩荡荡地送往市郊的农村。
自从“停课闹革命”后,近郊的农民就得不到这个“外快”了,每个生产队能得到粪便的正常渠道也被强行中断了。但他们多是种菜的菜农,而蔬菜是一年多季不停地种与采的,因此对有机肥料的需求量特别大,于是南京城里的许多厕所就不断地出现“午夜惊魂”、粪便“失窃”的离奇案件了。
那时我家住在城南的三山街旁,家门口不远处的水仓巷里,原本有个储水防火的大水池,后来大家发现这水池是聋子的耳朵,实在没什么实用价值,也就将它弃置不用了。也不知是在抗战之后还是建国之初,市政当局在当地拆掉水仓,另建了一座“洋茅司”,以解决附近百姓无处如厕之苦。从此那里一天到晚人满为患,就连晚上也时常客满。
水仓巷的“洋茅司”也建有一个很小的女厕,天黑后男女厕所只能通过隔墙上的小洞,共用一盏很小瓦的灯泡,虽然灯泡上每每加了铁丝网加以保护,但还是时常被人偷走。就算它还没来及被人“顺走”,也很快会某些人莫名其妙地毁坏掉。于是左邻右舍除了紧急拉稀,都不敢摸黑前来如厕,生怕一不小心踩到秽物,甚至滑落到茅坑里。
这就给偷粪者们天赐良机了。
许许多多的清晨,首批前来的如厕者都会发现,整个厕所里实在无处下脚,水泥地上和粪坑边,全是被偷粪者“跑冒滴漏”弄出来的大便,就连小巷子里甚至大街上,都臭不可闻,外加一个扫茅司的老太在边打扫边骂,直骂得邻巷某家门外的一对小石狮子都感到脸红……
我刚插队农村时,常抱怨工分值太低,干一整天只能拿三四毛钱,后来听说自己还享有每个月2.16元的“社员津贴”,不禁又暗自得意。
原来这竟是生产队奖励给每个劳力“解大手”的钱!
2.16元,在当时还真的不少了,就等于一个社员每个月能白拿四五天的工分!真不知道当年是哪位高人为"农村人均月输出",核定出这么个既带元、又带角与分的精准价格的!
当然,从此每家每户的自留地里,原则上就不允许出现大便了,因为那可是被生产队买断了的“生产资料”。
后来我在冥冥之中被改了“狗屎运”,还有机会上徐州去出了一趟差。
当时我住在徐州最好的市招待所,不过如厕时却遇到了麻烦。因为那年徐州城区的供水紧张,连市政府招待所里的“水厕”也无水冲刷,只能改让客人在招待所的“旱厕“里方便。
所谓“旱厕”,就是在木板隔着的露天铺一层厚厚的煤渣,上面垫几块红砖,让客人蹲在上面“收放自如”,事后再铲一锨煤渣将它盖上,另由服务员将它铲到旁边堆积起来。
我结婚后听妻子说,她在苏北灌云时常干的一件农活,就是用手将畚箕里带着煤渣的干粪揑碎,再撒进到处可见的盐碱地里……
写到这里,我还隐约记得小时候在秦淮外河河堤的半腰,常见到一些水泥砌就的“碉堡”,听老人们说,那叫“大粪池”,是专门储藏粪便的。
原来,老南京人的粪便全是通过粪贩子进行运输、管理和出售的,并形成了“一条龙”的特殊产业链。
据说粪贩子们也有三六九等之分,就像封建王朝官场里的“九品中正”一般。官场里的一品大员是宰相,粪贩子里的大佬就只能叫“粪霸”了。
最底层的粪贩子分别用粪桶或粪车在城区收集“原材料”,各街巷的厕所和各深巷中专倒马桶的网点,都是他们固定的“主家”,能源源不断地向他们提供货源。
当然,“主家”也不是将粪便白送人的,每年的四时八节,倒马桶的“奶漏儿”和扫“茅司”的老太少不得要从收粪者那里获得一份礼品,至少是一大包蔬菜。
几乎所有被搜集来的粪便,都被汇集到秦淮内河的一些专用码头,那里停泊着若干条专载秽物的小船,船主通常也就是专门收购、运输和批发的“二道贩子”了。凡是被送上船来的“货物”,他们都要进行鉴定,粪便越干,质量也就越好,收购价格自然也就越高。
粪船装满后,就通过内河往外河运了。
秦淮外河的粪码头上往往停泊着若干条大船,它们是专门上南京来“收货”的,这便是“三道贩子”了。
如果内河里船载的“货”一时出不了,或者价格没谈拢,“二道贩子”就会把它暂时储存在碉堡似的大粪池里,日后再待价而沽。
当然,外地的一些河道旁也会建有若干个固定的粪码头,码头上有许多“四道贩子",他们专门向“三道贩子”购买这些粪便,再零卖给当地农民。
粪便的出售是以担为计价单位的,优质优价。
也有个别粪贩子不讲职业道德,如在粪便里掺水甚至掺黄土等,以次充好,不过一旦被发现,就会发生争执,甚至打斗。
在旧社会,各码头上都会有一两个财大气粗的“粪霸”,他们强买强卖,以强凌弱,许多势单力孤的小粪贩子只得忍气吞声,否则就连这碗“饭”都没法再吃下去。

在西藏,你想知道这户人家有没有钱,只需看看他家门前的牛粪,牛粪越多这家人就越富裕。在西藏牧区,牛粪不仅是财富的象征,也是必备的嫁妆,还是藏族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当一位过路的老阿妈突然发现路边有一块干牛粪,她便会像捡到宝贝似的,赶紧揣进自己怀里带回家。
直到建国初期,一些罪大恶极的粪霸才被打倒,据说还有被枪毙的。
过去,秦淮内河的水极为清澈,是老百姓最重要的饮用水源,因此粪船码头只能建在下游人迹稀少的地方,俗称“下河"。
有钱人是非常瞧不起整天忙忙碌碌的粪贩子的,还轻蔑地管他们叫“下河包子”。
记得我小时候学习不肯用功,连邻居家的一个老爷爷都看不下去了,他背着我的老祖母,用手指戳着我的额头,说:“你啊你,再这样‘兮大牛肝’地混下去,长大后只能当‘下河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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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3-27 16:08:59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老南京曾经明令“60年内禁演扬州戏”
赶场子的程逛客

梦中畏闻出工哨,醒来怅失诵书声。


镇江与扬州中间只隔着一条大江,两地自古交往频繁,就连方言也十分相近。于是扬州评话和扬州戏,就成了这两个城市之间百姓共享的艺术瑰宝。而南京离扬州与镇江都很近,苏北移民特别多,对扬州戏也十分痴迷。
我曾经插队于丹徒,当时的丹徒县就包围着整个镇江市区,当地的农民一开口便“扬州腔”,一受邀就唱扬州调。
扬州戏的语言极为生动与恢谐,情节非常滑稽、夸张甚至荒诞,曲调也特别优美。
比如在《王婆骂鸡》中,王婆丢了一只芦花大公鸡,她久寻不得,便开口骂道:
谁若偷吃我鸡一个,听着我今日要骂你。
庄稼人偷吃我的鸡,地里打不着好粮食。买卖人偷吃我的鸡,一年四季无有利息。学生们偷吃我的鸡,不得金榜把名题。姑娘要偷吃我的鸡,准保寻不着好女婿。
佳人要偷吃我的鸡,准被挨打受凌逼。寡妇要偷吃我的鸡,来生还是做寡居。光棍要偷吃我的鸡,管保这世寻不着妻。和尚要偷吃我的鸡,那辈变个大叫驴。
姑子要偷吃我的鸡,养活个私孩子被人知。道士要偷吃我的鸡,死后变牛是准的。木匠要偷吃我的鸡,锛子锛在他脚心里。瓦匠要偷吃我的鸡,坏了瓦刀把抹子劈。
石匠要偷吃我的鸡,鑚子鑚在了手上去。行医的偷吃我的鸡,治病不灵光是着急。算卦的偷吃我的鸡,不明周易把六壬也迷。相面的偷吃我的鸡,难解柳庄和麻衣。
瞎子要偷吃我的鸡,撅了明杖把马杆失。秃子要偷吃我的鸡,不长毛儿净长皮。聋子要偷吃我的鸡,人家骂他永不知。哑巴要偷吃我的鸡,指手画脚一辈子。
拐子要偷吃我的鸡,准被吊在泥坑里。开店的要偷吃我的鸡,漏了房子不把客来棲。赶车的要偷吃我的鸡,叫他翻在了泥窝里。放脚的偷吃我的鸡,半路途中死了驴。
稍公要偷吃我的鸡,船到江心补漏迟。衙役要偷吃我的鸡,拿不着差使挨了板子。铁匠要偷吃我的鸡,火星崩在他眼珠里。铜匠要偷吃我的鸡,锉了胳背也做不的。
锡匠要偷吃我的鸡,化飞茶壶改素子(模型)。卖油的偷吃我的鸡,必然墩行(改行)把扁担来劈。卖醋的偷吃我的鸡,他的祖上必是老西(寒酸、抠门、破落的山西商人)。卖布的偷吃我的鸡,折了扁担把布来撕。
卖估衣偷吃我的鸡,忘了码子赔净里。卖烟的偷吃我的鸡,无有叶子卖水的。卖花的偷吃我的鸡,永不开张色变哩。锯碗的偷吃我的鸡,丢了钢鑚把小罗(一种常用的工具)失。
卖酒的偷吃我的鸡,坛漏樽破补不的。钱铺要偷吃我的鸡,开了票子使不出去。当铺要偷吃我的鸡,永也不能见利息。盐店要偷吃我的鸡,将盐翻船喂了鱼。
药铺要偷吃我的鸡,卖不出去自己吃。煤铺要偷吃我的鸡,上山的骆驼被狼吃。鞋铺要偷吃我的鸡,底子烂了帮子劈。帽铺要偷吃我的鸡,坏了铜盔去镟木的。
厨子要偷吃我的鸡,刀钝勺漏净着急。茶馆要偷吃我的鸡,开壶就往手上去沏。首饰楼偷吃我的鸡,金银首饰变成铜的。扇子行偷吃我的鸡,引条捅了他上眼皮。
纸铺要偷吃我的鸡,各样颜色被水湿。金珠玉器要偷吃我的鸡,拿着假的当真买哩。烛铺要偷吃我的鸡,占烛坐在屁股里去。卖肉要偷吃我的鸡,骨头扎在上嗓里。
回回要偷吃我的鸡,猪肉当了羊肉吃。刻字的要偷吃我的鸡,法(效仿别人)挑乱字补不及。做笋的要偷吃我的鸡,泡坏了手指头做不的。成衣行要偷吃我的鸡,将针卡在他指甲缝里。
唱戏的要偷吃我的鸡,哑了嗓子他唱不的。剃头的要偷吃我的鸡,刮刀拉了大手指。小唱们要偷吃我的鸡,砸坏了锣鼓打不的。收生的(接生婆)要偷吃我的鸡,遇见妖精吓死了你。
妓女们要偷吃我的鸡,接不着好客受凌逼!
从以上一大段唱词中可以看出,王婆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和从事360行职业的家伙几乎全骂了一遍,而且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点明了各种人和各行档最忌讳的痛点。
当然,这也可能并不是扬州戏的艺人所唱,但这种唱词只要经过他们的整理和改编,必定会更适合扬州戏观众的特殊癖好。
记得我所在的生产队里,有个在外面混过的“老杆子”,一次在和我们几个“小杆子”一道干农活时,竟细着嗓子为我们唱起了扬州小戏《王大娘补缸》,这在当时是极为犯忌的,但也让我受到了一次非常生动的“再教育”,知道了人世间除了有“语录歌”和“革命歌曲”外,竟还有过这种令人喷饭的民间小戏!
戏中的张铁匠自小是个孤儿,长大后又成了笨拙的光棍,他改行学木匠没学成,又改行当了补缸的。这一天他出担子,刚向台下诉过自己单身之苦,正好某村的王大娘要补缸。
当时的“王大娘独坐在马桶上,忽听见外面喊补缸。拎起个裤子就往外跑,东张西望喊‘补缸’。”
于是一场好戏就此开场了。在这两个演员的对话与对唱中,掺入了大量插科打诨的内容,其中肯定不乏低级趣味的调料,故而让所有只能终日沉闷地劳作的观众终于有了情绪释放的机会,所有的人都乐不可支,开怀大笑。
接着两人就在刀言剑语中,一个漫天要价,一个就地还钱。比如张铁匠要王大娘付工钱“钞票八皮箱”,而王大娘却只肯掏出两文铜板:“给你个小秃子买块糖“。
郭德纲的许多相声段子,都大量地吸收了民间小戏和民间曲艺的这种噱头,确实不能算大雅,故深为某些正人君子所不容。但你又不能不承认,这种艺术作品非常贴近下层百姓生活的真实。至于当代的许多国产影视剧里,早已更胜一筹,动不动就出现不相干的“美女沐浴”了!
地方小戏在旧时也被称为“幕表戏”,是根本没有什么剧本的,它们最先是由几个老道的演员闲时在台下胡吹乱侃,拉出个戏路子,然后就靠每个人在台上即兴发挥了。
幕表戏还有个很讨巧的地方,就是唱词的用韵很宽,你随便往里边塞什么俚语都行,即便你昨晚唱的与今天完全不同,也无所谓,连忘掉了其中的一大段也不要紧,胡诌几句再加进去,或许能更加生动。也许在最早的唱词中,“王大娘”当时是“正在灶边忙”的,听到有人喊“补缸”后,就“丢下锅铲往外跑”了。
台湾的老歌手张帝,其实就是个“幕表演员”,难怪观众随便出个什么怪题,他都能巧妙地唱出答案。因为他的心里藏着能随时填词的技巧。
民间艺人很多时候是要靠噱头混饭吃的,故你永远不能用学校里政治课老师所宣讲的内容去要求他,他也永远不会在戏台上出演一本正经进行道德说教的圣人。
我也只能说这么多了。
最近一些自媒体在“抖音”上介绍扬州不同品种的地方小吃,所配的全是某歌手所唱的当地民间小调《杨柳青》,于是获得无数人的点赞,都说“越听越亲切”,还纷纷地跟着哼唱。

这是川剧《王大娘补缸》里的张铁匠正出门做生意。过去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法”,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剧本,唱戏时多靠演员即兴发挥。他们久在戏台,深谙观众心理,一旦发现哪儿的剧情、对话或唱段可以出彩,就反复添加相关内容。如《王婆骂鸡》中最吊人胃口的就在一个“骂”字,于是班主便让王婆从天昏骂到地黑
不过包括扬州戏在内的许多地方小戏,早在一兴盛时就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打压,认为它是“诲淫诲盗”。不信您随便翻开哪本老县志,都会发现那上面有着大同小异的禁令。
旧中国的事也实在奇怪,有钱的和当官的,哪怕是八十大几、行将就木的老头,也能在众人的一片恭贺声中再娶一房甚至还没成年的姨太太;而青春年少的未婚小伙和大姑娘,却不能看一场小戏解解闷,这是多么的荒唐与可笑!
远的不说,直到1933年秋,国民政府的南京社会局还忽然发布一项公告,禁止在南京的任何地方演出扬州戏(即后来的扬剧)。众人百思不得其解,议论纷纷。
原来,在此之前,有位叫乔粉年的老板在下关惠民桥新建了一座“金陵大戏院”。乔老板深知下关一带苏北的移民众多,就特地从镇江邀请来一个扬州戏的戏班子,在此一连上演了多天。
该戏班子里有位著名生角,名叫臧雪梅,他是扬州戏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唱功和演技都属上乘,此次他在南京的演出也甚为成功,引来了不计其数的崇拜者。
在臧雪梅的“粉丝”中,据说有个叫张慧卿的歌妓,此女子当时被誉为夫子庙的“花国总统”,擅长歌舞。
张慧卿也很喜欢串演生角,于是不时前来找臧雪梅求教,一来二去,难免便有好事者扩散出流言蜚语。
可是张慧卿一直被当时首都警察局的一名高级督察所觊觎,此人听说张慧卿与臧雪梅“好”上了,醋意大发,竟说动社会局,以“油头粉面,有伤风化”之由,在南京公然禁演扬州戏,意在驱逐臧雪梅出城。
乔老板心中不服,遂拜托远在上海的京剧名角金少山,由他出面请求当时国民党行政院的秘书长褚民谊出面干涉,社会局这才收回成命。
可那督察也是个“通天”人物,他又上蹿下跳,硬说扬州戏最容易被“共党”利用,再次要求社会局彻底禁演。
这一来连褚民谊也不敢多管了。社会局遂再次以扬州戏“下流淫秽、谣言惑众”为由,在南京的各报纸上登出一条极为荒诞的禁令,明令禁止南京在“60年内不得上演任何扬州戏”,一旦查出有违禁令者,将“严惩不贷”!
从此扬州戏只好在南京的舞台上销声匿迹。
直到抗战前夕,扬州戏的艺人们才陆续重返南京,试着陆续上演了一些深受外地观众欢迎的好剧目。原先市社会局的那位局长可能已人走茶凉,这一“禁令”遂成为了一张让人发笑的废纸。
附:臧雪梅(1901-1972)原名少奎,号大狮子,镇江人。他是扬剧开山人之一。幼时常扮神女、荡湖船村姑等参加迎神赛会。后从师王永富学习清曲。成年后,学习花鼓戏,常与花鼓玩友在灯节演唱。
民国10年(1921年)臧雪梅与其他艺人首次在镇江宝安新街鸿运楼公演花鼓戏,吸收清曲曲目和唱腔,并以丝弦伴奏,使得扬州戏(小开口)初具雏形。次年,他与方少卿等人组成扬剧凤鸣社,赴杭州西湖大世界演唱。民国25年春,臧代表“小开口”与“大开口”艺人代表潘喜云,在上海商谈大小“开口”合流,改称“维扬派”。臧被选为上海市维扬戏公会副理事长,建国后加入上海协助扬剧团。1952年在江苏省青年扬剧团任教,1954年参加南京市扬剧团。1957年被选为南京市秦淮区人民代表。
臧雪梅初工旦角,表演细腻,嗓音甜润。拿手戏有《莲花庵》、《五子哭坟》、《秦雪梅吊孝》、《琵琶记》等。尤以《刘全进瓜》一折最佳。在“十二根金钗”唱段中,首创“堆字梳妆台”,丰富了扬剧唱腔。同时还善吹拉弹拨。1954年改演老生。1957年参加江苏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琵琶记·咽糠》一折,获老艺人奖状。
可惜我甚至没能在网上找到臧雪梅的照片,更没能找到张慧卿的任何资料。连一代名人尚似几片春雪,落在地上便再无痕迹,况且我们这些贩夫走卒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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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7 18:12:13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怀古忆旧三山街:恶斩金圣叹、喜竖龙华表

老南京的市中心并不在如今的新街口,而是在三山街。
现在孙中山先生铜像所站立的新街口正中心,至少在110多年前还是一块菜园地,这可是当年我陪老外公前往中央商场时,他亲口告诉我的。
三山街好像一直有其名而无其实,因为这里并没有一条街被以冠它的大名,也许只有街心的十字路口,才属真正的三山街。
不过远在南唐时期,这里就是皇帝的御街通道了。其时的皇宫可能就在洪武路以西,后主李煜就曾经乘着龙辇,趾高气扬地从三山街经过,前往雨花台去踏青,口中还得意洋洋地吟诵着“寻春须是比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但没过多少时日,他再次途经三山街时,就只能在囚车里哀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了。
到了明初,三山街居然一跃而成全国最繁华的闹市区,就像如今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一般。
这应与明太祖朱元璋对它的偏爱有关。因为他攻占南京之后,就曾以吴王的身份暂住在三山街北边的王府园,三山街应该是他穿青衣戴小帽、常来微服私访的地方。
朱元璋在南京称帝之后,虽然在国内设立过大小市井多处,但没有一个地方能比三山街更加热闹。
相传朱元璋在筑造南京城墙时,将城南的三座无名小山也围在了其中。这三座山正好挡住了从城北通向南门——聚宝门(今中华门)的去路。当时朝廷恰也在城东的燕雀湖修建宫城,于是就将这三座小山中的土石全都填进了燕雀湖。小山被挖平之后,朱元璋又下令在其间修了一条街道,取名为三山街。
我觉得这应该是个牵强附会的故事。三山街的得名,明摆着与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两句诗有关。从三山街往西南走,越过三山门(即今之水西门),白鹭洲就夹在秦淮河与长江之间。而从明初皇宫的城头往西眺望,三山街一带也可理解为“半落青天外”的“三山”所在之地了。
不过三山街的地势在周遭确实偏高,因此在南京的历史上即便天河绝过堤,街心也没积过水。
我曾经居住在三山街边的一条小巷之中,我的奶奶曾经自豪地说:“我们家前有望鹤岗,后有望鹤楼,全是高坎地,下再大的雨,行再大的洪,也淹不到这里来的!”
景泰二年(1451年),大宦官王瑾还舍出了自己在三山街东北一隅的故第,将它改建成了承恩寺。这承恩寺就与王府园紧邻一处。
王瑾原名陈芜,从永乐皇帝时起即陪侍皇太孙朱瞻基,朱瞻基认为他“忠肝义胆”、“心迹双清”,即位后对他十分倚重,不但赐予今名,还让他参与军国大事。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有足够的银子在三山街附近建造豪宅。
承恩寺是明宣宗朱瞻基亲赐的额名,它地处闹市区,规模宏伟,基址周长一百二十七丈,共建有六座大殿及禅堂、方丈室、僧舍、斋房等120余间,以致很快就成了明代南都的“皇家宾馆”,著名的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初来中国时,就曾经在三山街旁的承恩寺内住过好多个月。
在老南京,承恩寺的建寺时间虽不算长,但它有皇帝支撑的背景,一建成便名闻遐迩,它的存在,使得三山街更增添了几分繁华。
但随着清兵铁蹄的南侵,三山街也变得日愈萧条。
大清帝国灭掉南明政权之后,南京的三山街与北京的菜市口一样,竟成了统治者处决犯人的刑场。朝廷认为,只有在这种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将犯人斩首,才能震慑最多的民众。
1661年顺治皇帝死后,清政府就曾经在三山街口多次杀戮过“罪大恶极”的人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就是被以"抗粮哭庙,震惊先帝之灵"的罪名,从苏州押来,斩首于三山街的街心的。依照旧例,他和其他几名同时被斩士人的首级,应该还会被悬挂在街中心的高杆上示众多日。

金圣叹少有才名,入清后绝意仕进,后因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等而闻名于世,据说其临死前看见家人,神色自若地说:“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他的家人一听,忍不住嚎啕大哭,围观的人也都为之鼻酸。金圣叹的财产被充公,家属也发配满洲。清末时,革命党尊其为“抗清先烈”。
据南京著名作家叶兆言先生在《十月》上撰文说,当时与金圣叹一同被在三山街斩首的,竟还有120个人。此说应源自无名氏在《辛丑纪闻》一文中的记载:"至辰刻,狱卒子狱中取出罪人,背插招旆,口塞栗木。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者枪柄刀背乱打。俄而炮声一震,一百二十一人皆毙死。披甲乱驰,群官皆散。法场之上,惟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
不过我怀疑此史料的发生地并不在三山街,似也不可能与金圣叹的“哭庙案”有直接牵连。别的不说,三山街心的面积有限,哪容得下121人被同时斩首?再说倘真有其事,南京的地方志上怎再无旁人记录?
我家在三山街小巷子里的祖宅,是我的曾祖父或高祖父建造的,据说“红羊(洪秀全与杨秀清)造反”时,有一队“长毛”举着明晃晃的火把,威胁着要烧掉它,是我的太祖母跪在地上叩头如捣蒜才救下来的。
当时我听到这一故事后,颇有点感激那领队的“长毛”,总算积了个德,没让我的几代先人露宿于街边。
不过三年河东转河西,到了“文革”时,那点祖产又成了家父从“店员”沦为“小业主”的“铁证”,造反派们的理由是:“你既入了党,为什么还要拿定息?”
我的爷爷三十多岁就过世了,祖母没有分文收入,只能靠出租几间祖屋胡乱度日。那时天天兵荒马乱,房客们缴不起房租也是常有的事。解放后政府将私家的出租屋全部收归国有,并实行了“赎买”政策,即在规定的年限内,由市房管局每个月支付给业主若干的“定息”。
因为寡妇奶奶当时害怕房屋若仍用她的名字,将来家父要缴不菲的遗产税,于是就提前将房屋产权人改成了家父的名字。但这一来我的父亲就有了“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之嫌疑,一直牵累到我和我的二哥不得不双双下乡插队,次年,家父又将我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带往了苏北落户。
于是我们全家都恨毒了祖先在三山街旁留下的那点儿一下雨就四下乱漏的房产。
最无奈的是我家房屋两侧的民居,不久就全都被拆掉了,左边建成了某大会堂的厕所,右边则拆成了别人家独用的山墙。原先老宅的木柱是被死死地包在自家的砖墙里的,当连其中的一面山墙都不复存在时,于是我家就成了危房,不但整幢房子严重左倾,另一扇山墙也因失去了支撑,随时有可能倒塌……
于是我常在心中责怪太祖母当初为什么要以叩头的卑微动作感动了“长毛”,其实那时它被一把火烧掉也好,我们全家也就成“红五类”了……
记得老祖母生前曾经多次说过,在日本鬼子杀进南京城之前,她和我的当时才十三四岁的父亲实在无处可逃,只好在日军攻城大炮的隆隆声中,仓惶地逃进宁海路上的芬兰领事馆避难。
芬兰是二战时的中立国,该国的领事馆便在附近一所小学的操场上圈了一块地,再插上该国的国旗,就表示是南京市民的“难民区“了……
不过难民区也无法保证所有难民的安全,一些年轻有男性和一些漂亮的女子仍被日军从人群中挑出来,男的如被怀疑是当兵的,必被打死;女的则……
还记得老祖母说过,尽管当时全家没有一文钱的收入,但她在离开家之前,还是不得不将仅剩的几块银元,放在了正房大橱的抽屉里,这是特地为随时会闯进家来的“东洋兵”所准备的“见面礼”,据说谁家如果不这么做,房子就会被当场烧掉……
日军屠过城后,又在三山街上贴出了《安民告示》,于是设在宁海路上的若干个“难民区“也就自动解散了。
其时家父只好搀着我那裹着小脚的祖母,跌跌撞撞地回到三山街附近的老宅。据他回忆说:当时“一路上见到的全是死人“,其中又以三元巷口的死人最多,“有上百具尸首堆在那里”。
为了糊口,家父只好在三山街边摆起一个小烟摊,卖起香烟来。他无奈地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都是三山街上唯一的一个小贩,而香烟也是拆成单支卖的,因为过路的行人即便烟瘾再大,也根本买不起整包的香烟……
时间一晃就到了“文革”之初,其时各家各户都在“自我革命”,“翻尸倒骨”地在家里找“四旧”破,生怕稍有不慎,万一被查出还有一张垫箱底的《民国日报》什么的,那就不死也得蜕层皮了。
我那不识多字的妈妈此时也异常地“主动”,不但匆匆地将《程氏家谱》付之丙丁,还将曾经在家里中堂上悬挂着的对联与国画也全进行了火化,甚至连她自己的结婚照都没敢保存,因为她与家父那一身的结婚礼服太“不合时宜”了,尽管这全是从照相馆租来的。她生怕给已经倒了大霉的父亲头上,再添一顶其他的政治帽子。
母亲的那把火,不但烧掉了我的家族其时已经居住在南京整整十三代的凭证,也烧掉了据说是出自谭延闿先生之手的“真迹”。
谭延闿是“民国四大书家”之一,曾经当过国民政府主席,还担任过行政院长,但他也不时高价出卖自己的书法作品。我那祖先虽没什么文化,但为了附庸风雅,人托人地买来十来个斗大的毛笔字,又如何能识得是真迹还是膺品?
说来也巧,我和我二哥插队的地方,居然也叫“三山”,于是我天天就在彼“三山”,思念着此“三山”。
其实我所记得的三山街,也只有那么几件清晰的事了:
少年时,每当夏夜酷热难耐,我便和家门口的一群小伙伴各夹着一床破席子,直接睡到三山街边的人行道上去。尽管路灯昏暗,但行人也稀少得很,从来没有谁被误踩到过。
我7岁那年,戴上了红领巾,兴得“一头忽子”,放学回家也舍不得摘下,还连忙跑到三山街边想招摇一番。可是那时三山街的行人也有限得很,就连同学在街边刷“下流胚”(陀罗)也撞不到人,于是我根本就没显摆成。
“破四旧”时,我家山墙左边的某大会堂就成了堆放“四旧”的仓库,里面全胡乱地堆放着被红卫兵抄家抄来的东西,大厅外的操场上置放着许多口空棺材,还有许许多多的书籍和商家的各种老式桌椅与杂木招牌。
我家后院有一堵矮墙,我时常搬把梯子登上去“望呆”。我呆看着矮墙下有几口大灶,烧灶的整天就用古书和上好的木头招牌生火做饭。
入夜后,空旷的大会堂内外空无一人,棺木之间便成了野猫们打斗的天堂。它们时时在那里像婴儿啼哭似的“叫春”,然后便窜上我家的房顶,在小瓦上胡撕乱咬,闹得我家屋内白天处处见亮……
再回忆一点开心的。
那时每逢国庆节,南京都要举行大型的游行庆祝活动,而三山街也是最重要的观赏点之一。其时游行队伍从南向北进发,经过设有检阅台的新街口,拐向西边,从汉中路、莫愁路、水西门、升州路,一直来到三山街。三山街四周的人行道上早已围满了大人与小孩,大家都拼命地拍手欢迎,于是耍龙灯的、舞狮的,全都抖擞精神,尽情施展自己的才艺……
还记得1959年国庆节,市政部门曾经特地在三山街南,用毛竹杆扎了一个大牌楼,上面插满了青湛湛的松树枝。牌楼两侧悬挂着竖幅标语,四周插满了彩旗。
我那时虽然才上小学二年级,但仍清晰地记得牌楼下有三个拱门,分别供自行车、三轮车、板车、马车和汽车来来往往。
更记得牌楼往南的不远处,还被竖起了一对大理石雕制的华表。那华表约有二三人合抱之粗,华表上各盘着一条金色的神龙,煞是威武。

这是抗战之前三山街的老照片,应该是洋人所拍摄。令人遗憾的是,三山街南庆祝建国十周年所扎的大牌楼与所竖的一对雕龙华表,却似无任何照片留存于世。我曾居住在三山街旁16年,同学中既有高门大族的后代,也有贩夫走卒的儿孙。不过如今大家已经不习惯在微信上怀旧,这或是心态依然年轻之故。
由于牌楼是临时性的,不久就被拆去了,那对华表则一直立在那里,它的东边离三新池浴室不远,西边就在同仁堂药房的门外。不过这两处著名的商家早已不复存在了。
后来三山街一带的机动车愈来愈多,华表的存在大大地影响了正常的交通,有关部门只好把它们移往夫子庙,那地方就在如今大成殿的东侧。
不知从何时起,那对华表也被拆掉了。
早几年听人说,雕龙的华表是不能随便在京城外边乱竖的,或许这就是那对华表最终被拆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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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4-11 19:03:06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街边窗外的胡琴声





那年我在南京宁海路边一家“自收自支”的出版单位上班。在这种地儿上班的人,逮到獐子吃獐子,掐到茄子就只能吃茄子,总之是再也享受不到皇粮的“特供”了。
当代社会有个“一窝蜂”的奇怪现象,今天卖馄饨的生意好了,明天卖饺子的路边摊就会多出三五十家;这个月上海的《故事会》在市场上热销了,下个月《故事家》、《故事林》、《故事汇》、《故事王》等等杂志就全冲进了街头的报刊亭……
我就是在这种出版界的无序竞争中误入编辑之行的,明知道供自己吃饭的那本杂志已经大限将至,就如同一池只能往低处流的水,自己却既没本事当“翻水站”,也无法抽身往高处走一步,故难免心烦意乱,听到楼外树上几只小鸟的斗嘴,都想挥根竹竿将它们全撵飞。
一日早晨,我刚上班坐定,街那边小区的围墙下就传来一阵吱吱嘎嘎的胡琴声。这一拉就没完没了,直到我满头的青丝上添出不少霜雪,那琴声依然嘎嘎吱吱。

从古至今,街头的卖艺者无非两种,一种似《水浒》中卖刀的杨志,本事惊人;另一种则明显缺乏一技之长,可又不肯伸手乞讨,只好强打精神,向众人公开展示自己的无奈与拙劣。一个大活人沦落到如此田地,定有满肚子的泪水了。是谁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你就是美如天仙,扮个六十大几的落难老头试试!
操琴者是个永远身着一件蓝布褂的清瘦老头,衣裳倒挺洁净,脸上也从不胡子拉碴,只是手中的那把胡琴实在蹩脚得很,即便丢在路旁也只有清洁工肯扫进垃圾车的那种。而他的琴技更是不敢恭维,不但两根弦老是调不准,所“演奏”的曲子翻来覆去也就那么几首,全都是老得连老翁老妪也不肯再哼的霉哄哄的民间小调。
最恼人的是他总劲头十足,一首接着一首地拉,几乎毫无停顿,但“多来咪发梭”七个音调又如同七八个陌生的路人,彼此总是离汤离水,让所有无奈的听众都恨不得往耳朵里塞两团药水棉花。我吃饭的时候他拉、我改稿的时候他更拉,就连我钻进厕所,那上气不接下气的噪声仍然如影随形……
说来实在搞笑,宁海路东边许多楼层的铝框大窗里,既藏着群龙,更卧着众虎。因为那里不但设有南京师范大学的艺术系,更有江苏省音乐家协会、江苏省舞蹈家协会、江苏省戏剧家协会、江苏省曲艺家协会等等的“艺术家之家”,国内一流、二流的操琴高手几乎天天在此进进出出,也随时应邀露一手高超的琴技。
我常想:穿蓝布褂的老头如果能知晓这一点,还敢不敢再在关公面前舞大刀?还敢不敢再在鲁班门前耍大斧?
老头也许并不知道这些,也许却很清楚这一点。但他或糊涂到家了,或偏要在此出乖露丑,只顾睁着双眼拉他的胡琴,认真得仿佛是阿炳再世。一旦有行人路过,他便连连点头,并冲着行人巴结地一笑,好像是大家熟识多年的老街坊。偶尔有人往他琴下的碗里丢下一两毛钱,他就拉得更加来劲,拼命用吱嘎吱嘎的噪声向好心人表示着衷心的感谢。
在他丝毫不肯停歇的胡琴声中,各行各业的饭已经越来越不好吃,不但几乎所有的杂志都半死不活,就连常来“艺术家之家”的许多大佬,据说也很难靠表演赚到足额的工资了,人们的心情自然不可能再如一潭静水。可那琴声偏偏老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不识相地闯入每个人耳膜,便使大家充满了愤懑,好像生活中和工作上的种种不如意,全都是老头那不成腔不成调的琴声给勾出来的。
于是我们常常冲着窗外作龇牙咧嘴状,甚至有人想打电话给管市容的“大盖帽”,请他们来将这个老头“驱逐出境”。 不过管市容的也不能天天搬把椅子坐在那里就地清场,你一走,他夹着胡琴又遛过来了,就如一块继续被胶沾在那里的广告牌。
终于有一天,我们来上班时,忽然发现耳根子清净了许多,蓝布褂老头和他所带来的噪声全不见了!于是大家都额手称庆,并祝愿明天、后天也能遇上如此的好运。
可是七天、八天、十来天、二十来天、一两个月过去了,嘎嘎吱吱的琴声依然没有出现。
终于有一天,不知是谁莫名其妙地担心起来:好几年了,蓝布褂老头从来没“旷”过工啊,会不会是生病了?
一石竟激起千层浪,于是大楼里所有的人都七嘴八舌地猜测起来:那老头真的“走”了吗?或许是他家的老太婆不行了?他的蓝布褂从来都是干干净净的,老太婆要是走了,谁还能再帮他清洗衣裳?如果他走了,谁又会去养活他的老太婆?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偏要以拉胡琴来乞讨?难道就不能找准自己真正的一技之长?
但同事之间很快又内讧起来,因为有人说,在时代的激剧变化中,任何昨天的一技之长,都会变成自己今天的屠龙之技,从而一无所长。
疑问越来越多,同事们对老头的关心也越来越甚,大家都为他的失踪惴惴难安。有的同事甚至穿过街去向周围的店家打探,可是谁也说不清他的下落。
终于有一天,久违的吱嘎吱嘎声又重新穿过玻璃窗,闯入每个人的耳鼓。大家同时“哇”地一声大笑起来,有的同事还特地赶到街对过,往他琴下的碗里投入一两枚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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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5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已近消失的老南京三句土话:“挨搞”、“驮打”、“雾嗉”



一、挨搞与驮打
旧时家家娃儿多,很少有谁被金贵成心肝宝贝。相反,个个稍有过失,轻则遭亲娘声严色厉地责骂,重则遭老子没轻没重地痛打,还美其名曰“棒槌底下出孝子”。
不过由于“隔代亲”的缘故,与娃儿们生活在同一个大家庭的爷爷奶奶,却总是充当着“老牛护犊”的角色,处处袒护着第三代。
那时的男娃儿们最喜欢干的事,无非是蹲在小巷子里挖泥巴、钻进床肚躲“强盗”、趴在地上打弹子、暴雨过后赤着脚在满是积水的小院子里“镲“来“镲”去什么的,不消半个时辰,就会弄得灰头土脸,变成一只“泥猴子”。
于是,无论谁家的老祖母见了,便会连忙踱着“粽子脚”颠过来,将自己好不容易带大的“泥猴子”拉回家,一边手忙脚乱地替他在衣服上“打扫战场”,一边絮絮叨叨地埋怨道:“我的个‘小祖宗’哎,早上才换的衣裳,怎么又脏得像‘邋兔’啦?要是让你妈看见了,你就又要‘挨搞’了,还会‘驮打’呢!”
所谓“邋兔”,顾名思义,就是“邋遢的兔子”。众所周知,兔子向来是非常爱干净的,可是一旦皮毛受湿,就有可能沾满尘土,脏得不堪入目,所以老南京人常将自家不讲卫生的娃儿比作“邋兔”。 
“挨搞”则是南京独特的土话,“搞”在这里被读作上声,“挨搞”的意思与“挨骂”相似,但又比“挨骂”多了另一层含意,略有点责怪第三者“小题大作”的成份,其既疼爱晚辈,又“恨铁不成钢”,更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态,仅仅通过“挨搞”二字,顿时就溢于言表。
“驮打”也是南京独特的土话,与“挨打”的意思相当,但比“挨打”二字更形象、更生动、也更传神。
挨打者,被打过一顿也就罢了;“驮打”者,不但难逃挨打的噩运,更得似一头可怜的小牲口,得在挨打之后,将皮肉之痛牢牢地“驮”在自己的身上。当然,与此同时,也会久久地“驮”在说此话者的心里。
仔细想想,“挨搞”与“驮打”这两句南京土话,真堪称汉语中的“精品”,外籍人要是不听我详细解释,怕还真评不出其中的味道来。

老南京话是当地独有的方言。南京本属于古吴语区,随着中原居民南渡至此,外来的雅音和当地的吴语相融合,逐渐形成了特属于南京的江淮官话,并曾作为中国官方语言的标准国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使用和流行。也许你就算走到云南,照样会有人问你:“阿要辣油啊?”“阿吃过下周儿(下午的点心)啦?”
二、“雾嗉”
老南京人常爱使用“雾嗉”一词,可是它既不被载于《辞源》,也不可见于《辞海》,只能说是当地的一个语言“土产”。就连我在写此短文时,心里也在一遍又一遍地犯嘀咕:它究竟该怎么写啊?
写成“焐数“?写成“捂酥”?写成“误粟”?还是写成……
记得我将此稿投到南京某报时,写的是“焐数”,有关副刊编辑在发稿时却替我改成了“焐薮”二字。我在感激之余,又有点怀疑他是苏北籍的,因为“薮”在汉语中该被读成“馊”,虽然其中蕴含了“聚集”的意思,但发音却与“数”这个字“讹过”得太多了。
直到今天,我才将这二字暂定为“雾嗉”,“嗉”既是飞禽颈下贮存食物的囊,又可当成装液体的容器,如“酒嗉”,就是酒坛子。
“雾嗉 ”二字妙就妙在只能让当地人心领神会,外籍人却根本无法根据其字面进行任何解释。
比如老南京人在遇到黄梅时节或久雨难晴的天气时,就会在与他人聊天时长叹一声道:“哎呀,这种鬼天,都让人‘雾嗉’死了,连家里头的被子都湿叽叽的,什么时候才能出太阳啊?”
在这里,“雾嗉”既表示空气的潮湿,也表示心情的阴霾:整个人都像被装在满是浓雾的瓮子里了,能不难受吗?
有的人不讲卫生,随地吐痰,老南京人就会当面批评他:“我说你,怎么这么‘雾嗉’的啊?就不能把老浓痰吐到痰盂里吗?”
在这里,“雾嗉”就成了邋遢的同义词。因为浓雾中的空气本身就是很脏的,你再不拘小节,岂不让人更加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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