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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购得一本旧书,作者名叫盛成,此人是二十世纪早期中国一位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为一身的著名学者。他1899年2月6日出生于江苏仪征的一个家境没落的汉学世家,1910年曾出家于镇江金山的江天寺,师从著名的“革命和尚”黄宗仰,同年与其兄盛白沙(民国烈士、功臣之一,曾任广州革命军政府海军“肇和舰”舰长、汕头海军临时舰队指挥,并协助孙中山平息陈炯明叛乱,系孙所倚重的革命中坚。1923年为叛乱分子杀害)一起秘密加入“同盟会”,结识革命家黄兴,得其大赏识因而更为现名,号成中;次年参加“辛亥革命”光复南京的战斗,年仅12岁,是称誉一时的“辛亥三童子”之一,因有特殊贡献而置身南京方面欢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代表行列,并得到孙本人的亲切嘉奖和勉励;随后先以优异成绩考入临时政府创办的陆军学堂,学堂胎死腹中,旋入铁路学校,再求学于佛、儒学大师欧阳竟无。
1914年,盛成考入上海震旦大学读法语预科。三年后,他考入长辛店京汉铁路车务见习所任职。在“五四”运动中,盛成与北大学生一起冲击东胶民巷,火烧赵家楼,后来他被推举为长辛店铁路工会的代表。在这次运动中,盛成与周恩来、许德珩等学运领袖,结为亲密的战友。
1919年年底,盛成满怀着寻求科学救国之道的理想,登上了“勒苏斯”号邮轮,开始充满艰辛的留法勤工俭学之旅。
二十年代初,盛成加入法国社会党,并参与创建了法国共产党,是该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盛成应法国文豪罗曼·罗兰的邀请,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妇女自由和平促进大会”。但是由于盛成的言行和思想与当时完全听命于苏共的法国共产党存在很多分歧,使得他最终告别了政治舞台。在一阵迷惘之后,他开始潜心于学术研究领域。
三十年代初,盛成从海外载誉归来,先后到北京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和兰州大学执教。也就是在此期间的某年某日,盛成曾经来过句容,并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老句容城内大圣塔周边当时的一些景象。
据他说,当时大圣塔下面的崇明寺是小车子的天下。而句容的宝塔是“七八年前”被烧掉的。 据史载,句容的大圣塔是在1926年被烧掉的。由此推算,盛成此次来句容的时间,应在1932年或1933年。 据盛成说,这座宝塔当时连烧了整整“16个昼夜”,只剩下一个“玲珑底(的)骷髅”。“宝塔下面是崇明寺,远远地是一座天主教堂和它尖方的钟塔。在这中间,却有无数茅棚以及逃荒者。”
此文作者在此所说的“天主教堂”,建国后被改建成了“句容县人民政府第一招待所”,也就是老句容人都熟知的“一招”。那座教堂我还略有点印象,好像是被改成了“一招”的来客登记处。不过作者所陈述的“尖方的钟塔”,可能太具有宗教色彩,于是在改建过程中被拆除掉了。 据我采访所知,当时的大圣塔,就位于“老县中”正门西边的围墙外,也就在“建设路”(?)马路的东边。据我估猜,当时崇明寺的遗址,后来可能有一大部分被包围进了“老县中”。
当时,崇明寺旁的空地可能还是句容城内的集市,因为作者看到有“好几辆小车子,推着木柴、松枝、米鞘带,走茅棚边转过来了”。这种小车子,当时还是句容人出门的“坐骑”,它“独轮双座,可以坐人,可以载货,车夫的旱烟袋,常放在车后篓子里面,带子套在肩膀上,双手持着八字形的车辆,向前推进”。 说到独轮车,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插队镇江丹徒时,它还是许多生产队农民们唯一的运输工具。 顺便一说:我所在的农村位于沪宁铁道边,建国前,村里的大多数男性青年都前往上海“学手艺”,并逐渐用赚得的钱在村里盖上瓦房。那时,留在村里种地的男人并不多,并被称为“没脚蟹”,意思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本事的。
男性青年每逢过年回来探亲,便是其妻子最开心、也最荣耀的时刻。妻子们会推着独轮车,沿着小田埂来到火车站,然后连着丈夫与他所带的行李与礼物一同推回来。再然后,丈夫天天早上还没起床,妻子便会打三个荷包蛋送到床前,让丈夫在床上先把蛋吃了再起身。 盛成说,欧洲人认为欧洲人认为车子是巴斯噶(1623-1662)的“大发明”,但陆游入蜀过吕城闸于宋辽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六月十五日就见过独轮车了。 盛成继续写道:“双轮的大车子不能到的地方,这就是独辕小车子的区域……宝塔的头秃了,教堂底(的)钟声不响,土壁之下,一群子野孩子;毕户(毕户:草房)之前,一个老妇人,在这个午天光华之下,一个集团的车子,咨輘(咨輘:独轮车在行进时发出的响声)底(地)向前进!向前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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