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多年前茅山顶宫的所见所闻(续七) 九十多年前,著名文人盛成先生曾随亲友从仪征来茅山进香,他在《顶宫观礼》一章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顶宫当时的有关情况。 据盛成介绍,顶宫当时有六个道院,俗称六房,当时大房的住持是董和卿,二房是戴惠清,三房是魏忠和,四房是金朗仙,五房是周济广,六房是滕瑞芝。 那夜盛成就住在第六房的怡云道院,三十岁许的“小住持”黎晋伯很热情地招待了他,据黎晋伯介绍,其时茅山的香客分烧清香和打醮的两种,烧清香的很多,打醮的占十分之二。正月开山门后,江北的香客就来烧清香了,他们只在山上过一夜就下去了。 黎晋伯还告诉盛成,今年(注:据我推算,这是指1936年)正月的香火不如往年,因为去年是荒年。江南来的人,烧清香的、打醮的都有。上山打醮的的香客,以苏(州)、松(淞江)、常(州)、镇(江)四府属的人居多,尤以武进、丹阳的人为最多。他们上山的香客,一百人中有一个香头,十个人有一个小香头。每年秋季,道士下山给香客送符,同时和香客接洽来年的道场。每个香客要上山打醮之前,自己在家多多出力,家里人也会多给他一斗稻一斗麦作为酬劳。他将这些报酬交给香头生利,如此三年六熟,他就有了三斗稻、三斗麦的本利。当香头组织香客们到茅山来时,有关的船费、吃用开支和香烛醮费,一切在内,就不再向香客们另收了。所以每场法事,山上“只落得二三元”。 另据“小住持”黎晋伯向盛成介绍,上海来的打醮香客,所赠的香金要高不少,“每场可挣得地三十元”,“王一亭、杜月笙诸先生还答应代本山印志书呢。”
在此,我得帮助黎晋伯道长解释一下他所说的有关内容—— 一、我曾经在改革开放之初上茅山采访过几位幸存的老道士,他们告诉过我,顶宫上的道士就像一个大户人家,内有六个已经成家的“儿子”,每个“儿子”就是一房道院,每房道院又各由十数名道士组成。他们虽然住在一起,但各房有各房的房产,各房有各房的香田,各房有各房的香客。这六房道院采取的是“轮流执政”的方法,每六年只能主持一年顶宫的祭祀活动,并掌控这一年相关活动的全部收入。在并非本房道院“执政”的年代里,他房的道士们既可以下山去,在民间承接相关的法事活动,也可以帮助“执政”的道院“打工”,以获取相应的“报酬”。 抗日战争爆发后,顶宫六房道院都蒙受了不同的人员损失,已经无法完成六年一轮的“执政”,于是只好将另几房道士拼凑起来,继续开展相关的祭祀活动,甚至不得不请山外的散居道士前来帮忙。 二、黎晋伯道士向盛成介绍的“烧清香”,是指香客们随香头上山后,在山上自行组织简单的跪拜仪式,并坐在宫中厮守一夜;而打醮则是请道士们举行一场正规的法事活动,以乞求上天庇护有关香客先人的亡灵,并保佑香客们全家的幸福安康。 三、随香头来茅山烧清香的香客,每人所付给香头的,是三斗稻和三斗麦(旧时一斗为12.5斤),也就是147斤谷物。香头大略相当于现在旅游公司的经理,他自然是不会将这些谷物全当成香金交给道院的,自己先得从中提成,然后还得支付香客们在途中相应的餐食费、租船费和上山后的香烛费等。如今我们上山,会看到一些香客肩背着“朝山进山”的香袋,估计这也是香头给定制和发放的,可谓流动的广告。 四、黎晋伯道士所提到的王一亭(1867年—1938年11月),号白龙山人、梅花馆主、海云楼主等,法名觉器。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生于上海周浦。清末民国时期上海著名书画家、实业家、杰出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与宗教界名士。 王一亭曾两次任上海总商会主席。他加入中国同盟会,资助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任中国国民党上海分部部长。上海光复后,历任军政府交通部长、商务总长、中华银行董事。后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救灾准备金保委会委员长。曾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委,上海佛学书局董事长,致力于慈善事业。对海派书画艺术的繁荣和对外交流贡献卓绝。 王一亭作品具有近代人文主义意识。早年学画得徐小仓指点,后师从任伯年,画艺大进,继承任派风格。晚与金石派大师吴昌硕亦师亦友,趋向阔笔写意,设色浓艳,笔墨酣畅,气势雄阔而不失写实本色。构图讲究,诗书画印,浑然一体。在清末民初海上画派中影响仅次于吴昌硕。吴昌硕赠诗王一亭曰:“天惊地怪生一亭,笔铸生铁墨寒雨。” 1932年任全国艺术家协会理事。1937年日寇侵占上海后,坚辞不就伪职,表现出高贵的劲风亮节。1938年11月病逝。重庆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公葬。蒋介石题送挽联:“当飘摇风雨之中弥征劲节,待整顿乾坤而后重吊斯人”。 王一亭与茅山之间有过什么联系?各史料中似乎未见涉及,尚待有心人深入挖掘。 三、黎晋伯所提到的杜月笙,是上海近代青帮的头目。我曾在《句容文史资料》中介绍过,清时,茅山曾是青帮之祖的修行之地,因此杜月笙与茅山的关系甚为密切,他的某妾曾经出过重金,以资助茅山修复某楼阁。有关史料我将在以后细说。 由于抗日战争很快就爆发了,王一亭和杜月笙都无法信守承诺,资助茅山重刊山志,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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