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常听老祖母说，伏魔庵原来是"窑子巷"，后来还真有人从《上江两县志》中查到了相关证据：此巷曾因清朝时“地（上）砌有窑洞烧水而得名”。至于为何有人要在这里砌个窑洞烧水，该史志却语焉不详，抑或最早是有人在此砌了座老虎灶，专门烧水卖茶的？
另据《上江两县志》称：“此巷阴暗疑有怪异”，居民便集资造了一座伏魔庵来降服鬼怪，并改名为伏魔庵。
顾名思义，伏魔庵应与关公有关了。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神宗别出心裁地敕封三国中的蜀之大将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还在各地建造他的寺庙，至于窑子巷是在何时被选中的，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了。
1984年出版的《江苏省南京市地名录》也采用了《上江两县志》所说：相传清朝时此巷阴暗，民间疑有怪异，群众遂捐资建庵，名曰伏魔庵。巷以庵得名。
然而此说有几分的可信度，就另当别论了。因为直至建国之后，伏魔庵这条小巷中才有１７个门牌号，拢共三四十户人家，就算当年真有“怪异”，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但又关别处群众什么事呢？他们为什么要特地来此捐钱建庵呢？
再说，与窑子巷紧邻的金沙井、全福巷、洋珠巷等，都建有大小不一的庵堂或小庙，而且老城南最著名的承恩寺与城隍庙也与它只有咫尺之隔，难道那么多的菩萨与专管整个南京的城隍老爷，居然全都无法消弥这小小窑子巷里的“怪异”？
不可能，根本不可能！
关羽被集忠孝节义于一身，宋徽宗封之为“义勇武安王”，元代加封为“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明神宗封之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清朝的顺治帝更加封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佑赞宣德关圣大帝”，然而封号越长，人们就越难记得住，大家只知道他是位“武财神”。我觉得，那编写《上江两县志》的前辈与编写《江苏省南京市地名录》的老师，可能忽视了旧时的一个重要现象，即民间不断涌现的某位教徒或信士舍家为庵堂寺庙的故事，否则我们根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陋街深巷中常会出现一座又一座的庙寺堂庵。
比如宋时宰相王安石，就曾舍出南京的半山园之家建起过半山寺；再比如明时的大太监王瑾，就曾在三山街舍过豪宅而建起承恩寺等等。
由此推断，是古代时窑子巷里有位信道的阔佬或富太太，忽有一日心血来潮，断然决定舍家为庵，这种事才应是伏魔庵真正的建庵之基。
照理说，伏魔庵既然供奉的是伏魔大帝，就应该属于道教才对，但它偏是一座佛门的小寺。
佛门称关羽为“伽蓝菩萨”，伏魔庵如属佛教，就应该叫“伽蓝庵 ”才对了。难不成它是“先道后佛”，中途被某位高僧“跨行收纳”过？
已故地方志专家卢冀野先生在其所著的《冶城话旧》一文中说:“…….予望鹤冈（注：此处应为“岗”字之误）故宅旁有伏魔庵，外家（注：“外家”在此可能是指作者与其妾的居住之地）全福巷有常乐庵。两庵皆小寺，各有僧七八人。有年事长者，有年幼者。予幼时，常入寺与诸僧游，知江南寺僧以泰县人为多，且多少年披（彼？）以僧为业，非欲穷究竟求解悟者。伏魔庵主持演修，常乐庵主持慧开，予皆见其殉身于色。世俗下流小说多言恶僧窖藏少妇一事，颇令人不能置信，然予以两寺之主持观之，天地间定有此事……”
卢冀野的这一番话说得极其沉重，且言之凿凿，置地有声，想必他亲眼见到过这两个庵主很为世人所不耻之事。
《冶城话旧》是于1944年在重庆出版的，至于伏魔庵的主持演修，是否真如卢冀野先生所言，曾在伏魔庵内与女性“十里八搭”、胡乱苟且过，恕我实在无从查考。但从我的祖母一直固执地捍卫着“窑子巷”这个老掉牙的地名来分析，当地无宗教信仰的居民应该是不太喜欢被称为“家住伏魔庵”的，而且一直把“窑子巷”这一不复存在的正名，至少从清朝坚决地捍卫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我隐约记得三四岁时曾经进伏魔庵玩过一次，至于是祖母踱着粽子脚搀我去的，还是我自己溜进去的，就实在想不起来了。唯一的印象是庵前有块颇大的空场，庵里的佛堂前有张供桌，供桌旁正有人在烧香叩头、祈祷许愿。至于佛堂里头所供奉的伏魔大帝或伽蓝菩萨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就如同喝过孟婆汤一般，已完全忘得一干二净。
卢冀野老先生曾说过伏魔庵“有僧七八人”，一个有着七八个和尚的小小宗教场所，不知在这条小巷子里是如何艰难自养的？虽然他们会在庵内或外出为逝者家属放焰口，但在兵荒马乱时期，又有多少人家做得起超度亡魂之类的佛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在句容工作时，曾经采访过泰州光孝律寺里一位南京籍的老乡，他的俗家就在全福巷内。那老乡抗战时在句容的宝华山受过戒，法号道一，后来被宝华山隆昌律寺派往句容崇明寺担任住持，巧的是还兼任过南京常乐庵与伏魔庵的住持。“文革”前他虽然已经还俗，但退休后又应邀来泰州帮光孝寺的僧人做佛事挣钱了。据他回忆说，他曾经动用过崇明寺的香金，以资助伏魔庵。
句容的崇明寺始建于西晋的咸宁年间（275年一280年），伏魔庵还用过这一千年古寺的香火钱，至少很出乎我的意料。
卢冀野老先生曾说过伏魔庵“有僧七八人”，一个有着七八个和尚的小小宗教场所，不知在这条小巷子里是如何艰难自养的？虽然他们会在庵内或外出为逝者放焰口，但在兵荒马乱时期，又有多少人家做得起超度亡魂之类的佛事？
庙大欺客，庵小客欺。早在“大跃进”之前，伏魔庵就被一拆了之，大部分庵址被同仁堂药房开了个后门，建成了它的仓库，另有一小部分庵址被建成了安徽胡开文制墨厂设在南京的一个小作坊，伏魔庵从此也就徒有虚名矣。
我曾经见到过一张南京的老报纸，说的是解放之初，某安徽籍的“历史反革命”潜来伏魔庵，当起了“主持”。不过他家乡有个熟人来三山街办事时，偶尔发现了他，于是就向公安局报了警，结果那“主持”被押回原籍受审去了。
据说我的祖母在国家“镇反”正盛之时偶出家门，忽然遇到一个中年汉子向她连连作揖打供，自称正被人追赶，将有性命之虞，求祖母救她一命。祖母凭着她的善良本性，忙让他闪进我家大门，并指点他从后门逃之夭夭。
若干年后我在巷子里也遇到过一件奇事：一个壮年俊汉一边狂跑，一边疾呼“抓小偷”，可他的前面并没有小偷，倒是他的身后，有不少人正在狂追着他，并高声喊道：“他就是小偷！他就是小偷！”
至今我仍十分困惑，不知老祖母当年所救的，究竟是个罪大恶极的坏蛋，还是个被冤屈了的好人？倘若我当时与今后也遇到这种事，该救还是置之不理？
若干年前，我意外地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资料，说是文化名人黄若海、冼群二人，曾经于抗战前在伏魔庵租借过民宅，以办话剧演员培训班，并在那家的天井里排演过话剧什么的，可惜这个史料我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了。
黄若海作为演员曾经拍摄过的电影有《英雄司机》(1954)等；作为编剧参与制作过的电影有《孽债》(1950)等；参与制作过的电影有《小二黑结婚》(1950)。
冼群于191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1937年后历任抗敌演剧第七队队长，剧专、剧团编导，上海清华影片公司编剧，中央电影局导演。1938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加入
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话剧剧本《烟苇港》、《返正》、《飞花曲》、《小三子》、《代用品》、《珍珠》《抗战独幕剧集》，专著《戏剧手册》、《戏剧学基础教程》，电影文学剧本《
龙须沟》(话剧剧本改编)等。
我常在心里嘀咕：黄若海与冼群曾经在伏魔庵的哪家小院子里排演过话剧呢？我的祖母和我年幼的父亲当年有没有看过他们的排演呢？
伏魔庵二号原属于某大户人家所有，这里最有可能被黄若海与冼群当过房客。
建国之初，秦淮区的何副区长被安排住了进来，他是个高高大大的山东汉，老伴却是个侉声侉调的小脚婆。何区长属民主人士，解放前在山东一定有过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否则共产党绝不会请他出山来管南京的老城南。
何区长可真是人民的好干部，见到谁都是笑咪咪的，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家父曾经为自家私房受到不公正待遇之事去他家找过他，他连中饭也没顾上吃，就进行了长时间的接访。
南京1959年国庆游行时，何区长肩上斜跨红授带，走在秦淮区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当他领着大家刚走到三山街，围观的人们全都起立大喊：“何区长！何区长！“场面相当感人。
几年后“文革“就开始了，但何区长并没遭什么罪，这在所有的当权派中是极其少见的。如果他此前也曾盛气凌人，早就会被造反派们“油炸”成一只大弯虾了。
伏魔庵二号之一就“藏”在二号正南的一条“小巷”里，那里的南边被望鹤岗的某人家垫得特别高，因此他家就显得地势特别低了，走进院子前竟先得下几层台坡。这家的院子里有口井，井水水位挺高，平时就能在井边操水洗手，下大雨后井水还会往外涌。
井后边曾经被主家开了个当铺。我小时候政府已经不允许当铺存在了，但那高高的铺板门还在，那大大的、外有圆圈的黑色“当”字，还在巷子中清晰可见。
伏魔庵四号是座中西合壁的院落，里边还砌有小楼，房主是一对开过银楼的老夫妻，也可能当过黄若海与冼群的房东。
老夫人说话带有无锡或苏州口音，气质很是不凡，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身，属于电影中才能见到的那种。我小时候不知怎的竟去过她家两次，应该也是她亲自邀请我去的。我每次去时她都和老先生在吃中饭，用的可是地道的银碗银筷。对我这个连好鞋子也没一双的穷孩子，她不但没有一丝鄙夷，还和和气气地与我谈东说西。
伏魔庵一号的房主开过铜坊，还在家中冶过铜。文革前他家的房子被拆，家门口的孩子全上他家去挖宝，我当然也不例外。我实在想不出他家的地下为什么竟埋了那么多挖不尽的废铜，凡是去淘宝者竟无一人空手而归，而且每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收获好几毛钱，甚至好几块钱，真比上班的工人还“来斯”，我也因此吃了许多包一毛钱一包的牛肉干。
伏魔庵的小巷里还住着一位端庄的中年妇女，她没有丈夫，却有着一个日本血统的儿子。这个“东洋兄”皮肤白里透红，身上毛孔偏粗，头上的毛发偏硬，不过若无人点破，谁也不会往“大和民族”那上头想。
我们都管那女人叫“二孃”。二孃一直没有工作，至多当过居委会的“积极分子”，而那是拿不到分文的义务工。
二孃从不与他人多言，因此左邻右舍的妇道即便舌头再长，也说不出孩子父亲的任何讯息。我的祖母应该对她知根知底，但却从不对我透漏半个字。
改革开放之初，二孃病故了，很快，她的儿子忽然去了日本。“东洋兄”的根在那边，他只属于这边的“遗孤”。直到现在我还十分纳闷：这妈儿俩二十来年间是靠什么收入维持日常生活的？“东洋兄”在两国多年一点都不“来哉”的情况下，是如何找到他父亲的？他的父亲会是谁？是名日本侵华军人，还是位经商者？
我家对门还有一户老宅，老宅里有个女房客是位中年的“眊子“，她的眼睛极其近视，看什么东西都像豫剧里的徐九经，得一直贴到脸上来才能分得出是根扁担还是条棍子。可是就这么一个普通的女性，却让我见识过她的一桩本领：独自杀一只十几斤重的大白鹅！
你知道她是怎么杀的吗？把一张长条凳反过来，一只脚踩在凳背上，再将鹅颈放进凳腿的空档里，再用双腿夹住那大鹅的双爪，于是大白鹅就只能“引颈就刀”矣。
那家老宅里还有个不小的花园。“大跃进”时，街道上将这一花园改建成陋屋，在里边大炼起钢铁来，当然收获的只是一些铁渣。后来有人又在这陋屋里，将烧红的铁水倒入铸砂制的模具中，制成一个又一个的铁壳壳，这也让我从小就知道了浇铸工艺的简单过程。
我虽然出生在伏魔庵，但也差点儿就在十八岁那年死于伏魔庵。
我上小学时，巷子里有个女同学，课外常约我上她家一起做作业。不知为何，她对我特别好，每天都会和我分享一点她的零食，甚至还慷慨地给我一分二分的。她爸妈都是上班族，只能时不时给她点钱，天天让她买点东西与妹妹一起当早中饭吃，难怪她如此“阔绰”。
我长大后不得不下了农村，次年我的父母被迫离开伏魔庵，去洪泽湖边“下放劳动”，而我的这位女同学却留在了城里。
1970年冬，我的大姐在伏魔庵结婚，父母亲特地从苏北带来不少鲜鱼。我突然萌生了经商之念，于是就带了秆秤去三山街，想把部分鲜鱼倒卖个差价。
这是我今生唯一的一次学当生意人，谁知才出师就极为不利，竟遇上了某老师领着一队“红小兵”上街来“打击投机倒把”。他们不由分说，想夺秤的夺秤，想抢鱼的抢鱼。更让我没想到的是，红小兵的小头目，竟是那位女同学的妹妹！
我怕蚀了大本，连忙抢过自己的东西就逃，而红小兵们就跟在后面死追。
当我跑到望鹤岗口的街心时，一辆公交车正往我的身上猛冲！幸好那驾驶员颇有经验，在车子离我只有一米之地时猛地刹住了，一车人也被我害得跌成一团。我却来不及谢他的不压之恩，继续狼狈地往家里鼠窜。
那女同学的妹妹大概一直很忌恨她姐姐与我的“非正常交往”，一点儿也没有放过我的意思，就是她出卖了我，一直领着她的老师与同学赶去了我家。其时姐姐的婚宴正要开席，我可在众宾客面前露了个大丑。好在我已经从后门又逃了出去，红小兵们找不到人，只好悻悻而退。
后来我从乡下回城，每经过伏魔庵，都会朝女同学家望一眼，期望能遇到女同学她妹妹，我很想对她说一句：你还记得小时候做过的那件事吗？但不要再耿耿于怀了。其实我也当过“红卫兵”，我干过的坏事，比你干过的更出格……
不过如今，就算是那位女同学和她妹妹真的站到我的面前，我也肯定不认识了。
我逃过了一次大劫，我的妹妹却没能逃得过。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家因为人口众多，经济来源极其有限，因此生活得十分艰难。当我已是多余的时候，妈妈偏又生了个妹妹。她自小就缺吃少喝，很快就因营养严重不良而双目失明，然后就逃往没有饥饿的天堂去了。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的生离死别。面对祖母的泪下如雨，我还反复地追问她：“妹妹怎么还不醒？”
说到死别，我又想起一口薄皮棺材的故事。
在伏魔庵与望鹤岗的交界处，有一口老井，老井旁住着一个矮矮小小的老光蛋，人们都管他叫“老九”（或“老酒”）。
老九的全部收入只来自井边的一口大淘米缸。
那时家家都喜欢带着淘米箩上井来淘米，为了照顾老九，每位主妇也都全在大淘米缸里淘个头浇。淘米水被沉淀后，其“角角子”被南京土话称之为“恶水“，“恶水”里多少会残留着一些碎米，另外老井边还会有一些烂菜叶，这就是老九全天的口粮了，至于其他的“恶水“，他就卖给了养猪的农户。
混穷的人自古至今处处都有，本也不必多费笔墨。但老九有一桩“吓人大怪”之事：他每天竟睡在一口没上过漆的、本色的薄皮棺材里！
老九只住着几平方米的小屋，屋里没有床，也没什么桌椅板凳，只有一口残缺不全的“缸缸灶”，和那只不知何时他为自己准备的棺材。这种事别说小孩子不理解了，就连年轻人也弄不懂。如今我已上了年纪，总算明白了皇帝为何喜欢在活着时给自己建陵寝、老年人又为何喜欢给自己买块坟山，更明白了老九为什么天天要睡在棺材里。
不过老九最终还是没能用上这口棺材。因为街道上觉得他有“抹黑社会”之嫌，强行动员他将棺材上缴了。不过老九也因祸得福，从此住进了养老院，总算有人为他白烧一日三餐并养老送终了。
老井西边的斜对过还有一座中西合壁的院落。我另一个小学的女同学就住在里边的楼上。她妈妈可能是某有钱人的“小“，整天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不工作，更不苟言笑，也从不喜欢我们与她的女儿玩。
最吓人的是，她家楼下的某房客不知因何事得罪了何人，某个夏夜竟被人从窗外往屋内泼入了一大桶白花花的石灰水，害得全家人遭了大难，不过这是否为作恶者报复错了对象，也无人能说得清。
以上两个小故事只能算是此文的一个“添头”，因为它已属于望鹤岗的陈芝麻烂谷子了。
再说件奇事：我家门口有个女邻居，是苏北宝应县的农村人。有一次，她的娘家请人写了封信来，那代写书信的人根本不知“伏魔庵”这三个字该如何读，又该如何写，居然根据当地人的口音，在信封上写下“南京疯鹅淹某号”等７个让人忍俊不禁的汉字来。
这块老门牌应该是伏魔庵留在世界上的最后一点遗物了，它还是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高山流水文献馆的老门牌收藏人高松先生来南京时偶尔收集到的，如今已被首都珍藏。我家故宅的最后一次出名，是它在拆迁前差点被大火烧掉。因为那里的照明线年久失换，变成了两根铜丝，铜丝在风中相碰后又引来了救火车…… ”伏魔庵“和“疯鹅淹”实在风马牛不相及，就算诸葛亮再世，也不一定能猜得准，照理说这可是一封根本投不出去的“死信”了，可是建康路邮局的投递员其时是在真正地学雷锋，还几乎没有耽误地、真的把这封信准确地投到了这个邻居家！
“文革”时，伏魔庵被更名为“群众巷”，而我连在里面当个普通群众的资格也没有，从此伏魔庵就成了我永远魂牵梦萦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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