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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的奇人、珍闻、异事和野史【酒盅里的老句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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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0-9 18:16:40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六、吴全节的墨宝《题白云观》忽重现人世
  二十多年前,有人在我国的北方发现一件古代的墨宝,经鉴定,此墨宝为元代著名的高道、玄教第二代大宗师吴全节所创作并书写的一首七言律诗,名为《题白云观》。
吴全节(1269年-1346年),字成李,号闲闲老人,今江西余江人,幼年出家为道士,他曾经师从过龙虎山上清宫达观堂的李尊师、空山的雷思齐和玄教的大宗师张留孙,不但熟知道教的经典理论、符箓斋醮、金丹冶炼秘法,还能文工诗、精通《易》《老》之学,更难得的是具有一身的侠义之气。
  从至正三十一年(1294年)起,三十五岁的吴全节便奉命代表朝廷祭祀国内的各名山河渎,到至大三年(1310年)时,他已经被元武宗赐授银印,视同三品官员,相当于当代的正省级干部,就连他的父亲与祖父都受到了封赠。
  也就在这一年之夏,吴全节奉武宗之命,首次来茅山祭祀,当时接待他的是上清派第四十四代宗师王道孟。据事后吴全节在为元版《茅山志》所写的序中说(已译成白话文):
至大三年,我前来茅山祭祀时,因为看到茅山旧志的记载遗漏和缺失之处很多,曾经希望山中的第四十四代宗师牧斋真人王道孟,能够编纂出一部新的山志来。可是没过多少时候,王真人就仙逝了,这事也就没有下文了。
至大五年,我再次来祭祀茅山,又对接替王真人的宗师刘大彬真人说了这件事。
十三年后的泰定三年(1326年),我代表泰定帝第三次来茅山祭祀,这才看到《茅山志》已经出版了……
可以这么认为:如果没有吴全节带有命令性质的建议,元版的《茅山志》或许就不可能问世了。
到泰定三年《茅山志》出版时,吴全节已经是“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宏道玄德广化真人”,成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并知集贤院道教事”,“加赠饶国公光禄大夫、大司徒”,并享有相当于当代国务院副总理待遇的、掌有“一品银印”的国内最高级别的道士了。
顺便提一下,据网上的《历史词典》载,王道孟卒于“1314年”,这是不确切的。从以上的史料可知,他仙逝的时间应该在1311年或1312年。
据句容当代史料专家翟中华先生所编的《诗韵句容》和李洪文先生所编的《句曲诗综》这两本书记载,吴全节在茅山共写过十九首诗,加上下面遗漏的这一首,恰好二十首。诗曰:
              题白云观
        王仙出岫本无心,惹起浮名亘古今。
        天阳龙章红雾湿,地连鹤顶白云深。
        千年洞府藏丹鼎,一径松萝锁绿阴。
        金箓坛前成大礼,袖香冲雨快登临。
           至大三年夏五月,吴全节书于牧斋真人华阳道院之方丈
  这首诗的大意是:当年仙人王景温因为凿岩建观而被宋高宗诏至京城,从此有了虚名,尽管他对此事一点儿也不在意,却一直被人们从古代议论到今天。朝廷送给茅山的龙旗如朝阳一样鲜艳,染红了湿漉漉的雾气;白云深处,丹顶鹤在山林间上下飞翔。这里原本就是神仙的千年洞府,里面还藏着他们炼制长生药石的器具;窄窄的山道,几乎全被从古树枝和岩石上垂下来的绿色松萝给遮住了。我为白云观外祭祀神明的金箓坛敬上一炷香,又深深地行了一个大礼。此时已经下雨了,我连忙将其余的香藏在袖中,快步向白云观登临而去。
吴全节写此诗时,已距白云观建成约一百三十年许。显然,他对王景温当年的所作所为是非常赞许的,否则就不会尊称他为“王仙”了。
令人再次感到困惑的是:吴全节赠给茅山上清派第四十四代宗师王道孟的这一墨宝,为什么会和宁宗与嘉定皇后赐给王景温的《松寿图》等作品一样,流落到我国的北方?这是一种偶尔的巧合,还是它们共同遭遇过历史上某一次的明抢或暗盗?
不过,我们也得为它们当年某一次的特殊遭遇而幸存于世深感庆幸,毕竟历史留给茅山的珍贵文物早已屈指可数,而书画类文物此前更是闻所未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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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0-17 20:09:26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七、金箓坛应该是白云观的一大特色
据1998年出版的《句容茅山志》载:
“观内原建有灵官殿,殿后有表台,台东有厨房、饭堂和南客堂,台面西为住宅,台后自东向西有经堂楼、扶祈楼、玉皇殿、太元宝殿、祠堂、北楼等建筑50余间。北楼建于1918年前后,因康有为住在白云观为其母守墓3年,该观道士特为康氏所建。”
  应该指出,上述史料只是记载了近代史上白云观的建筑布局,与王景温始建的白云观应该已有相当大的差别。
请注意:当年戴溪先生在其所撰写的《白云崇福观记》中,曾经特地提到“璧坛场、班像设”,这六个字的意思是:王景温在白云观外用如玉的白石砌起了可用于祭祀大典的坛场,在观内塑起许多尊神像。而吴全节在《题白云观》一诗中,又特地提到他曾经在白云观外的一块空地上对着“金箓坛”施过大礼,由此推断,这“金箓坛”或许就是王景温当年所筑的“璧坛场”,它可算是白云观当年的一大特色。
在古代的茅山,虽然林立着不同的宫观道院和数不清的小庵,但也都共同面临如何自养的问题。
旧时宗教场所的经济来源无非有以下几种:一是依靠自有山林地产的收入,二是仰仗香客们的施舍与捐赠,三是通过为信众们做各种祈福禳灾的法事,获取一定的收益。
古代人口远比现在少得多,而可供烧香的庵堂寺庙却遍布城乡各地。据南宋的《景定建康志》载,其时句容全县仅有57343人,也就是说,王景温离世时,句容的固定人口连今天的10%都不足!另外,古代的交通很不发达,也大大限制了香客的远行。就算他们全有条件涌来茅山,山中各宫观道院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谁家名气不大,特色不足,就会导致门可罗雀,久而久之,必会沦为废墟。
从元版的《茅山志》中我们可以获知,当年宋仁宗的太后刘娥,是被安排在茅山崇禧观新建的上清皇坛遥受上清法箓的,那里还被开启了七昼夜的“玉箓道场”。后来当宋宁宗的皇后杨桂枝成为上清派女弟子时,茅山也为她重启过“玉箓道场”。这坛场就像民间临时搭建的古戏台,一旦剧终人散,也就拆掉了。
也许王景温当年就是瞄准了这一“商机”,索性在白云观下建起了一座永久的“璧坛场”,这就使得达官贵人和庶民百姓的祈福禳灾,从此有了固定的去处。
尽管我找不到“璧坛场”就是“金箓坛”的直接证据,但我坚信这两者之间肯定有着必然的联系。
  以明末清初句容的宝华山为例,一代祖三昧是在木质的戒坛上为新僧人授戒,二代祖见月就精心砌了一座玉石的戒坛,这戒坛后来也为宝华山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白云观与它的金箓坛早已荡然无存,今人已经很难想像它们当年的模样,不过唐末五代的高道杜光庭曾经撰写过《金箓斋启坛仪》一文,其中专门说到了金箓坛的“法式”。所谓“法式”,就是标准的营造格式:
“外坛广四丈五尺,高二尺。中坛广三丈三尺,高二尺。内坛广二丈四尺,高二尺。方坛共高六尺,法坤之数也。”
原来,这金箓坛乃是专为高道在极为庄重的场所执法而建,在今人看来,它的建造过程既十分神秘,又非常繁琐。比如,它共分为外坛、中坛、内坛三层,每一层都得按照一定的方位,共用五十四枚“长纂”、“短纂”和“八卦纂”给围起来,其中内坛须用长纂十二枚、短纂八枚,代表着八个方位与天地的十个门;中坛得用长纂十八枚、短纂八枚;坛外则得用八枚八卦纂给围好。整个金箓坛底部的外层,还得围上三十八枚长纂、三十枚短纂。
什么叫“纂”呢?它的本意是赤色的丝带,但在这里则相当于坛场的围栏。据杜光庭说,它们是用竹子或木头制成的,长纂长一丈、短纂长七尺,将来各埋入土中一尺。制作 时先在竹子或木头上涂抹一层漆,再用长长的芒草将其缚紧。这种操作有如今人在水泥中加入钢筋,待漆被风干了之后,“纂”就有了韧性,即便长时间屹立在风雨之中,也不会弯曲或折断了。此后,将纸条紧紧缠在刷了漆的“纂”上,待其风干后,再在“长纂”外层的纸上,按照一定的尺寸,分别涂上五处红色、五处黑色;在“短纂”外层的纸上,分别涂上三处红色、三种黑色,然后再刷上清漆,以保护纸上的颜色不会被雨水冲洗掉。
金箓坛的每个纂头都是很有讲究的,上面分别得装上刻有莲花、狮子、龙、鹤或神兽的五色装饰物,纂与纂之间,除了事先留好的三十二个“门”之外,得用两道红色的绳子固定住,以禁止任何人从中穿越,绳子的总长必须为七十五丈四尺七寸七分。
另外,坛上得用一百四十二根二寸长的和二十二根三寸长的铜钉、铁钉与竹钉,将二十二块三寸二分宽、七寸四分长的“榜”钉在门檐上,这叫作“封纂”。所谓的“榜”也就是木板。
  “封纂”的讲究更大。
外坛留有四个门,分别叫天门、地户、日门和月门,每个门上分别得钉上写有墨字的青榜、写有红字的黄榜、写有青字的红榜、写有白字的黑榜;
内坛共留有十门,分别为东方青华元阳门、南方洞阳太光门、西方阴生广灵门、北方通阴金阙门、东南始阳生元门、西南元黄高晨门、东北通灵禁上门、西北九仙梵行门、上方大罗飞梵门和下方九灵皇真门,在每个门檐上,该钉什么颜色的榜、榜上又该写什么颜色的字,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
在顶坛上,则有震宫、离宫、兑宫、坎宫、巽宫、坤宫、乾宫、艮宫八个门,各个宫门上也都按照严格的规定,钉有不同颜色的榜,榜上面写着不同颜色的字……
下面的内容更超出当代普通读者的理解能力。比如要如何严格配制涂“纂”的原料、如何在外坛和中坛放置多少块不同尺寸的垫席、如何在顶坛内安放请经的高座和次高座、如何在南方摆上香火案、如何在四个门及中央摆放五个案几、如何在经堂内摆上三个案桌、如何在五方案桌上摆放用红笔抄在青纸上的《玉诀》经、如何将五条金龙镇在五方案的经文之上、五方案的案头得放些什么、坛上的七张案桌上又该放些什么、五方香案下该放什么漆盒、漆盒里该放什么丝织品,写有斋主本命资料的丝织品,又该放在三宝座前的哪一边……
据杜光庭的《金箓斋启坛仪》载,金箓坛外悬挂的灯盏也很有讲究,四季不同,灯盏数也不能相同。夏季只须三盏、冬季得有五盏、秋季必须七盏、春季必须九盏,如果有人嫌少了,必须在此基数上翻十倍或翻百倍。二月份如果只有28天,则属平月,得挂十二盏灯,当然也可挂一百二十盏、一千二百盏灯。 
待有祭祀活动时,坛外的四个方向,各悬九只灯,另安装一只长灯,此灯得挂在顶坛三宝座的西北面,高须一丈九尺,上面得同时燃有九只灯,以能照到“九幽长夜之府”,也就是地府了。另外,金箓坛的中庭还得安放一百五十六盏灯,夜里还得点上七条蜡烛。
杜光庭还记载道,凡是请求道士在金箓坛上禳灾度厄的人,得供上五色的、有花纹的丝织品,每个人只要增加一个本命年,就得增加一定数量的丝织品,天子以匹计,王公以丈计,老百姓以尺计。在丝织品的花纹中,以紫色最为贵重,其次是黄色、青色、白色、皂色、红色。每个人所交的费用也不同,最多的得交钱二万四千、米十二斛、油一百二十斤;中等的得交钱二千四百、米二石四斗、油十二斤。另外,每人得带五枚各重一两的金龙,在仪式结束后,将之投於山水之中。不过天子用的是纯金龙,王公用的是次金龙,老百姓也可用铜龙替代。
据杜光庭介绍,金箓坛在开启之时,参加的道士也是得有一定数额的,为皇帝做“太真仪”时,须有二十八名道士;为王公大臣做道场时,得有十六名道士;为老百姓做道场时,得有十四名道士。
另外,即便为百姓所开启的金箓坛,通常也需要连续举办三天。闭坛时,要向参加者分发和香四升、香炭丸三百枚、生彩五色花三升,这些东西可能是让参加者当作吉祥物带回家中去的。
在斋堂里,得悬挂四条毛巾、二条浴巾,每个道士在举行法事前,都得单独用香汤净身净手。闭坛时,还要取五尺黄绢,在上面记录下举办本次道场的详情,让道观留作资料保存。
此后,由参加者将金龙投置于茅山的山水之间,再由道士们发放法和香、香炭丸、五色花等法物,最后焚烧掉祭祀时使用过的“真文”。待参加者全都回去后,道士们再向神灵跪拜谢恩,最后拆掉坛上的榜与“纂”……
不过,那石砌的金箓坛是不会拆掉的,待下一次开坛时,只要稍加修整,还会如法泡制如上内容。
据杜光庭说,举办金箓坛的祭祀活动,可让国主帝王“镇安社稷,保佑生灵,上消天灾,下禳地祸,制御劫运,宁肃山川,摧伏妖魔,荡除凶秽”,也可让人间防止“五星失度,四气变常,二象不宁,两曜孛蚀,天倾地震,川竭山崩,水旱为灾,螟蝗害稼,疫毒流布,兵革四兴,猛鸷侵凌,水火漂灼,冬雷夏雪,彗孛呈妖”。不过这种活动只能在“名山洞府”或“古迹神乡”举行,参加者通过“拜天谢过,责躬引咎,思道祈灵,可以禳却氛邪,解销灾变”,还可以“身脱八难,免诸苦厄,七祖生天”,就连见到过这种仪式的人,也能“精心信向,世生善缘”……
今天的无神论者可能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是道士们在“故弄玄虚”,而旧时的道教信众则深信不疑,各以能有经济能力参加这种活动为傲。 
即便在唐宋元三朝,能有条件设立金箓坛的宫观也极其有限,但茅山的白云观就有一座,这不能不感谢高道王景温的辛勤努力。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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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0-22 13:09:49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茅山至少供奉过两具高道的“遗蜕”
佛家称死为“圆寂”,他们对经过特殊处理的、专门供奉在寺院里的高僧的遗体,称之为“肉身”;道家称死为“羽化”,他们对经过特殊处理的、专门供奉在道观里的高道的尸体,称之为“遗蜕”。
道家认为,凡具有遗蜕者,真身已经成了天上的神仙,只剩下一具空空的皮囊留在了浊世。
茅山至少供奉过两具高道的遗蜕。
远在黄帝时代,就曾有一位姓“展”的高人前来句曲山(后改称为茅山)修炼,后人都尊称他为“展上公”。据说他曾在句曲山遍植果树,得道登仙后,又留给句曲山一具极其珍贵的遗蜕。这具遗蜕,就被供奉在茅山的玉晨观内。
晚明的文坛盟主、礼部尚书李维桢曾经写过一篇《茅山游记》,其中说道:
“……至玉晨观,观故许长史宅……陶贞白为为朱阳馆;唐太宗以桐柏栖真,改华阳观;玄宗以玄静修经,改紫阳观。宋大中祥符,始定‘玉晨’之号。嘉靖初,再毁。扬州人张全恩弃家入道,为三茅君玄帝殿,各一茅君殿,无梁,瓴甓层累,高九丈,深十丈有奇。余所见天坛行宫、五台佛殿,无逾此者。茅君背龛,展真人肉身。”
在这篇游记,李维桢所提及的、嘉靖初年弃家入道的张全恩,肯定出自豪门大户,他来到玉晨观后,便斥巨资大兴土木,建造了比“天坛行宫”和“五台佛殿”还要高深的、无梁的“三茅玄帝殿”。这“三茅玄帝殿”不但供奉了茅氏三兄弟,还可能供奉了玄帝颛顼。
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在“三皇五帝”中排名为“五帝”之二。而展上公的资历显然要比颛顼嫩一些,他是其堂侄帝喾时期的人。
李维桢在《游茅山记》中所提到的“各一茅君殿”,依我的理解,并不是张全恩在“三茅玄帝殿”外又另建了两座或三座“茅君殿”,而是他在“三茅玄帝殿”的不同方位,供奉了四位神仙。
展上公的“肉身”是被供奉在、也只能被供奉在大茅君塑像的背面的。尽管他前来句曲山修道的时间远比三茅要早,但他在神仙中的地位,却不及三茅显赫。
李维桢在《茅山游记》中也有所置疑:“元时,刘大彬《(茅)山志》并不言有肉身,何所据也?”
这是一个道门外的人无法回答的问题。
也许那肉身真是展上公的遗蜕,茅山上清派的第四十五代宗师、元代道士刘大彬,在编纂《茅山志》时,偏把这一天大的事给漏记了;也许那遗蜕并非展上公的肉身,而是茅山某位佚名的高道,以致被后人将错就错了。
直至清代的咸丰年间,那尊遗蜕还被供奉在玉晨观里,不过后来不幸被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之中,也使我们失去了考证其真伪的实物。
茅山的另一遗蜕是阎蓬头的。
阎蓬头,本名阎希言,生卒年月不详。《茅山志》中说他因终日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形象邋遢,故时人遂以“阎蓬头”称之。
据道教《诸真宗派总簿》载,阎为龙门派的第十四代传人、茅山阎祖派之祖。
另据清代退庵道人吴履震所撰的《五茸志逸》载,阎蓬头在茅山修道时,普陀山的大智前来参拜他,他端坐不动。大智说:“你是宋时之人,受我之拜不为过。但不知你要这具臭皮囊有何用?你既能通灵,要来便来,要去便去方可。”阎当即前往南京的马百户(此人可能是茅山的大施主)家,主动提出要洗澡,洗后又嘱人不要打扰他,然后就端坐而去。
他的遗蜕,后被供奉在茅山的乾元观中。
由于乾元观在元明清时期多次遭受过不现程度的破坏,在抗战之初又被日军全部焚毁,因此阎蓬头遗蜕的存世时间也就无考了。
古代高僧的肉身,由于数量相对偏多,故至今尚有存留于世者;而古代高道的遗蜕,数量本来就极其珍稀,再经历代兵火的浩劫,已无一幸存,这是非常可惜的。
特别是茅山展上公的那具遗蜕,如果确是真的,那它早在公元前 26世纪就已形成,约与古埃及的金字塔同龄,不但在中国绝无仅有,也足可称为世界之最,若能保存至今,那将是全中国最珍贵的一件“文物”了。
中国的道家如何用传统的绝技保存遗蜕?它与佛家保存肉身的技艺有什么异同之处?然而茅山能留给我们的,恐怕只是千古之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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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0-27 15:59:46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荒冡何处访文烈
许多南京人都知道龙蟠里有晚清爱国学者魏源的故居,但并不知道那里还曾有过一个“文烈祠”。
许多句容人都对宝华山了如指掌,但并不知道山中还曾有过一座“汪文烈墓”。
那文烈祠祭祀的是何许人也?这汪文烈墓埋的又是哪一位古人?
他名叫汪伟,乃安徽休宁人,字叔度,是崇祯元年的进士,曾任过浙江慈溪县的知县。其时的大明王朝已经百孔千疮,危在旦夕,而朝廷中的许多官员,却只会写诗填词,用满口的“程朱理学”来掩饰自己对处理政务的一窍不通。这逼得崇祯皇帝不得不改变旧的体制,从地方上选拔政绩卓越的官员升迁到翰林院,以进行培养和重用,汪伟就在这种背景下,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被升任为京官,充当翰林院的检讨兼东宫太子的老师的。
崇祯十六年,农民军攻陷了承天府、湖北和湖南一些战略要地,官阶可能仅为七品的汪伟经过深思熟虑,给朝廷上了一道《江防绸缪疏》。
在这道奏疏中,汪伟向崇祯皇帝提出:南京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如果农民军从北方进攻,淮安就是交通要道;如果农民军从长江上游进攻,朝廷就必须能镇守住九江。现在淮安已有了军队在坚守,而九江则守军不足,无法确保从上游武昌到太平、采石、浦口的安全。
在奏疏中,汪伟还直截了当地指出:如今的现状是南京兵部虽然拥有重兵,但并没有在长江一带布防。故朝廷应该分清轻重缓急,并赋予府尹、府丞等官员更多的权力,以让他们能共同协助兵部,固守长江。
汪伟又向朝廷提议说:现在应该花重金来修建兵船,并对镇守南京城的兵丁进行军事训练,以加强防守,有关经费,可暂时可以用盐税和漕粮替代。
崇祯皇帝非常重视汪伟的建议,于是专门设立了九江总督。
崇祯十七年三月,农民军开始进攻北京,江伟十分焦急,他对内阁首辅魏藻德说:“现在的形势已经很危急了,请大人赶快派遣大官守住京都的周边地区,并在京城内划分出一个一个的责任区,由所有的官员率领自己的子弟进行固守。至于老百姓,则得要求他们守卫好自己的家!”
兵部尚书兼工部尚书魏藻德却笑着反问道:“现在还有哪个大官肯出城去守护都城周边的地区呢?”
汪伟更着急了,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大人还在帮他们计较尊卑、计较安危吗?这样吧,请您委派我去镇守某个郡县好了!”
魏藻德依然无动于衷。
未过多久,总督畿南、山东、河北军务的兵部侍郎许标,在兼任真定府(今石家庄)巡抚的任上,被当地明军的武官游击将军谢加福杀死,谢加福随后又大开城门投降了农民军。
汪伟听说后,哭着写给友人一封信:“如今贼据真定,都城里到处都是奸人,外郡已无钱粮上供入京,朝中诸臣也无一人可支撑国家的危亡,这让圣上该怎么办啊?那些平时误国的人,终日只顾自己的小家而不顾朝廷,今后还能到什么地方去胡说八道呢?”
农民军即将占领北京城时,守城的兵士因为缺乏军饷,连吃的都没有了,于是汪伟就自己掏钱为他们买来干粮。
北京城失守后,汪伟回到家中,要求继室耿氏好好地抚养自己的幼子。年仅23岁的耿氏哭着说:“我难道就不能陪着你去死吗?”
耿氏把汪伟的幼子交给了自己的弟弟后,引刀自刭未成,又上吊而终。汪伟欣然地对着她的遗体说:“感谢你成全了我的志愿。”于是将她的尸体移到堂前,并写给儿子一份遗书,要求他日后尽忠尽孝。接着自己也自尽了。
南明的弘光皇帝在南京登基后,很快便追封汪伟为正四品的“少詹事”,谥号“文烈”。
清军消灭南明政权后,滿室朝廷可能认为汪伟的悲壮殉国与自己无关,故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只是将他的谥号改为“文毅”。
由于汪伟是主动为大明王朝殉难的,有人遂在冶城(今南京朝天宫之西)兴建了一座“汪文烈祠”。
后来汪文烈祠被从冶城迁往龙蟠里,并逐渐颓圯于无。此事曾刊于光绪九年(1883年)出版的《盔山志》。盔山,即今之南京的五台山。
出人意料的是,汪伟的墓居然出现在南京东郊、汤山之南射乌山的石佛庵。我曾经在《宝华山志》上找到了清代著名画家王槩(《百度百科》上亦名王概)所题的一首五绝,名为《汪文烈墓》,诗曰:
“清晓入华山,荒坟拜文烈。同伴慕禅规,余心重臣节。”
至于汪伟为什么会被他的后人葬到南京东郊来,这恐怕就无人能答得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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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0-31 10:18:27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谁堪称句容的第一土族
谁堪称句容的第一土族?这已是一个千古之谜,永远也无法考证出谜底来了。
相传远在黄帝曾孙帝喾(kù)的时代,一位姓展的中原籍人曾率先来句曲山(茅山)修行,后人都恭称他为“展上公”。可他只是句容匆匆的过客,后来又飘飘地“登仙”而去,似未曾留下一儿半女定居于此,故难入“句容土族之最”。
公元前128年,长沙王刘发之子刘党被汉武帝封为“句容国”的“国王”,如果刘党有后裔留在句容,那么刘氏便可列为句容的第一土族。可惜这也缺乏依据,因为刘党来“句容国”就任时到底有多大、结没结过婚,全都没被载入史籍,也就没有人能知道了。而且他这个“国王”只在句容生活了短短的一年就死掉了,最后只落个“党死国除”的结局。
看来,最有资格列为句容第一土族的,目前只能说是葛氏。他们定居在句容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至今仍然子孙绵绵。
已知葛氏的远祖为西汉末荆州的一位刺史。王莽“篡位”时,他曾起兵抗莽,事败后被迫迁徙至山东琅玡(今山东诸城县东),后他的儿子(?)葛浦庐与葛文辅助刘秀扶汉有功,葛浦庐被封为“车骑将军”,后又迁为“骠骑大将军”,再封为下邳僮县侯。
车骑将军是古代战车部队的统帅,为朝廷的二品武官;缥骑大将军是从一品的武官,位同朝廷的“三公”。至于葛浦庐后来为什么又被降为了下邳的僮县侯,这可能是“鸟兽尽,良弓藏”的缘故。
葛浦庐见葛文始终未受爵赏,因此上书光武帝刘秀,请求将官职转让于葛文,然后自己南游江南,不再肯为官。
葛浦庐游到句容时,见这里“山水秀丽,民风淳朴”,就此定居,不再迁移。
葛浦庐是有据可查的“句容第一葛”,葛氏也是迄今为止有据可查的句容第一土族。
葛浦庐的八世孙葛孝瑗曾为三国东吴的大鸿胪(典乐官),九世孙葛悌曾为会稽太守,九世孙葛玄、十世孙葛洪日后分别成了中国历史上十分著名的道家。
如果不是沾葛玄与葛洪的光,以上这点仅有的史料也留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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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1-6 07:17:04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张守性燕洞遇神仙
南宋绍熙壬子年(1192年),文人周辉撰写了一本题为《清波杂志》的书,该书记载了他在北宋之末大观年间耳闻目睹的一些旧事。
据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载,朝廷曾经派特使来到茅山的燕洞,往洞里投置了一条或数条(可能是金子雕缕的)“龙”,此后洞口的石门忽然自动开启了二尺多宽,特使进洞后,还在里面拣得百余枚古铜钱、一只金环和一只银环。
周辉说他曾经读到过一篇题为《茅山记》的文章,文章中说,梁时普通年间(520年-526年),晋陵(常州)有个19岁的女子名叫钱妙真,曾经辞别亲人,来此学道,专门习诵七言的《黄庭》经。40年后,燕洞的石门忽然自开,将已经得道的、佩着白练的钱妙真迎进洞中。周辉认为,朝廷特使的到来,是燕洞石门的再一次开启。
周辉在《清波杂志》中告诉我们,他有个舅母名叫张守性,有一天张守性离开自己的丈夫,来到茅山的崇禧观,当上了一名道姑,她的师父道号“寻真见素”。当时山中还有一个人称“刘蓑衣”的高道,很是喜欢张守性的朴实与纯真,经常把她留在自己的身边,因此张守性在习道方面也颇有长进。
据说张守性得道后喜欢“佯狂”,曾经领着来看望她的周辉进燕洞游玩。周辉伺机向张守性不断打探神仙之事。张守性却认为周辉并不是自己的同道,并不肯多说,只是告诉周辉:“我最近有一次进了燕洞的深处后,看到有两个神仙在那里下棋,并相互请吃新鲜的莲子。我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又害怕知宫会到处找我,不知不觉就从燕洞的后门出来了。”
张守性所说的知宫,就是她的师父,至于知宫与“寻真见素”是否同是一人,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十多年后,张守性把自己的度牒(即官方发放或认可的出家人的凭证)寄放在自己的姐姐家,单身外出飘荡,从此不知踪迹。她的亲友们见她终日在外面游走,像是在寻找着什么,因此戏称她为“寻魂见鬼”师父,并作为日常的笑谈。
周辉在文末很感慨地说,这已经是五十年前的故事了,也只有我还能知道张守性这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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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1-10 18:06:42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笪”姓由来的两千年之谜





在中国的《百家姓》中,有个姓“笪”的小氏族,据说迄今一共只有10万左右的人口,故此姓在《百家姓》中仅排名第496位。
尽管姓笪的人在全国少之又少,但这个姓在江苏的句容却是一个旺族。
在古代,笪氏家族至少出过两位名人,一个是在宋代的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的福建建平籍进士笪琛,另一个就是清初的句容籍进士、御史、诗书画家笪重光。


笪重光的《山水四屏》
因此在笪氏宗祠里,我们常可读到如下三副赞颂这两位进士的楹联:
“外史曾工书画,文人应掇巍科”;“建平进士门第,句容文人世家”;“特毓建平秀气;醉吟上苑春风”。
此外笪氏宗祠还有一副楹联,是完全赞颂笪重光的:“画筌饶古意,书筏有遗香”
《画筌》与《书筏》都是笪重光有关绘画与书法创作的理论与经验之谈。
说到笪重光,他在江苏都是位排得上号的历史名人。他曾经官至顺治朝的江西巡按,不过很快就因罪罢官,“永不叙用”,还入了大牢,最后是被家属带着重金赎出来的。有关他因何事获罪的详情,直到如今,许多专家都没说明白,我已另行撰文略述。
在笪氏家族的口口相传中,笪重光是被一位“也姓笪”的“皇后娘娘”私下搭救而幸免于难的。如果此说当真,那么,这“也姓笪”的“皇后娘娘”就肯定是位汉族女性了。因为她如果出生于满族的贵族家庭,就不可能姓笪,而是得姓“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或“纽祜禄”什么之类的了。
但顺治爷先后有过4位皇后、7位正妃、9个庶妃,里面根本没有一个姓笪的汉族女子。最重要的是,大清之初,连满汉两族官员的子女都不能随便通婚,朝廷又怎么可能允许一个汉族女子位居六宫之首?
在笪氏家族口口相传的另一个民间传说中,我国原本其实并没有“笪”这个姓,据说西汉末年,东汉的刘秀起事失败,遭到朝廷的追捕,一直被追杀到句容。刘秀眼见无路可逃,索性躺倒,头枕在竹林下的一根扁担上,装起了稍事歇息的农人。
朝廷的官兵见刘秀躺在地上午睡,就问:“喂,你刚才看到一个人跑过去吗?”
刘秀随手朝竹林里一指,答:“我是看到一个人往那边跑了。”
官兵们上了当,连忙钻进竹林去追。其中一个当官的有点不信,返身停下脚步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姓什么?”
刘秀随手操起地上的扁担,说:“我是砍柴的,姓——”
刘秀不敢说出自己真实的姓,他心想:竹林下面有根扁担……“竹字头”下面搁个“旦”这不是个“笪”字嘛……“军爷,我姓笪。”
我是在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当即判断,这个故事不太可能是编造出来的,因为谁也不会拿自己祖上传下来的姓开这个玩笑。于是不久我就将这个判断发表在《句容文史资料》上了。
近日我为写此文,又上网来查找有关笪重光的史料,想不到还真找到了这一民间传说的源头!
原来笪重光曾经写过《笪氏家谱自叙》,他在该文中明白无误地说:“吾族肇自汉裔,赐姓今姓。”
另外,原中央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笪远怀先生手头保存了《笪氏抄谱》的残本,此本是其祖父笪教文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以工楷抄录的,现残存44页,其中就揭示了笪姓由来两千年之谜。
原来,笪姓的姓祖乃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汉后少帝刘弘的后裔,在刘吕夺国的血腥斗争中,侥幸脱逃,避祸于“竹下旦时”。所谓“旦时”也就是早晨的意思。他在遭遇盘诘时,便以“笪”作为自己的姓氏了。
可能由于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不太为人们所熟悉,“竹下旦时”又显得太文皱皱的,生涩难懂,于是笪氏后人就改编了这一真实的故事,使我们听到这个传说后一下子就忘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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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1-12 09:24:26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附记:
写罢上文,勿想起童年时一位近邻就姓笪,听说过去很有钱,祖籍恰就是句容的。文革之初,笪氏率先被红卫兵抄家,但对方并无所获,即将悻悻而归。后来,不知哪个红卫兵偶尔发现笪家木楼上的大床竟用四只“石墩”垫着,觉得很是可疑,于是就将这“石墩”取了出来。谁知“石墩”极重,原来竟是“铅墩”,这就更蹊跷了!再一查,只只“铅墩”里居然包的是硕大的金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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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1-14 21:00:48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正史与野史中对清初名人笪重光先生的种种谬传
说到笪重光,书画界的文人应对他了如指掌。他不但位于清初的“四大书家”之列,他绘制的多幅画作,也已价值连城;他创作的我国历史上珍贵的书画理论著作《书筏》与《画筌》,更是300多年来书画家们必读的“教科书”。
笪重光,道教界对他也推崇备至。康熙二年(1663年),道教全真龙门派的“中兴之祖”、第七代律师王常月,特地率门徒来茅山立坛传戒,得到了当地名贤笪重光的鼎力支持,从此,茅山除了“三宫”仍归正一派外,“五观”都被纳入了全真派的门庭,笪重光也因此被恭称为龙门派第八代的“启派师”。
为了不让茅山的道教文化失传,笪重光还在元版《茅山志》的基础上,审编了共十四卷的《茅山全志》,从而保持了茅山史志的延续性。
但是,就这么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许多正史与野史对他的记叙却存在着种种谬误,至今还在不断地以讹传讹。
一、笪重光不可能当过刑部的郎中
在《乾隆句容县志》和1994年版的《句容县志》上都记载说,清顺治九年(1652年),29岁的笪重光在名登三甲进士的金榜之后,便“授刑曹晋郎中,关中恤刑,旋擢为湖广道监察御史、江西巡按”。
遗憾的是,这两部县志的编纂者,都把我们这些普通的读者当成了一肚子墨水的史学家,对笪重光在官场上的经历都没肯详加甄别,以致出现了难圆其说的矛盾。
首先,“刑曹”是分管刑事的科级属官,官阶至多为七品,笪重光就算被格提拔,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了司级的五品“郎中”,因为这两者之间还隔着一个六品的局级“员外郎”。
至于笪重光所当过的“关中恤刑”,应该是指他曾经被刑部派往关中地区,当过审查刑囚、清理冤案的官员,这种官员的名称或职务就叫“恤刑”。
顺治十二年(1655年),笪重光被朝廷封为了江西的巡按御史。
大家全都在说书人那里听讲过,巡按就是“代天子巡狩”的青天大老爷,无论踏进哪座衙门,腰间所悬的那柄尚方宝剑,都能吓得贪官污吏们屁滚尿流,拉一裤裆的稀。
其实,清代的巡按御史只是个七品官员。但自古来我国就有”宰相家奴七品官“之说,而巡按御史的身份更为特殊,是由皇帝亲自委任的,自然而然地具有着“见官大一级”的特权。
由此推测,《乾隆句容县志》上有关笪重光“授刑曹晋郎中”的记载,不但是子虚乌有,就连被升任“员外郎”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他被提拔为巡按御史时,官阶并没有发生变化。而当代《句容县志》的编纂者又没肯细加查考,只是又“照师傅打了一腿”。
二、把笪重光“斗进大牢”的政治对手为何却消失在史籍中?  
据《乾隆句容县志》载,笪重光是因为“湖西监司不法,核其罪,遂以事中伤罢归”。
也就是说,笪重光在想惩治有监察州县之权的某地方长官“湖西监司”的不法之罪时,却被当地的官僚集团反咬了一口,于是被罢了官。
这可是个很蹊跷的案件:具有钦差身份的笪重光,居然没能斗得过他想查办的某地方官员,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那个所谓的“湖西监司”,在乾隆时期出版的《东华实录》一书中,被确指为“湖东道佥事李嘉猷”。
李嘉猷当时的官职,大约相当于现在江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副主任吧。
据《百度百科》有关“笪重光”的词条载:笪重光“对江西分巡湖东道佥事李嘉猷贪酷不法,严词参劾。因李嘉猷在朝中有权贵作后台,笪重光反被革职,后被判刑收赎,‘永不叙用’”。
我不知道《百度百科》上对笪重光被罢官一事的记载源自何处,最奇怪的是我在网络上查不到有关李嘉猷其人的任何史料。
照理说此人居然能将钦差笪重光斗得惨败,不但将其判刑收监,还逼得其的家人带着钱去为他赎身,甚至还让顺治皇帝都亲自下旨“永不叙用“,此人的能量实在不可低估。可是史书中却为何偏没能留下此人的任何资料呢?!
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过李嘉猷这个人呢?
三、新版的《句容县志》对笪重光被罢官的描述错得离谱。
在《乾隆句容县志》上,曾经如此记载道:笪重光由于“兴教惠民,佥邪绝迹,及今传其敏干。时一人五命拟凌迟,庭讯以争田为仇家所诬陷,得实免罪”。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在笪重光的治理下,当地的奸邪行为已经基本绝迹,大家至今还传诵着他的“敏干”(“敏干”二字我查不出它的词性,疑有笔误,或许编撰者是想用此二字赞赏笪重光的机敏和干练)。当时有一人连杀五命,地方官府准备将他一刀一刀地剐死治罪,但笪重光却查出了此人乃是被仇家所陷害的(自卫)行为,情有可原,于是将他免罪释放了。
令人不解的是,在1994年版的《句容县志》中,却没有采用《乾隆句容县志》的上述说法,它另行如此描述道:“笪为官清廉,兴教惠民,办案公正。当时有一名凶手杀人,拟判处死刑,在开庭审讯中,由于对案情看法不一,意见分歧,得罪了当朝权相明珠和余国柱,继为仇家诬陷中伤而罢官。”
《乾隆句容县志》出版于1750年,比新版的《句容县志》早244年。
试将这两部县志对比着读,我们该相信哪一部县志呢?
我斗胆猜测,新版《句容县志》的编撰者是上了民国之初出版的《清史稿》的当。在该书之卷六十九,确有笪重光“巡按江西,与明珠忤,罢归”等文字的记载。
不过,《清史稿》是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所编写的“未定稿”,此处更是有一处致命的硬伤,而新《句容县志》的编纂者依然又“照师傅打一腿”了!
须知道笪重光于顺治十二年当上江西巡按时,明珠才20岁,至多是顺治皇帝手下的一名普通侍卫,他是后来因为帮助14岁的康熙皇帝除掉鳌拜有功,才飞黄腾达的。就算笪重光当时真的因为李嘉猷案而得罪了明珠,明珠又有什么本领能攀得到朝中权臣的权势,一下子就砸倒了笪重光?
另外,明珠的岳父阿济格是顺治皇帝的叔叔、多尔衮的哥哥,笪重光倒大霉之前的顺治八年,此人在多尔衮死后甚至想靠谋反而在朝廷摄政,结果被顺治皇帝给赐死了。因此明珠当时的“社会关系”很是特殊,自己的身份也很普通,估计没有几个权臣肯与他走得太近。
还有的网文称笪重光是因为弹劾明珠而获罪,这就更扯了。因为当时的笪重光已属于朝廷的“牛刀”,而明珠怕还算不上一只“鸡”。
我还在“百度”的网页上找到一个奇文:据东北某大学的某教授在某期的《学术交流》上撰文称,笪重光是因为“弹劾权臣明珠、余国柱(正一品),弃官归里”的。由于阅读此文需要交钱,而我又不愿意为此进行“文字消费”,因而并不知道某教授在正文中是否也有这样“确凿”的文字表述。如果有,那肯定是不符合史实的。
我们只要查一查史书就可以知道,余国柱和笪重光是同一年中的进士,他当正一品大官时已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此时距笪重光获罪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这又关余国柱什么事呢?
不过这一奇文现已不知所终,可能与我在网上对它的批驳有关。
其实相信笪重光是因弹劾明珠与余国柱而倒霉的,远不止当代的某教授,就连《啸亭杂录》一书的作者爱新觉罗●昭梿也在其中。他是努尔哈赤第二子礼亲王代善六世孙,嘉庆十年还被袭礼亲王之銜。
此书云道:“笪侍御重光,句容人。居官有直声。尝劾明珠、余国柱二相国,弃官而去,不知所终。有吾邑金氏子,随其舅氏之官甘肃,遇道士于汉龙山,年九十余,作江南语。状貌伟然,颇善书法,自云曾为谏职,以劾权相去官。然自称绣发真人,不言姓字居里,金氏子屡叩之,不告也。后金氏子归告诸士大夫,皆云其状仿佛侍御,然终无左证也。”
此文至少有3处硬伤:1、、笪重光当御史时,明珠和余国柱还远不是相国,何来弹劾之说?2、笪重光是获罪入狱,后被家属用钱赎出,根本不是“弃官而去”;三、笪重光获释后回到了家乡句容,并老死在那里,根本没有去汉龙山当道士。
顺便请大家注意对照一下《乾隆句容县志》和1994年的《句容县志》,您可能会发现,有关新版《句容县志》上关于笪重光“为官清廉”这四个字的表述,是今人后加进去的。
换句话说,《乾隆县志》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表述。
是乾隆朝句容县志的编纂者吝于笔墨,还是官府不允许有这样的表述?恕我就不胡乱猜测了。
四、有关笪重光的野史能否作为史料依据?
我曾经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担任过“句容县民间故事集成”的编辑,读到过不少有关笪重光传说的民间故事,并将之收录于《句容县民间故事集成》一书。
有关笪重光的传奇故事大都为笪氏家族的成员所提供,其中一个最著名的故事说,笪重光在江西时因为刚正不阿而得罪了有关权贵,幸好皇后娘娘也姓笪,她在得知这一内情后,立即派人快马加鞭,秘密地给笪重光送来枣子、梨子、生姜、西瓜等四样礼物。笪重光十分聪明,当即猜出这是皇后娘娘在暗示他要“早(枣)离(梨)姜(生姜)西(西瓜)”,于是连夜逃离江西,密回句容,躲过了凶手的追杀。
这个民间故事,通过“也姓笪”的“皇后娘娘”巧救笪重光的传奇情节,其本意可能是想从根本上否认笪重光曾经在江西被“收监入狱”的残酷事实。
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人都知道这么一句俗语:“世上没有冤枉,牢里没有罪人。”在封建社会,有关的冤案可谓比比皆是。可是天真的孩子们却完全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总认为被官府抓起来的全是坏人。
在笪氏家族中,笪重光是最被引以为傲的代表。所有的笪家人既要以笪重光为榜样来教育自己的儿孙,又不能对儿孙们说出笪重光为何入狱的具体实情,于是就不得不编造出上面这个民间故事来填补有关的“空白”。
我在网上还读到一篇文章,现摘录如下——
“笪重光出生在白兔镇茅庄村……据说笪重光家房子外面有砖砌的围墙,围墙有大门,大门头上有一块刻着‘圣旨大门’四个大字的石刻。文官经过这里要下轿,武官经过这里要下马,因为门头上有‘圣旨’二字,不下轿、不下马,就是犯上作乱……”
我觉得此文的作者肯定是误信了某位乡村野老的胡侃。
笪重光毕竟只是一位被获罪罢官的“江西巡抚”,此后就不得不远离政治,成为了句容的一名“乡贤”。请问谁敢让“乡贤”享受皇帝的待遇,逼得文武官员在路过茅庄时都得下轿或下马呢?
如果茅庄真的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方“圣旨大门”,我估计那石刻反倒会成为“伪造圣旨,犯上作乱”的铁证了。

(附记:此文中有关笪重光没担过郎中之职的考证者,网名叫大道河。在此特地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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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1-18 18:22:22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治疟“与杀人
(编前记:这是我的岳父徐齐邦老先生在世时所写的一篇回忆录,虽然说的是解放前苏北灌云县民间的“治疟“土”方法“,与句容的本栏专题并不沾边,但他毕竟在句容工作过大半生,过世后还能给句容的读者留下点好玩的文字,也算是一种纪念吧。)

这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一段记忆,无论用什么办法都难以从脑海中将它抹去。
那是在时局动乱的1941年,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县常备队,见到鬼子,就像兔子一样逃之夭夭;可是到了老百姓面前,却又变得像虎狼一样,明敲暗抢,搞得民不聊生。
江苏灌云县维新集有一爿布店,名叫”聚兴祥“,突然有一晚被强盗抢了,实际上就是常备队伪装成土匪干的。商民联名告状,告到了常备队队长许黑胡子那里,他明知是他手底下人干的,却装模作样,说是要严格执法,为民办案,还抓住了一个绰号吴小坠子的游民作为替罪羔羊。其实那吴小坠子只不过平常爱和常备队的队员在一起喝喝酒、赌赌钱而已。许黑胡子却称此案乃是他勾结外来土匪所为,判他死刑,立即砍头示众,以“平民愤”,“安民心”。


刽子手杀人前,据说先得喷酒祭刀,以肥自己的胆;另据说刽子手一生都不会有朋友,因为他的眼光很毒,即便在看一个熟人时,也会由于职业习惯,专门打量对方的后颈,思忖着该从哪里下刀。
当时我 16岁,正患着一种恶性疟疾,身上忽冷忽热,冷时像落入水窟,热时像进了蒸笼,难过极了。
叔父徐发谅为了帮我“治病”,哄骗我,说要带我去看“耍把戏”,谁知却把我领进了杀人场,还帮我挤到人群的最里层去,离开吴小坠子只有一丈来远。
只见他脸上全无血色,就像一张白纸,痴呆呆地跪在那里,五花大绑,背后插着一块剑形的“亡命牌”,上面用墨笔写着“抢劫犯吴小坠子”七个大字,字上还用红笔打了个大叉叉。他的背后立着两名背枪的常备队员,其中一个大麻子,一脸的横肉,目露凶光 ; 另一个小矮子,像个瘦猴,两只眼珠骨碌骨碌直转,不知在想些什么。
不一刻,那大麻子大声喝道:“姓吴的,你听着,许大队长要你死,我也没有办法,你不要怨我,这是你命该如此!现在时辰到了,我要立即送你上路,免你受罪。明年今天,就是你的祭日!”
说着,他把身上的枪交给了小个子。
我们都以为他是要小个子执行枪决的,谁知真正的刽子手还是那大麻子。他是采取“砍头”的办法,从身边拿过一把东洋刀,抽出鞘来,仅有二指宽,却有三尺长,雪亮雪亮。他右手握住刀把,左右用三个指头控住刀背,瞄准吴小坠子的后颈,只轻轻那么一推,骨碌一下,那头就像西瓜一样,滚了下来。
开始,吴的脖子上并未见到出血,只见那脖子中间,像鸡腚头一样,向里面一缩一缩,然后“啪嗤”向开一放,一道血柱子就喷了出来,足有一丈多高!
围在附近的人,吓得纷纷后退,但是后面是一道严严实实的人墙,哪容退得半步,简直乱成一团。人们睁着眼看着可怕,闭上眼更是不敢,由不得你不看。
再看那吴小坠子的头,虽然滚离尸身好几尺远,还在张着嘴,龇着牙向地下直啃烂泥,似乎怀着一肚子的冤恨,要啃通这个地球。


清朝的最后一名刽子手名叫邓海山,一直在长沙当刽子手,杀过三百余人,他年老时,要求加入善堂(民国慈善机构),但被拒绝。邓海山说他这一生杀了太多的人,在他的内心留下了许多阴影,所以在这一生没有事的时候就吃斋念佛,希望得到宽恕,并且每次杀完人他都要求官兵打他的屁股,害怕鬼怪缠身。
接着更加恶赖的现象出现了,那大麻子此刻横刀不动,那小矮子却十分活跃起来,他先把还在跪着的户身推倒,脱尸体脚上的一双皮鞋,然后用脚去踩住那颗还在动弹着的头,拔下步枪上擦枪膛用的一根探条,伸进死者的口腔里,硬生生地把吴小坠子嘴里的3颗金牙撬了下来,放进他那他那灰色军装的口袋里。
当时他就像疯子一样,似乎什么也不顾了,那左腿上面的一只绑带,由于踩死人头时用力过度而松散开来,拖下一尺来长,沾满地上的血,他也不管,最后就拖着带血的绑腿带,和大麻子离开了杀人现场。
我被吓得几乎当场晕倒,两条腿像是绑上两块大石头,想挪也挪不动了。叔父把我背回家中,朝床上一放,我就昏昏沉沉睡去了。
迷迷糊糊中,只听见母亲直喊:“这下子好了,这下子好了!”
这时,在我的眼前出现了许多稀奇异怪的幻觉,首先觉得床头逐步抬高,一直抬高到垂直的水平,整个身体似乎贴着床悬在空中,可是却掉不下来;然后又觉得床尾部逐步抬高,我又脚朝上头朝下倒悬着,也还是掉不下来。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在发着高烧。
我拼命地睁开眼睛,想看个究竟,却见那木板床好端端地平放着,根本就没有什么高低,用手摸摸也是这样。
当时我们那里有个迷信的说法,打摆子(疟疾)病是因为有“恶鬼”附体,只要用意外的惊吓,把“恶鬼”吓唬跑了,病就会好的。母亲为了治好我的疟疾,所以就叫叔父搞了这场恶作剧。
我听了之后,啼笑皆非。
不过这场闹剧并没有就此结束,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我已上学了,偶然发现口袋里面还装着一个布包,严严密密地裹了三层。打开一看,原来是两个铜板被粘在了一起。谁知掰开铜钱一看,那粘住它们的,竟是发了紫的血和泥。拿回去问母亲是怎么一回事,母亲笑着说:“那是杀人场上的血和泥,用它是可以逼邪的。你叔父偷偷地放进了你的口袋里,让你知道就不灵了。”
我气得远远地把它们抛到了河里去。
这种愚昧怪异的“治病”之法、那杀人现场的残酷景象,直到现在想起来,还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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