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死了7,500万人这种说法有多少可信度?
刘强
可信度比较高。而且也完全可能是事实。当然，不能全扣在太平天国运动头上。毕竟，太平军失败了，没有发言权，所听到的基本上是清廷一方的言辞。
和清军较量最激烈的地区。其中，浙江省就经历了惨烈的6年血战。根据曹树基等人的统计，浙江省战争损失人口大概为1630万，损失比例为52%。江苏里下河以南地区太平天国军民死亡人数高达207.25万人，江苏籍，绿营兵和八旗兵死亡人数约七万人，平民死亡人数高达1204万人[曹树基. 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华东理工大学学报（文科版）， 1997， 4.曹树基.中国人口史. 第5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最后统计，江苏损失的太平军、清军以及平民合计死亡数为1418.25万人。后来学者运用经济学的方法，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模式稳定性模型：推算出太平天国运动（战争、饥饿和疫病等）对在全国范围的人口净损失在4693万到9511万之间[李 楠， 林 矗. 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影响的再估计. 经 济 学 （季 刊）， 2015，14（4）: 1325-1346.]。曹树基对作为太平军主要战场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七省人口死亡估计就达到7330万[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如果再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其他战场如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 战 争 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其中直接作战死亡的人员大概在2500万人，而曾国藩、李鸿章等在破城后大肆屠城造成的人员伤亡更甚）[何炳棣.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 葛剑雄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年.]。 大量人口的损失，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地一些省份的人地矛盾。这也是 同治中兴的基础，同时也给那些所谓的封疆大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其中湖南省改变的程度最大，两江总督和浙闽总督的要员长期都由湘军系的官员担任，差不多就是今天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五个省。这些湘军系的官员退休以后，相当一部分都回到了湖南老家，哪怕他们没有在老家投资什么学堂，养济院，水利工程。只是单纯的吃喝玩乐，喝茶听戏也足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了。而江西和安徽这两个省份则逐渐开始衰落下去，最终泯然于众人。 
当然不能忘记李鸿章“皖人皆可杀”，并且把整个安徽杀的血流成河。1850年，安徽有3761万人左右。到了1911年，只剩下了1622万。哪怕当时人口统计有些问题，但安徽的人口最多也就2000来万，而且考虑到这60多年，安徽肯定还是有人口出生和增长，换句话来说，在当时李鸿章至少清除了50%～60%的安徽人，Kd指数遥遥领先，仅次于另外一个大屠夫曾国藩。 而且不要认为这帮封疆大吏也是漢人，就会站在漢人立场的，他们和满清的关系更像是两个口口争教门，争来争去杀漢人。像著名的厘金就是当年清廷为了镇压太平运动而下放给他们的，在太平天国被平定以后他们不但没有停止收取礼金，反而还变本加厉了，这种反向关税，使得很多国内的商品在不同省份之间流通，需要多十几种不同的税，以至于根本无法同洋货竞争。 征收苛重，不仅增加了商人和消费者的负担，也严重地摧残了刚刚有所发展的商品经济。在外国商品侵入我国，并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免纳厘金税特权的情况下，它进一步削弱了我国商品的竞争能力，而有利于外国商品的侵入。而且厘金收取的数量也非常巨大，清代厘金收入，光绪13年（1887年）为1600万两。宣统三年为4300余万两(预算数)，为当年预算总收入2.96亿两的14%，可见在清财政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当然，数目如此巨大的厘金，大部分还是由这些地方封疆大吏掌控的，那么他们会用这些钱来做什么呢？投入洋务运动？呵呵，你别说笑了！整个洋务运动的总投入才5300万两。他们30年投入洋务运动的钱还不到清政府当年镇压 川楚白莲教起义的1/3。 事实上，大部分厘金的投入都是用来镇压百姓了。 “同治前后，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省的厘金收入，几乎全部用作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费用，特别是湘军和淮军的饷源，自始至终以搜刮厘金为基础。 厘金的反动性主要表现在被用于镇压人民、维持封建统治上面。厘金最初用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又大部分用于军费开支。同治十三年，厘金收入用作军费的占73.7%；光绪元年占75.4%；光绪十年占百分之77.6%。在军费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为各省军费，主要用于防范和镇压人民起义，只有少数海防经费稍含国防意义。” 二、清军（以曾国藩为主的湘军）的做法是造成人口损失巨大的主因 清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争，导致了中国南方人口大约减少了5000万到1亿人之间。这是继200年前清军征服中国导致了 超过2亿人的人口损失后，给中国人民制造的又一次巨大灾难。 同清初的屠杀一样，清军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大的人口损失，与清军纪律密切相关。同时，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的理学士大夫的残忍无情，以及清军纪律败坏也是重要原因。《无锡金匮县志》卷七《兵事》总结无锡破坏情况说：“城中民居十无一二，盖贼（指太平军）毁其二；土匪毁其一；其五六则兵勇（指清军记地主武装团练）争遗物不均，遂付之一炬耳。”在估算各方势力造成人口损失汇中，这个可以作为参考，清军制造的损失超过60%，占绝大部分。 英国驻华领事富礼赐曾经在江南太平天国统治地区走陆路游历，又在南京城外的小船上住过几个月。他对后期太平军和清军纪律的总体评价是： “太平天国的部队行为丝毫不比清军的行为恶劣，且绍兴与杭州之类城镇的居民，在太平天国治下过的日子，比那些城市被清廷收复、落入蛮族官员之手后居民的不幸遭遇，要好上太多。”（（美）裴士锋.《 天国之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61页） 在广西围追堵截太平军过程中，清军就一路烧杀抢掠。向荣亲自指使兵勇沿途“渡河抄掠，民物殆尽”。“田里桑麻尽数铲空”，“奸淫妇女，中丞莫能禁”。其中又以来自广东的潮勇最坏，时称“土匪如篦，潮勇如洗”的说法。面对清军的劫掠，搞得一些尚有良心的清朝地方官很恼火，干脆下令对害民的清军“民间自行戕杀”（况澄《日抄》，转载自《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一卷）。 湘军虽然纪律比绿营要好，但跟太平军比仍然差得多。湘军所过之处，沿途士绅向曾国藩投诉其强占房屋、劫掠财富的文献资料非常多。而曾国藩的湘军工资水平算是比较高的，但为了提高士气，允许屠城，一旦攻破太平军占领的城池，就可以放开了杀人放火，把整座城市洗劫一空，劫掠的财物归士兵个人所有，“一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一次抢劫杀人造成的破坏和人口损失抵得上其他“纪律不好”的清军折腾好多年的。如九江屠城、安庆屠城、南京屠城等都是很惨烈的。曾国藩被咸丰逼得回老家守孝期间，也多次给前线带兵的弟弟 曾国荃学习，打仗“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人漏网耳。如似九江之斩杀殆尽，则虽迟亦无后患”。 为了骗取太平军的信任，他还亲自做了《解散歌》以督促太平军投降。其中还专门列举了“八不杀”： 第一不杀老和少，登时释放给护照。 第二不杀老长发，一尺二尺皆遣发。 第三不杀面刺字，劝他用药洗几次。 第四不杀打过仗，丢了军器便释放。
第五不杀做伪官，被胁受职也可宽。 第六不杀旧官兵，被贼围捉也原情。 第七不杀贼探子，也有愚民被驱使。 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 受《解散歌》的欺骗，安庆周边的4000名太平军投降，曾国藩立刻写信给曾国荃要求全部杀掉。后来又有8000名太平军投降后，也被一律屠杀。 攻陷南京后，清军连续十天抢劫、纵火，直到24日大雨才浇灭了大火。经过这场浩劫，曾经繁华的南京城已经变成人间炼狱（太平军攻南京时也曾大肆烧杀，给南京造成了不小的破坏）。湘军进城后见人就杀，不分老幼。一时之间，南京城内血流成河，将士和百姓的尸体淤塞河道。“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 在这场灾难中，妇女所受的伤害尤为严重，清军士兵不仅进行烧杀抢掠，还肆意侵犯、掠夺妇女。 赵烈文》中记录了这一惨痛的事实：清军士兵随意闯入民宅，对妇女进行奸淫，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在大街上强抢妇女，令人痛心疾首的哀号声不绝于耳。 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道“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群尸山积”, “白骨山积”, “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愈于今日。” 在《曾国藩奏折》中有这样的记述：“生擒老贼二百二十一名。每生擒一贼，辄剖肠，剥皮挂树，磔石，见者无不凛凛。”“各营生擒逆匪一百三十四名，仅予枭首不足恨，概令剜目凌迟。”“杀之以祭壕头堡阵亡将士，诸勇犹痛憾切齿，争啖其肉。” 清人记载：“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湘军亦以“大索”为名，从上到下，每一个人置备一个大竹筐，抢到钱财就往竹筐里装。同时亦大肆在城内外进行野蛮的屠杀。 曾国藩的首席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记载破城后七天时他所目睹的情形：“ 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曾国藩在城破后还要打着诛杀太平军的名义疯狂屠城，只能说明是丧尽天良了。 、李世忠、李鸿章等都是执行曾国藩毁灭性战略的代表。胡林翼在书信中说，自己对麾下湘军要求：“见屋就烧……专管烧屋，则不过三五日，贼无驻足之地”。 李世忠就是给李秀成写劝降信的李昭寿，捻军出身，先当土匪，后投降清军，再后投降太平军，然后又投降清军，打仗不行，烧杀抢掠是专业的，为了抢掠，甚至跟其他清军为争夺财物而火并。又一次曾国荃的辖区也被他给抢了。李鸿章的淮军也是这个战略的积极执行者之一。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记载，淮军在征战江苏期间，从常州到松江，淮军“剽掠无虚日，杀人夺财，视为当然，”“乡间弥望无烟，耕者万分无一，”“房屋具被兵勇占住或拆毁”——真正把曾国藩设想的“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落到了实处。 的《北游访学记》也记述湘军系军队在东南各省份的烧杀掳掠： “ 湘军以戮民为义，城邑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盗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虏焚掠，无所不止，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 这就是曾国藩版的“三光”政策，真正的烧光、杀光、抢光。这种彻底的经济破坏，比直接屠城恐怖百倍，让江南地区人民大量饿死。这是造成江苏等地人口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谭嗣同在《北游访学记》里这样写道自己多年后在南京城的见闻： “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现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同时，曾国藩还指示其他的湘军将领，对太平军占领地区实行“三光”政策，使太平军“行无民之境，犹鱼游无水之地”，“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对太平军控制区进行大范围的屠杀、抢掠，系统性的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进行破坏。 苏州太平军投降后，也被李鸿章杀掉，然后纵兵屠杀苏州城中军民，数万太平军被杀，连带遭殃的还有无数的无辜百姓，城内财富被淮军抢劫一空。当时是戈登做的担保，李鸿章这种卑鄙手段激怒了戈登，导致戈登与李鸿章翻脸。“ 苏州杀降”事件闹得纷纷扬扬。 1865年，西方的商人在《上海之友》中刊登了一篇文章记载说，苏州被清军攻破前，苏州一带非常繁华，当地的农民们像蜜蜂一样辛苦地劳动，运河的两旁，密密麻麻的房子。苏州被清军再次攻破后，一眼望去，只看得到破桥断壁，见不到人影，群众见到清军就如同见到豺狼虎豹一样，苏州通往无锡的路上，遍地荒芜，荆草漫生……沿途布满了数不清的白骨骷髅和半腐烂的尸体，使人望而生畏。 曾国藩上书力挺李鸿章，认为其所作并无不妥，赞扬其“眼明手辣”、“最快人意”，又说“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咸丰皇帝下旨把李鸿章表扬了一番，让他放宽心，“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最后，李鸿章连个公开道歉都没有，只在上海的报纸上登了个声明，说苏州杀降是清军内部决策，跟戈登无关，以“照顾”戈登的荣誉。 也大肆屠杀。当时，留美归国的容闳在广州考察，其记载：“城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盖以杀戮过众，不及掩埋。……”。容闳说叶名琛杀人，“不讯口供，捕得即杀，有如牛羊之入屠肆”。从广州府的审判记录来看，广州府临时公堂从四月中旬开始的两个月间，审理了35097名犯人，判处死刑30806人，另外还有死于狱中的2225人，实际处死率高达94%。而当时广州城内还有其它审案局也在按照同样的效率杀人。英国广州领事将其称之为“人类信史所记载，在规模和方式上最骇人的处决之一”。 根据容闳的记录，这个夏天，广州杀了7.5万人。叶名琛后来的自述则说杀了10多万人。根据初步估算，为了镇压1854年的 天地会起义，广东通过审理杀人的数量就在百万左右（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53-56页）。 与清军勾结的外国军队在中国的劫掠屠杀，也跟海盗差不多。美国历史学家裴士锋在《天国之秋》中说 “（英法联军的）行径使清军的残暴如同小儿科”。他以1960年9月的一次太平军进攻为例：法军为了防止太平军利用上海城厢一带的房屋进行隐蔽和巷战，干脆把城厢地区的房屋焚毁一空，并在“该地守法居民中间疯狂的横冲直撞，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掉男女小孩……这些残暴的强盗毫无顾忌的强奸女人、洗劫房舍”。 ； 逃跑的时候烧杀一次——不给太平军留下财富和人口； 反攻的时候再烧杀一次——以清理残余叛匪为名劫掠民财，是清军在江浙地区跟太平军作战的常规套路。 在整个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清政府就如同一辆开足马力的庞大杀人机器，从上到下配合，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屠城、经济破坏、司法处决、勾结海盗和外国军队等众多方式疯狂杀戮中国人民，持续十多年。这才造成人口损失超过5000万甚至高达1个亿的巨大悲剧！ 这个悲剧，是满洲的野蛮和理学士大夫的疯狂共同造成的！ 参考：李小鹏《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1851-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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