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容的奇人、珍闻、异事和野史【酒盅里的老句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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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串极其令人震撼的数字

我曾经在南京图书馆见到一份汪伪时期的《国民政府公报》（地方卷第四十六），标题为《江苏省各县初等教育复兴成绩比较表》。

在此表中，提到句容抗战前学校数122所，学生6617人。

现为2所，学生257人，复兴成数比例3.9%。

民国27年（1938年），句容有３所公立小学，分为12学级，其中：

一年级９６人，

二年级92人，

三年级67人，

四年级51人。

计306人。

另有男教员6人。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当时句容的“公立小学”实际上只有306名学生，而且没有一个四年级以上的班级。

当时的“每月经常费数215元”（注：这可能是指“政府”需向“公立小学二校”即“军特务部句容班”拨款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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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籍的客民为何曾经大量移居老句容 （1）

发生在1851年——1864年的太平天国战争，对句容产生过极大的影响。由于太平军和清军在这里进行了11年的拉锯式战争，使当地生民涂炭，人口大减，百姓遭受到空前劫难。据《光绪续纂句容县志》载：“咸丰丙辰、庚申两遭兵火乱后，遗黎不足十之二”，农村“人烟断绝”、“村野为之一空”。

另据史料记载：“苏、浙、皖三省被贼蹂躏之地，几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

战后，为了迅速恢复残破衰败的经济，清同治五年（1866年）谕令各省招垦荒田，而要垦荒就必须解决人少地多的矛盾，为此，苏、浙、皖三省在大力招引本地乡民返回的同时，积极鼓励外地农民前来就垦，并屡减赋税，以宽民力。

而同时期的豫南地区人口损失无几，当地有早婚习惯，出生率高，形成了一定的人口压力，故此，豫南农民成为战后招垦的重要对象。

有记载说，光山县“自清同治以来七十年间，因人满之患，迁居安徽、浙江、江苏、江西四省占六十余县，人口比老籍加倍，蕃衍之盛，亘古未有”。当时豫南已是人多地少，加上赋税过重，还有烽烟又起官兵与捻军的战争袭扰加剧，自然就使大量农民（特别是强壮者和富于冒险精神的），响应政府招引，背井离乡，远赴江南。

豫南移民迁移方式多种多样，有成群结队的、有一家单走的，有乘船沿江而下的、有推独轮车的，有一气赶到的、有一路要饭打工耗时一年半载的，而更多的是一担箩筐挑着走的（一段顺口溜就是当年艰辛迁徙的写照：缺吃少穿日子难，肩挑箩筐下江南。前头装的破棉絮，后头挑的女和男。）。

我们所不太清楚的是，当时河南的移民远不止来到句容，他们还辗转来到苏浙皖三省的其他地区。

江苏：

溧水县县境的南部，如共和、东屏、白马、群力、云鹤等乡镇；

高淳县的部分地区；

苏州吴江区的松陵镇。其中菀坪办事处罗山人最为集中，2010年前，那里甚至还有过一个“罗山村”；

宜兴市的善卷、横山和西渚等乡镇；

句容的磨盘、袁巷、天王、茅西、茅山、春城等乡镇；

丹徒、丹阳有分布；

溧阳的上兴、上埠、竹箦、旧县、永和以及前马、后周、戴埠等乡镇；

金坛等地也有少量移民后裔。

安徽：

安徽省以宣城为主，主要有宣城（原宣城县），分布在今洪林、丁店、建国等乡镇；广德县，分布在县境北半部的平畈区和丘陵地带，如今赵林、高湖、邱村、砖桥、彭林、流洞、新杭、独山、下寺、山北、花鼓等乡镇（有些乡镇近期合并）；郎溪县，县境北半部的岗南、梅渚、定埠，凌笪、下湖等乡镇；另外还有宁国、旌德、太平等县有少量分布。

浙江：

长兴县。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西部的泗安镇，西南部的仙山、二界岭、管埭、长湖、天平、林城等乡镇，南部的今吴山、和平等，东部的今包桥、里塘、港口、虹星桥、长桥等乡镇；安吉县：主要分布在今递铺、高禹、南北湖、梅溪、安城、溪龙、晓墅等乡镇；湖州还有德清、南浔、吴兴也有一些移民；嘉兴市的桐乡（乌镇）等县有零星分布。

（本文中的部分重要内容源自江力先生的《一担箩筐下江南的历史正剧》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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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客民移居句容后产生的重要影响（2）

大量河南移民迁入句容南乡后，不但使区域内人口分布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而且对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豫南文化已经成为句容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1，豫南移民的迁入，对战后句容南乡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的战争，使得句容南乡人口锐减，劳动力短缺成为制约战后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移民成为垦辟荒田、恢复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据《光绪续纂句容县志》记载：“至光绪十四年，荆、豫客民来开垦耕种，兼开诸山，如浮山、历山、方山、丫髻山、瓦屋山一带，既经开遍。且山未办粮，而植麻麦，获利数倍。由是则山荒者，尽转为熟……”

河南客民初来句容，曾经享有过几年不用交粮纳税的优惠期，但优惠期一过，就开始为句容的皇粮国税源源不断地输血了。

移民不仅促进了荒地的垦辟，而且还从原籍带来新的农副产品和生产技术，促进了生产经验和技术的交流。比如现在我们所吃到的某些品种的空心菜、白花菜、花芽菜等，原本就是河南的产物。再比如句容远近闻名的袁巷柿子，就是他们的先辈当年从光山、罗山带到这里的，主要品种有“高庄”、“铜盆”、“牛心”等。至今袁巷还有一株存活了130多年的老柿子树，据说就是一位姓张的老河南人从罗山带过去栽植的。

据光绪年间出版的某县志记载，河南移民，“其器用与耕耨之法与吾乡大异，今土民类多效之”。比如当地农民耕田多用人力，豫南等地移民耕田戽水都用牛力，使用牛力，既省费又省功，当地人多加仿效。可以想象，这些生产技术的传入对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河南客民还将盖房技术传入了句容南乡。移民初到时，因贫穷无力盖房，先搭盖茅棚居住，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他们按照家乡的建筑风格建造新房。移民盖房时，常用挟板打墙或挖土坯砌墙，而当地人只会“脱土基”，后来当地人盖房时往往请移民帮忙。“打泥饼”是移民的又一专长，他们用草、芦帘和熟泥制成一块块纤维板大小甚至更大的“泥饼”，待其半干时抬上房顶代替“望砖”，称为“抬饼”，这样使房顶既平整，又不易漏水，用“泥饼”盖房以后在县内逐渐流行。移民还把荒地开辟成田，种植早稻，处暑前后即可收获，因收获较早，从而避免了水灾虫害，增加了收成。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经至麿盘山区采访，在半山腰见到那里有许多间用挟板打土制成的厚厚墙壁，想不到这竟是河南移民带来的技术。

经济的恢复和人口的增加，还促进了天王、茅山、春城等市镇经济的繁兴。比如从句容城到茅山之间，原本只有一个何庄庙作为中心点，但到民国之初，有个小镇便开始形成，连地名也是新取的，名叫“春城”，后来还渐渐地取代了何庄。

（本文中的部分重要内容源自江力先生的《一担箩筐下江南的历史正剧》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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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客民移居句容后产生的重要影响（3）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句容的生产力因为移民而得到快速发展，竞争意识、勤劳致富的观念又因移民的迁入而得到强化，先进技术的融入和优势互补，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因而有专家指出，中国近代化在江南地区率先发展，与太平天国战争及其引发的人口迁移运动有着密切关系，时值今日仍然在释放着巨大的能量。

2、移民的迁入，促进了这一区域教育发展和文化艺术的交流。天平天国战争对句容的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战争结束后，当地百姓既找不到好教师，也招不到多少学生。所幸的是，战后一批有文化的豫南移民，为当地文化的恢复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正是在当地人与移民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句容战后的文化教育才得到恢复和发展。

移民过来生根后，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

同时，豫南移民还将原籍的民间歌舞和戏曲传入句容南乡，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如句容南乡的歌舞有跑旱船、打蛮船和犟驴舞等艺术形式。旱船演唱多用豫南方言，打蛮船则用河南调“数垛子”，根据对象即兴编唱。

春城的狮舞是随移民带进当地的，并传承至今，我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多次看过他们的表演。最出彩的是舞狮者能从几张被架高的八仙桌上一跃而下，令人叹为观止。

句容民间的车水号子曲调很多，其中一部分就是从河南传来的，夏季时男人们一边车水，一边边鸣锣，一人领唱，众人附和，声响山野，悦耳动听。

战后河南移民带来句容南乡的主要有花鼓戏，上世纪八十年代各乡镇文化站会演比赛时，南乡的各文化站都会带着新编的花鼓戏来县城参赛。

3.移民对区域内风俗习尚饮食居住也产生重要影响。

豫南移民因大多聚居，在岁时习俗和生活礼俗方面保存了大量原籍的习惯，而且对当地居民产生影响，成为通行的风俗习尚。

如岁时习俗，这些移民后裔在清明、除夕和元宵等节日保留着大量的家乡习俗。仅以清明为例，人们多在此时祭扫祖坟，怀念先人。豫南移民不插柳飘钱，只往坟上壅土，加高培厚，切做“坟帽”。清明节前二三日，必搬运新土，增筑丘陇，曰“添坟”，祭扫归来，全家人围坐共享祭品，叫“吃清明”。

生活礼俗方面，也保留着大量的家乡习俗。如妇女生了小孩，向娘家报喜时所带物品因婴儿的性别不同而不同：生男孩带烧饼，生女孩带麻糖，外祖母家一看标记，便知生男生女。婴儿满月时，外祖母家要给婴儿送“瞻月礼”，油条是少不了的，也影响到当地人。

另在婚配方面，豫籍人与当地人不同，新婚三天后回门，当地人则是满月后回门，现在大都已变成三天回门了。

还有在丧俗方面也存在着差别，当地人一般请和尚、尼姑做佛事，超度亡魂；豫南移民则请道士做“道场”，名曰“打醮”，仪式庄重，项目繁多，如“取水敬神”、“护魂过桥”、“上望乡台”、“送鬼上山”等。如有人在头年去世，次年的正月初一，死者的亲友要带上纸、香等物到其家中拜年，称为“烧新年”，这一习俗也在很多县普及开来。

还有豫南人正屋中堂上必悬挂“祖宗昭穆神位”，家庭走访中我们观察到，家中只要有老人的都保持不变。另外还有“天地君亲师位”的中堂，一说湖北移民是“天地君亲师位”，也有说是罗山、光山之分，但没有权威解释。其他地方移民和当地人就没有挂这种中堂的传统。

在饮食方面，移民也将原籍的特色食品传入所在区域。春节期间，如杀年猪，“喝放子汤”，他们还制作糍粑，相互馈赠，从打糍粑到作礼品，影响到当地人。豫南民间喜腌菜或酸菜，如萝卜、白菜、芹菜、韭菜，春节前腌制腊肉、腊鹅、咸鱼等，现在仍保留下来，饮食风味苏浙皖在吴文化影响下，原偏向于甜、淡，少辛辣，但在今天，这些县不论酒店，还是民家，置办的菜肴普遍有浓厚的辣味。一句民谚说：“到了宣、郎、广,辣得口水淌”。移民还有一个习惯，家里来了客人，每一道菜都要上双份，摆得方方正正；喝酒时，连喝两杯，以示真诚，有的地方还有“扣饭”，即当客人吃完一碗时，突然再扣一碗，免得客人吃不饱。

豫南移民过年过节的生活习俗，客气大方豪爽的性格特点直接影响了当地人，而当地人的勤俭持家、崇尚读书、用智善谋也影响了移民，从而使这一区域形成一种雄健开放而又善抓机遇的文化特质。

在地名方面，也显出移民特色。战后最先迁来的往往入住遗存的村落，后来者则因种种原因住不进村子，只得在山边、水边或其他地方搭盖茅棚作为栖身之所，渐渐形成移民村落。由于移民文化背景不同，其村落名也不尽相同。以“湾”、“棚”作为地名的较多

4.移民在语言表达和方言保存上的突出特色和对当地的影响。

对于豫南移民来说，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的保留最富特色。太平天国之前，句容多属吴方言区，但随着移民的进入衍化，形成了一个“客籍方言区”，实际就是官话区。一百多年来，由于他们的居住相对集中，加之为抵御当地人的排斥而增加内聚力，所以就尽可能保留自己的语言特色，无疑也成为辨别豫南人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是有些专家学者称之为的“方言岛”。在句容南乡这个“岛”内、内，河南人说河南话，当地人也说河南话，河南话成为他们的共同语，可见河南话影响之深，超过其它移民群体方言。就是文化教育部门，如学校，人们也大都使用河南话。

（因本人已离开句容多年，无法就这一话题进行深入的采访，故本文的第三帖的内容多节录自江力先生的《一担箩筐下江南的历史正剧》一文，以供大家参考。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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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云观的始建者：虚静真人王景温（1）

　　《白云崇福观记》提及白云观的始建者是王景温

唐宋元三朝，茅山陆续建起大批的宫观院馆，以致成为江东的道教圣地。据有关史料载，直到明代，“天下乞灵于名山者，东岱岳，南武当， 东茅峰。奔走士女，地无远近，而岁无宁息。”

许多人喜欢称茅山旧有“三宫五观七十二茅庵”，以为这是茅山当年兴盛的见证，其实它乃是太平天国战争后茅山的幸存。“七十二茅庵”在此已成为无法一一例举的虚数，蕴含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感叹，剩下的“三宫五观”，才是茅山的全部家底。

当年幸存于的世白云观是其中的五观之一，但它的始建者究竟是谁，古今各种版本的《茅山志》上均未能提及，这未免让人感到遗憾。

　　据元版的《茅山志》载：

“白云崇福观，在白云峰下。华阳宫知宫王景温退居于是。温以其名闻德寿宫，敕赐观额，累迁道职，遭遇四朝。宁宗皇孙时尝从受戒法，即位，赐号‘虚静真人’。徽猷阁学士戴溪撰观记。”

据清版的《茅山全志》说：

“绍兴时，清虚真人王景温自华阳宫退居于是。名闻德寿宫，敕赐观额。”

另据1998年出版的《句容茅山志》和2000年出版的《茅山志》载：

“（白云观）建于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原名‘白云崇福观’，由清虚真人王景温自华阳宫退居于是（此）。”

如此看来，我们只有在通读了以上四个不同的《茅山志》后，才能逐步了解到，王景温是从华阳宫“知宫”（注：“知宫”是旧时道宫中的“一把手”）的位置上“退居二线”后，才迁入始建于绍兴年间的白云观的，而那白云观似乎还隶属于华阳宫管辖，否则王景温是不便入住的。

那么，白云观究竟是谁始建的？我在元版的《茅山志》中，找到了一篇由“徽猷阁学士、正议大夫、提举佑神观、兼太子詹事、兼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戴溪先生于嘉定四年（1221年）九月所撰写《白云崇福观记》，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白云观还就是道士王景温自己创建的！

兹将《白云崇福观记》试译成白话文，以方便诸位的阅读——

　　　　　　　　　　　　白云崇福观记

句曲山是江东的名山，这里有着道家的洞天福地。因为三茅君曾经在此隐居并得道成仙，后人便称之为茅山了。

茅山的积金峰之西还有一座支峰，它就像把积金峰给拧转起来一样，显得特别兀起，这就是白云峰了。

据当地的道士和百姓相传，白云峰上的草木在冬天是最后凋零的，而那里的烟霞又总是最先被人们看到的。在积金峰和白云峰中，有着灵验的道观和幽静的殿宇，里面也祭奠着各自适宜的神明，对于这种状况不必过多猜测，难道信众们不都有着相似的期待吗？

绍兴年间之中期，华阳道士王景温立志要在白云峰中建成一座新的修道之处，他白天披荆棘，凿岩崖，夜晚就住宿在白云峰之下。他的这一高尚纯洁的修行方式很快就被朝廷知晓和感动了，高宗不但将王景温所居住的地方赐名为“白云崇福观”，还亲自为之题写了观额。高宗又赐其若干白金和庄田，以帮助王景温建成此观。

从此，这里有了用砖头砌起的可用于祭祀大典的坛场，还塑起许多尊神像；观内的殿门如鼎足并峙，危亭似鸟翼飞张，堂皇的建筑隐蔽在山林深处，四周的廊屋绵延伸展。这里的楼阁重叠杰秀，这里的云层巍峨壮观。观前还垒有有四通八达的土岗，松木与杉树在道旁排行列队，繁枝茂叶如同华盖，又似幡幢。站在那里，一眼就能看见远方开阔的赤山湖；左边高高的山冈，如同友人在顾盼你的到来；右边秀丽的峰峦，又像在与你揖别。无边无际浓郁的香气，愈发映衬出这里的清静幽深。无论谁在此居住还是来此游玩，都好似脱离混乱与繁杂的世俗，踏入了仙境。

道观之中有间内圆外方的小石屋，当今皇上（宁宗）亲自为之挥笔题写了“虚静”二字，这一御书与高宗、孝宗、光宗四朝天子赐予王景温的礼物，就全珍藏在里边。

御赐的诸宝虽然能镇住茅山的山水，但人间的世事，还有待于大福大德的人振作奋起，领着大家前往特别的胜境，以让后人继承他们的事业。

如今，白云崇福观已由王景温的徒弟居住并修炼，他经常考虑该如何对得起这份荣誉，也反复思索着师父建观的初心。

森林与山丘之所以能留住游人，是因为它们能让大家的心情非常舒畅，然而修道者是将整个身心都托付于此的。过去那些有为的修炼者，弃绝了所有的名利和私欲，使自己的身心性命变得十分精纯专一，唯恐所进入的山林还不够深远，也不够稠密。等他得道成仙之后，人们方才小心谨慎地拾起他所丢弃的东西，靠近他的遗骸，以求他庇护自己改变穷困的命运，并敲响这里的钟声，以求改变自己柔弱的性格。

后来人若能受到修道者清廉风尚、高尚气节的影响，也如同他们一样虔诚，这才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如果有人因为贪图这里的供养，虽主持这样的道观却无所作为，还像俗人那样得意于这里的生活条件，这可就是第二次被名利私欲所愚弄了，这样的修道者还能有什么道术可言？！

茅山不但是三茅隐居之地，也是许谧、许翙、杨羲、陶弘景等高道修炼的地方。相关的遗址并没有变更，现在往往却成了贫苦人家的住处。如此修仙学道的好去处，可是一旦托付给俗人之后，同样不堪一顾。

茅山自有神仙所居住的丹台绛宫在，也不乏深藏不露的高人。始建白云观的王景温，肯定不会在外边留有徒子徒孙。山谷那边有位名叫王涎的人，是王景温的侄儿，他经常往来于茅山之中，对这里的情况很是熟悉。白云崇福观中还有个道士，名叫周观复，是王景温的高徒，他强烈要求我记叙一下其师父的很高功绩，我就让王涎列举了王景温的一些见闻，并记录于我的其他文章之中。

周观复拿着我所撰的《白云崇福观记》回观之后，将我在此记中所发的一些议论转告了他的徒弟，希望他们能有所警醒，以恢复当初入道的初心。

　　　　　　　　　　　　　　　　　　　　　　　　　嘉定四年九月望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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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上帖）

《白云崇福观记》的作者戴溪(1141-1215)，字肖望，号岷隐，学者称之为岷隐先生。他是今之浙江永嘉县人，曾因省试第一而成进士，可见其才学惊人。戴溪写此记时已经六十九岁，但并未退休，仍在朝廷任从三品的正议大夫。

戴溪的兼职很多，如“徽猷阁学士”是主管宋哲宗的史料与文物的；“提举佑神观”是掌管某个重要祠观的；“太子詹事”是负责教育皇子的；“国史修撰”与“实录院编撰”是负责编纂国史与本朝实录的……

　　戴溪在写《白云观崇福记》时，仕途依然被看好，直至七十三岁逝世前，还又升任了正三品的“宣奉大夫”，并被加官为“龙图阁学士”，成了宋宁宗的高级顾问。也正因为如此，戴溪在撰写《白云观崇福记》时，并没有着力宣扬“看破红尘”的出世思想，反倒婉转地教育王景温的徒子徒孙们，不要“贪图这里的供养”，“不要像俗人那样得意于这里的生活条件”，“不要第二次被名利私欲所愚弄”。此外，即便他对白云观的始建人王景温，也没有选用什么溢美之词，这在其他名人所撰写的同类型的铭文中，确很罕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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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云观的始建者：虚静真人王景温（2）

          据推算王景温应该是位长寿的老者

由于元版的《茅山志》与戴溪先生的《白云崇福观记》对道士王景温的着墨并不多，而戴溪通过王涎所搜集到的有关王景温的见闻，又早已失传，这让我们想更多地了解王景温的生平，就极为困难，甚至连他是什么地方的人、生卒时间和何时来到茅山的，都一无所知。

南宋的政治家与文学家周必大，曾经写过《游茅山录》一文，其中提到：

“……挈家游山北，五里，入新创白云崇福观。绍兴壬午，太上赐额，道士王景温主之。山势环抱，右倚白云，峰左带龙山，及石培峰前，对赤山。望之如以巾幕覆，冠冕其内。即湖也。”

由此可知，高宗为白云崇福观赐额的准确时间，是在绍兴壬午年，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而非戴溪所说的“绍兴中”。周必大曾经当过高宗的宰相，高宗又是在这一年禅让帝位改当太上皇的，因此周必大的记载更为可信。戴溪虽说还兼任修撰国史之职，但在这件事上，却被王景温的高徒周观复与侄儿王涎给误导了，居然将高宗赐观额的时间提早了十几年！

如此推算，王景温出生的时间，早在“靖康之变”（1126－1127年）前后，晚在绍兴年初，白云观被赐观额时，他或许刚三十出头，或许三十五六岁。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学者王耀庭先生，曾经写过《宋画款识型态探考》一书，其中提到：

辽宁（博物馆所）藏《松寿图》……此款诗题字，不近宁宗，反较近杨后，但没杨后稳定，或是临仿。较令人感到讶异的是宁宗（杨后）的这段题诗绢，颜色较画幅为深，细审该深浅交接处，及松枝（针）画处，并无拼接痕迹，不知该做何解释。

画上方，宁宗（或杨后）题诗一首：“道成不怕丹梯峻，髓实常欺石榻寒。不恋世间名与贵，长生自得一元丹。赐王都提举为寿。”钤一印：“御书”。

“髓实常欺石榻寒”一句，对应了画中景。此诗当是从王建《赠诏征王屋道士》“玉皇符到下天坛，玳瑁头簪白角冠。鹤遣洞中童子养，鹿凭山下老人看。道成不怕丹梯峻，髓实常欺石榻寒。能断世间腥血味，长生只要一丸丹’后四句转来……

此“赐王都提举为寿”，应是受宁宗赐号的华阳道士王景温……

宁宗（杨后）“赐王都提举”（画）有多幅……”

上文中所提到的“杨后”，即宋宁宗的第二任皇后杨桂枝，因为她是于嘉定三年（1210年）皈依茅山，成为上清派特殊女弟子的，因此元版的《茅山志》上称她为“嘉定皇后”。嘉定皇后极其聪慧，不但能歌善舞，还精通经史，诗书画更是无所不能，故有“南宋最杰出女书画家”之美誉。

嘉定十七年（1224年），茅山上清派第三十五代宗师任元阜奉旨入杭州作法祷雨后，嘉定皇后未忘师恩，不但赐给他一把细绢制成的、绘有自己画作的团扇，还亲自书写了“妙相真人”的四字条幅赐给他。由于王景温也受到宁宗的器重，嘉定皇后以自己的书画作品为他贺寿，应很正常。

请允许我继续推算：杨桂枝是1202年正式当上嘉定皇后的，其时已距高宗年为白云崇福观赐观额整四十年，倘若当时王景温三十刚出头，到杨桂枝正式成为上清派女弟子的1210年时，王景温已经八十二岁了。换句话说，宁宗（杨后）赐王景温的《松寿图》》，很有可能是祝贺他的八十大寿，甚至九十大寿！

旧时因受各种条件限制，“人过七十古来稀”，但王景温能如此长寿，确实已经非常罕见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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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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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云观的始建者：虚静真人王景温（3）

四、王景温是一位“眷宠四朝”的老道

　　从元版的《茅山志》中我们可以知道，王景温在“以其名闻德寿宫”后，才“累迁道职”的，“退休”前还曾经担任过华阳宫的“一把手”——知宫。

　　据元版的《茅山志》载：华阳宫在茅山的积金峰之西，原为陶弘景上馆。唐天宝七年三月，唐玄宗正式接受了上清经箓，并成为茅山上清派第十三代宗师李含光的弟子，此后，他特地在茅山修建了华阳宫，以供道士们在此净修。

　　我们已经习惯统称道教建筑为“宫观”，其实在旧时，“宫”与“观”是有重大区别的，“宫”通常是由皇帝出资或特许修建的，因而它的规格要远大于“观”。

另据元版的《茅山志》载，宋政和初，某道观观主庄慎质在已废的华阳宫前的一口古井旁，掘得一只已破的井栏，上面环绕石栏刻着若干大字：

　　“先生，丹阳陶，仕齐，奉朝请，壬申岁来山，栖身高静，自号‘隐居’。同来弟子吴郡陆敬游，其次杨、王、吴、戴、陈、许诸生。供奉阶宇，湖孰潘逻及远近宗禀，不可具记。悠悠历代，讵勿识焉？梁天监三年八月十五日，钱唐陈懋宣书。”

　　这口古井，被公认为是“陶真人丹井”。

庄慎质还在古井中发现了一方九寸大小的古砚和一只鹊尾铜炉。古砚底部刻有十一根脚趾，庄慎质在清洗这只古砚时，见到上面仍然存留着朱砂之色；铜炉间藏有一粒丹丸，如同水生的芡实一样大小，还光采射人。不过庄慎质在想将它取出时，不小心坠落于井中。

也许就是这些发现，激发了庄慎质重建华阳宫的雄心。政和中期，华阳宫被重建成功。据说那方古砚和古铜炉也一直被藏在新的华阳宫内，后来却失于寇贼之手。

五六十年后，王景温被调任为华阳宫的知宫。

我们已经不知道是谁将王景温“累迁道职”的，但这一切变化都应该与他“名闻德寿宫”有关。

　　“德寿宫”在这里，是为高宗的代称。

德寿宫位于杭州市内，据说原本是高宗于绍兴十五年赐给宰相秦桧的大宅，因为风水先生认为这宅子里有“王气”，秦桧死后，高宗忙将它收为已有，改筑成了自己的新宫。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以太上皇的身份移居于此，并更名为“德寿宫”。由于高宗是在德寿宫里听说了茅山白云观始建者王景温事迹的，又是在德寿宫内为白云崇福观题写观额的，因此元版的《茅山志》上便称王景温“名闻德寿宫”了。

在南宋理宗朝所编撰的《景定建康志》中，对白云观与王景温的记载，与诸版本的《茅山志》又略有不同：

先是华阳宫知宫、道士王景温退居结庐于此，绍兴三十二年名闻于上，诏即所居为“白云崇福观”，召对德寿宫，赐紫衣（与）“虚静”之号。

《景定建康志》的编撰者认为，白云观其实是王景温从华阳宫“退居二线”后才新建的，由于他的名气很大，故宋高宗特地将他召入德寿宫，不但将他的新居赐名为“白云崇福观”，还赐给他紫色的公服和“虚静”的道号，以示尊宠。

由于这一史料不太经得住推敲，因此诸版本的《茅山志》均未采用。其中最不合理情理之处在于：王景温从华阳宫知宫之位上退下来后，肯定已经比较老了，此时再另建新居，未免显得先前并没做好周密的打算。就算他在这把年纪依旧雄心勃勃地攀岩凿穴，重筑修真之所，已是力不从心，未免有“做作”之嫌了。

元版的《茅山志》上称王景温“遭遇四朝”，这“遭遇四朝”，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说王景温的寿命很长，见证了四朝皇帝的统治；另一种解释是王景温的时运很好，受到了四朝皇帝的重视。

高宗是太宗赵光义的六世孙，只有一个亲生的儿子，可惜三岁时就夭亡了。他只好从民间收了一个六岁的孩子作为养子，这孩子是太祖的七世孙赵昚，他的远房族侄，也就是后来的孝宗。

孝宗因为极其侥幸地当上了皇帝，故处处都想方设法讨得高宗的欢心。高宗将帝位禅让给他后，他忙将德寿宫一再扩建。德寿宫最大时曾经占地17万平方米，其布局与皇城相近，内里建筑设计却比皇城更加精美。

高宗过世后，孝宗不但将吴太后搬迁于此，淳熙十六年（1189年），他也仿效高宗，在让位于儿子光宗后，退居于更名为重华宫的德寿宫。

我们虽然已经找不到孝宗和光宗在礼遇王景温方面的任何资料，但仍可从元版的《茅山志》上得知，在宁宗赵扩还是孝宗的皇孙时，曾经从王景温那儿接受过道教的“戒法”。这段简短的史料倒与《景定建康志》上所载的相同，即王景温曾经被孝宗诏至京城杭州，并在那里接触过赵扩，还充当过向赵扩传道的师父。

也正因为如此，宁宗赵扩即位后，才下诏说：

　　“王景温履道清尚，操行高洁，眷宠三朝，朕亦礼遇，可赐号‘虚静真人’。”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王景温亲身修行的是正道，他的品行很高尚纯洁，因而受到高宗、孝宗、光宗三朝皇帝的关心、照顾与宠爱，朕对他自然也得以礼相待，因此赐给他“虚静真人”之号。

所谓“虚静真人”，是称赞王景温内心恬淡寂静，已经修真得道。

戴溪先生在《白云崇福观记》中说，宁宗曾经亲自为王景温的“方壶丈室”题写了“虚静”二字，这“方壶丈室”乃是指外方内圆的小石屋，可能就是王景温在白云峰中最先开凿出来的，后来成了白云观中的一大亮点。

（未完待续）

赶场子的逛客

五、王景温的推荐者会是谁

　　王景温早年独自在白云峰中凿山建观，是谁将他的事迹介绍给高宗的呢？《茅山志》上没有说，其他史书上似也无人提及。我们只能顺藤摸瓜地进行排查了。

　　绍兴年间，上清派第二十八代宗师蒋映彻、二十九代宗师李景和三十代宗师李景映分别总持茅山各宫观道院的事务。蒋映初曾经在全国最大道官傅希烈帮助下，获得过高宗重修元符万宁宫的资金，但他是在绍兴十六年“解化”（逝世）的，因此不可能向高宗推荐王景温。而傅希列是茅山第二十六代宗师笪净之的大弟子，又是蒋映初的师伯，怕也难活到向高宗推荐王景温的绍兴末年。

蒋映初的弟子、上清派第二十九代宗师李景和（合），与高宗似无交往，他逝世于绍兴二十年，也不可能向高宗推荐王景温。

上清派第三十代宗师李景瑛，是李景和的弟弟，据说他“一入大净，弥月不出”。“大净”可能是上清派道士闭门静修“辟谷食气”的一种特殊道术，李景瑛能独自坚持一个来月，显然非常人所能，以致“高宗累召，辞疾不起，即茅山赐号‘靖真先生’”。“即”在古代汉语中可作“来到”解，是高宗本人前来茅山向他赐号，还是派人前来向他赐号，就费人猜测了。

绍兴二十五年夏，杭州一带大旱，高宗恰又外出，留守京城的大臣忙派人前来茅山请李景瑛求雨，李景瑛随即登坛作法，与此同时，杭州地区风云突变，暴雨如注。守臣听说此事后，一再派使者前往茅山邀请李景瑛入京，可李景瑛更加态度鲜明地回绝了。

是李景瑛向朝廷来的使者推荐了王景温，还是推荐者另有其人？同样费人猜测。

我认为，最有可能向高宗推荐王景温者，可能是在茅山中被高宗六诏入京的“蒲衣道人”张椿龄。

张椿龄只是茅山凝神庵的庵主，并没有在茅山担任过领袖级的道长，但他却为茅山赢得了朝野内外的钦敬。

我们知道，茅山的蒋映初、李景和、李景瑛等三代宗师，都是从绍兴中期至高宗刚退位不久就陆续离开了人世的，而延续和巩固南宋之初茅山在朝廷重要地位的关键人物，应该就是张椿龄。

在外人看来，茅山应该是上清派的一统天下，所有的茅山道士也应该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宗教的内部，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的派别，茅山自然也概莫能外。从上清派第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所编撰《茅山志》中，我们就可发现，他并未对张椿龄使用浓彩重笔，仅在其转载的《茅山凝神观记》中，对张椿龄略有介绍。显然，张椿龄其实并不属于茅山上清派的“主流派”。

通过阅读《茅山凝神庵记》，我们只知道张椿龄是今之常州人，本名行义，字达道，他是在被度为道士之后，才改名为张椿龄的。至于他生于何年、卒于哪岁，我们都一概不清楚。

绍兴十三年（1143年），张椿龄与他的弟子在经过精心选择之后，开始在中茅峰下“诛茅结庵”，隐居修炼。由于张椿龄的道学精深，不但教得他的弟子出类拔萃，就连山外一些对道学很有研究的学者，也陆续被吸引过来，把凝神庵当成了自己的修行之地。

据说宋高宗听说了这件奇事之后，便把张椿龄召往京城，谁知君臣二人一见如故，直谈到入夜仍意犹未尽，高宗怕张椿龄衣单受寒，就脱下自己所穿的御衣，作为给张椿龄的赏赐。此后，宋高宗甚至命令宫廷画师临摹出张椿龄的图形，以供奉在皇宫的神仙阁里。

据《茅山凝神庵记》说，张椿龄始终不愿意奉旨留在京城，高宗只好先后六次下诏命他入京来与自己见面。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某日，宋高宗在最后一次作为最高统帅视察军队时，也没有忘记把张椿龄召到自己所住的行宫里来，就有关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和建议。

也许就是在这一次的君臣会面时，张椿龄向高宗介绍了王景温一直独自在茅山白云峰下开山凿石、建观修道的感人事迹。于是这才有了周必大在《游茅山录》中所记载的“绍兴壬午，太上赐额”的故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