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藏在历史皱褶中的刘混康（3）-（1）
宋哲宗始建元符观的过程绝对超出您的想象 在元版的《茅山志●卷之十一》里，如此记载说： “绍圣四年，（哲宗）敕江宁府，即（刘混康）所居潜神庵为元符观。别敕江宁府句容县三茅山经箓宗坛与信州龙虎山、临江军合皂山三山鼎峙，辅化皇图。” 如此说来，哲宗曾经先后为刘混康下过两个诏令，前一个诏令是他觉得刘混康居功至伟，于是命令江宁府必须将刘混康所居住的潜神庵升级为元符观；后一个诏令是他觉得茅山的上清派道学渊深，特地将之排名于龙虎山的天师派、合皂山的灵宝派之前，以让道教内的这三大派如同宝鼎的三足并峙于世，共同辅助自己的皇权。 有关哲宗将潜神庵赐名为元符观之说，徽宗朝句容知县鲍慎在其所写的《茅山元符观颂碑》中，也有过与《茅山志》相似的记载： “……刘混康……住持上清储祥宫……已而求还故山，许之，赐所居为元符观。” 但是，依照鲍慎的说法，哲宗是在同意刘混康回茅山的同时，才突然决定将其所居住的潜神庵更名为元符观的。 让我们继续阅读徽宗朝资政殿大学士蔡卞在《茅山元符万宁宫记》中的陈述： “熙宁初，常州道士刘混康者，始诛茅结庵于山之积金峰……哲宗召至京师……且命即其故居，易而新之。会改元‘元符’，因号其处曰‘元符观’……然终哲宗世，元符观犹未讫功……” 蔡卞的这一说法，与《茅山志》和鲍慎之所云又有所不同了，但我觉得它应该更接近史实。 也许您根本没想到，刘混康所居住的潜神庵，只是他在前来茅山学道时，请工匠搭建的几间简陋的草屋，后来他虽然修成了“茅山观主”，但依然不肯移居它处。而哲宗在召刘混康入京时听说了这件事后，一面深感钦敬，一面又觉得那草庵太“寒酸”，与刘混康的身份很不相称，于是才特地命令茅山将潜神庵进行了“翻新”。此外，蔡卞在《茅山元符万宁宫记》中说得也很明白，是哲宗先改年号“绍圣”为“元符”，后才更名潜神庵为元符观的。 换句话说，哲宗为潜神庵先后共下了两道诏，一是命令将它全部“翻新”，二是命令将翻新后的潜神庵赐名为元符观。最重要的是，后一道诏乃出自元符元年，而非绍圣四年！ 此后，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又提到了两件元版《茅山志》没能记载的事。 一是元符元年（1098年）七月，哲宗“诏刘混康茅山所居庵之旁已营殿宇，可赐名元符观”； 二是元符二年（1099年）闰九月，宋哲宗“诏上清储祥宫住持洞元通妙大师刘混康归茅山，从其请也”。 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我们又可以获知，哲宗虽然已经下诏让茅山为刘混康“翻新”潜神庵的故居，但刘混康并未舍得将潜神庵一拆了之，而是让工匠们在潜神庵旁另起了具有相当规模的“炉灶”，所以这才能被作者李焘称之为“已营殿宇”，因为“殿宇”一词在古代汉语中，乃是高大、雄伟的建筑物。 今人对哲宗将“潜神庵”更名为“元符观”一事，很难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更不会去深究其中的来龙去脉。可是当我们从史书中层层剥笋，才会明白，这在当时乃是一件极其轰动朝野、关系到国祚盛衰的大事！ 下面，我就根据《宋史》等史书的所载，为各位读者解读一下已被今人完全疏忽了的两件真事。 第一件真事是，哲宗刚将刘混康召至京城不到半年，次年正月，咸阳县（注：此县位于今之咸阳市的东北部）有个名叫段义的村民就向哲宗献上了一份大礼。据说他在翻修“河南乡刘银村”的老宅时，忽然见到“有光照室”，接着就发掘出一枚“色绿如蓝，温润而泽，背璃纽盘”的玉印。所谓“背璃纽盘”，是说该古印的印纽是一只盘踞的“璃虎”。“螭虎”是战国晚期工匠们刻在高级玉器上的异兽，而这种玉器只有君王才能拥有。据史书记载，当年汉高祖入关时，曾得秦始皇所用的螭虎纽蓝田玉玺，上面的印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高祖大喜，当即佩之于身，后代遂将此印名曰“传国玺”。 如今段义所献的，正似那方古代最高级别的玉玺，上面恰也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哲宗大喜，连忙命令翰林学士承旨（注：宋代的翰林学士承旨是皇帝的高级秘书，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蔡京召集多名饱学之士，集体辨验此古印的来历。 其时，以“好古善鉴”、“多识奇字”和绘画精湛而闻名于朝野的官员李公麟语出惊人，据他认为，这正是秦始皇取之蓝田玉、令李斯所篆刻的那方极负盛名的传国玉玺！随后，蔡京又率十三名“讲议官”联名上奏说：经过我们集体考证，这一方古印无论从玉质、样式、规格、所用的雕刻工具、所刻的字体、所刻的文字和所出土的地点等各方面情况来综合分析，它“皆非近世所为”，“非汉以后所作明矣”！ 按照这些饱学之士考证出来的结果，此玉印就只能是中国历朝历代皇帝梦寐以求的第一国宝了！据说任何皇帝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示“气数已尽”，无之，则会被他人暗讽为“白版皇帝”。难怪许多欲谋帝王之位者为了得到它，不惜争得你死我活，甚至私下命人造假，原来它乃是正统皇帝的最好凭证！ 哲宗欣闻自己获得的竟是“货真价实”的秦玺，自然龙心大悦，当即将此古印取名为“天授传国受命宝”，他不但在大庆殿为自己举行了一个接受“天授传国受命宝”的盛大仪式，又派官员专程前往位于山东曲阜的景灵宫，向被供奉在那里的黄帝进行祭祀，以示答谢。此景灵宫乃是宋真宗所建，因为他认为那里是赵姓始祖黄帝的出生之地。 随后，哲宗诏令献宝人段义为九品武官“右班殿直”，另赐绢二百匹。接着，他还不顾历史上的惯例，兴冲冲地在当年的六月便将年号更改为“元符”。这在并非改朝换代的正常环境下，是极为罕见的，它在中国的编年史上，也可谓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个例。 哲宗曾经在昭圣五年五月下了一道诏，陈述了自己忽然要更改年号的理由，大意是： 朕自从登基之后，继承先世圣人的大道，能敬天意，因而屡屡受到上天的嘉奖与厚赐，如大地连降甘露、天上常现奇光等，如此的吉兆无穷无尽，就连神圣的玉玺也再现人世了！朕德行浅薄，得感谢天帝广泛的惠顾。天命是有预兆的，因此朕得以天为法，恭敬戒惧，这样才能无往而不胜。朕应该报答神明所赐予的福祥，这样才能适应天降的祥瑞。朕决定改掉“绍圣”的年号，以显示上天所赐的受命之符。宜于绍圣五年六月改为元符元年。 所谓“元符”，在古代汉语中可有两种解释，一是我国皇权所拥有的最古老的、最正统的凭证信物；二是“最大的祥瑞”。 读到此处，您应该明白，元版《茅山志》上所称的“绍圣四年，（哲宗）敕江宁府，即（刘混康）所居潜神庵为元符观”之说，显然失之考据了，它错将元符元年当成了绍圣四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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