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容的奇人、珍闻、异事和野史【酒盅里的老句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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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句容到底损失了多少人？
如今句容约有近60万人。但在宋代之前，句容的人口总数不超过10万人。
元、明时期，句容约有20万人。
到了清朝的康、雍时期，由于长时间没有战争，句容的人口开始剧增，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年），已达30多万人！
可是由于后来太平天国战争（1852年）爆发，句容沦为了朝廷与太平军拉锯战的主战场，大批的老百姓惨遭不幸，或被杀死，或被饿死，或染瘟疫而死，或逃往异乡，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句容仅只有118774人了！
太平天国战争是在1864年结束的，句容在这场战争中极其惨重，由于当地人口剧减，大量河南、苏北等地的客民在官方的支持下，迅速前来“填空”，仅有史可载的，朝廷就在句容自然条件最好的的圩区内，便就地安排了8000名退役的楚军，让他们改当农民！
也就是说，句容就在那长达36年的“休养生息期”内，虽然已经移居来不计其数的客民，但直到1900年，也不及嘉庆年间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换句话说，句容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仅剩下区区几万的人口！
1948年，句容的人口为30.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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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之初句容被查出至少有九个反动会道门
1952年10月，国家召开了全国第五次公安会议，要求重点打击一批反动会道门首领。
据查，当时句容的反动会道门名目繁多，至少有一贯道、中华理教会、一心天道、大刀会、天德道、红三教、先天道、太慰会、廿字道等九种。
至于这些反动会道门当时“信”的是什么教，它们想通过传这个教达到什么目的，恕我虽然已经七十大几，但仍一头雾水。因为这些反动会道门本就神秘兮兮，又被取缔了七十来年，早就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马槽巷的一个门宅里，看到过一幅木刻的门联，门联的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好像与劝人戒酒戒烟有关，据说这就是“中华理教会”句容（某）分会的会址所在地。当时我还以为这是个劝人为善的教派 ，谁知在县政协的文史委员会里一说，让年长我二三十岁的老委员们教训得脸上像着了火。
在这九个反动会道门里，尤以一贯道和一心天道的基础最强、范围最广。全县仅办道骨干就有400余人，道徒达一万余众。“这些会道门曾被国民党、反动势力操纵和利用，从事制造谣言、破坏革命、危害社会治安等犯罪活动。”（加引号的文字录自《句容解放五十年》一书）
从1953年2月起，句容全面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全县共登记办道人员414名，共逮捕、惩处罪恶道首44名，群众退道者9718名。

不相及

不说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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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根据网上的资料，为大家介绍一下句容曾经存在的九个反动会道门的有关史料——

一、一贯道（摘自《业百科》）：

1、“一贯道”发端于晚清，极盛于1940年代。其教义，杂糅儒、道、佛及耶稣教经典，宣称整个宇宙分“红阳”、“青阳”、“白阳”三期，各历一万八千年。目下正值“白阳”期末世，大劫将至，须得信奉“一贯道”，才能消灾免难。

2、抗战期间，“一贯道”将大量汪伪政权高级官员发展进入组织。民国晚期，邪教组织“一贯道”，甚至一度发展到与国、共两党分庭抗礼的程度。

（根本没想到，一贯道居然“甚至一度发展到与国、共两党分庭抗礼的程度”！）

二、中华理教会

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成立于民国20年（1933年）。在此之前，已有两个全国性的理教组织存在：一个在北平，是由李毓如、谢天民、赵秉钧发起，成立于民国2年的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另一个在南京，是由鹿鸣等发起，成立于民国8年的中华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民国19年7月改称为中华理教拒毒同志会，时称“北洋理教”和“南洋理教”。

民国14年（1927年），上海理教联合会成立后，将原先上海称呼的“理门劝戒烟酒公所”，改称为“理教公所”。

民国18年（1931年）7月，张一尘与天津理教联合会的蔡俊元发起筹建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并于1933年在上海成立，由张一尘任联合会主席，蔡俊元任副主席。1934年9月4日和10月27日，该会分别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和内政部的核准备案。同年10月27日、11月9日，又分别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社会局的核准备案。

但是，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的成立也没有能统一全国理教的组织，其所属的理教公所主要在沪、津两地。它的成员只是在北洋理教和南洋理教所属的公所里，各自插下一个楔子，分割了少数的理教公所，实际上形成了北平、南京、上海三个理教会鼎足而立的局面。

1935年12月，南京王有才、秦钟灵又发起组织中华理教总会，这个总会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的支持，1936年7月17日，民众指导委员会指令全国各省市党部负责之理教团体“一律改组”。由此，张一尘于同年11月22日宣告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结束。

（不知道句容的“中华理教会”是怎么一直存活到建国之初的？）

三、一心天道

一心天道的全名为“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又名正心慈善会、一真圣教会、一真道、中华慈善救济会、中和慈善会、美善救国联合会、黑会、长毛道、一心学社堂、九九归一会、古敦会，于1913年由山东长山县马士伟（字冠英）创立，初名“一心堂”。 在1929年前它的总会设在山东省大定王庄的大灵山。1929年以后，设在天津市南开杨家花园。“一心堂”利用公开组织，勾结军阀、日军、国民党反动派，从事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反对人民革命的活动。因此，被定为反动会道门组织，它们利用迷信作为发展、控制、奴役道徒的手段。

该会成立后，以长山县为基地，大力向外扩展组织，发展道徒，引起军阀郑世琪的不满，下令解散该会。

1916年，马将其残留下来的组织与“万国红十字会”合并，自任长山县分会会长，但暗中仍保持原来的组织系统。

1917年，马派其弟子到山西建立“一心堂”山西分会。

1922年，又派人分赴山东、山西、河北等地设立分会。

1928年，马将“一心堂”总部迁至山西五台山。

1932年，马到北平组成“普化救世佛教会”，自任会长。后因内部矛盾，马又偕其亲信陶云祥等去天津，与日本租界警察二署署长山野和日本特务横山相勾结，将“一心堂”改名为“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并建立公开组织“大东亚佛教联合总会”，山野为顾问，马任会长，该会除大力发展中国会员外，还吸收日本会员。

1935年9月，马死亡，为继续蒙骗道徒和群众，该会未将此消息向外透露，会务一直由其妻贾氏掌握。

1940年，贾氏病死，会务由其女马天成、马天生继承。

抗日战争期间，该会在群众中大肆散布“日本侵华就是三期末劫，要想躲过这场灾难，就得入道”，否则只能“永堕苦海，不得超生”，骗得群众入会，势力得到很快发展。同时，该会派出其“八大部”、“十二朝臣”、“十八罗汉”等骨干分子去各省与当地日军勾结，四处建立分会、支会、佛堂，积极充当日军统治人民的帮凶。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表面上派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国大代表李墨元为首的“清理委员会”，将该会查封，暗中又串通一气，将“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改名为“正心慈善会”，使其重新公开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该会召开了150多人参加的会首会议，作出“应变”部署。同时，将其总部秘密迁往济南，并指示各地会首“继续办道，将来待命赴三次龙华大会”。各地会首纷纷以“成佛成仙”、“躲灾避劫”等谎言笼络会众，发展组织。

1937年，天津总会曾经派遣王淮（又名马明火）、曹鸿斌（又名马官班）等人来上海办道，发展成员，设立佛堂，取名“一心堂”。以后内部发生争纷，以马官班为首与总会派来的李广山对抗，自成势力。后总会副会长陶云祥亲自来上海，将马官班撵出佛堂，由陶兼任沪会会长，李广山任副会长。马则拉拢亲信，自成一派。结果，陶、李领导佛堂7个，马领导佛堂6个。抗日战争胜利后，该会理事郁祖伦担任国民政府社会部京沪区特派员办事处秘书，活动有了迅速发展。上海解放后，该会虽未公开活动，但暗中进行造谣破坏，继续与济南总会保持秘密联系。

（这么一个离句容十万八千里的邪教组织，不知道是如何被传到句容来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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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刀会

大刀会是清代民间秘密结社团体之一。俗名“金钟罩”，亦名“仁义会”，采白莲教支派。其会员以农民为主，包括城乡手工业者、贫苦知识分子和小商贩等。会员遍布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五省。会内分坎门和离门两支。离门烧香念咒，不动刀枪；坎门除念咒外，还练习刀枪武功，设立坛场，传授徒弟，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团体。其政治宗旨“以扫清灭洋为帜”，经常开展反对外国教会势力压迫的斗争。

产生背景

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由于外国教会势力日趋猖獗，许多贫苦农民、手工业者纷纷习练，以求保家防身。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山东单县人刘士端、单县人曹得礼，领导大刀会群众“以诛锄西教为本旨”，焚毁刘堤头教堂，狠狠打击教会势力，活跃于山东、河南、苏、安徽交界地区，人数多达数万人。7月，刘士端、曹得礼被清军捕杀。其后，渐趋没落，有的改称红拳、义和、红门等会，继续活动于齐鲁地区。

大刀会最初的口号是“反清复明”，但在长期演变过程中逐渐变成了民间自卫性质的秘密组织，其基本口号是“自卫身家”。到民国时期，大刀会则成为抗捐御匪的民间自卫组织。会员的成份也随着时代的不同各有差异。清末多数是“富庶之家”，也有一部分是自耕农，而贫苦农民参加者甚少。到民国时期，其主要成份是农民，但领导权还大多操在当地地主、富农手里。大刀会内部派别很多，矛盾重重，遇到重大社会变动或外敌入侵时，大刀会就很快分化，其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派别中差异较大。

名称由来

大刀会因何得名，众说不一。有人说因其随身携带刀械得名，然而大刀会会员虽有人持刀，但更为普遍的却是持一杆红缨枪。也有人认为是因在演练的场子前横一柄大刀而得名。

大刀会在刚开始传播时，在不同的地区，名称也有所不同。如1895年在曹州府首县菏泽，这一组织就称做“同心会”。

据当时任曹州知府的毓贤报告：“本年正月间，有外来匪徒传习练气邪术，自谓刀砍不能伤，名曰铁布衫，又曰同心会”（《李秉衡集》）。还有一种叫“一心会”的组织，一见于巨野县，一见于观城县，可能就是同心会的别称。 [3]

大刀会的传播者一向鲜为人知。清朝的地方官开始只说是一个游方无名道士。近年发现的文献证明他叫赵天吉，有人说他是直隶河间府人，有人说他是山东阳谷县人。

赵天吉当时已70多岁，骑一匹大黑马，到处传徒，足迹遍及河南的归德府、江苏的徐州府、安徽的颍州和亳州府、山东的曹州等府。

大刀会的传习，有一定的仪式。清朝官员有这样的记载：“其习法时，贫者不收贽仪（学费），有力者以京钱六千为贽，夜半跽而受业，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以白布画符，其符鄙俚不经，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

传艺者并不能书，或不识字，多遣人代书之。另授以咒，诵咒焚符，冲水令其跪饮，即于灯上吸气遍吹其体，复以砖、棍排击之。诵咒三夜即能御刀，谓诵久即火器亦不能伤矣。大致略似运气之法，气之所至，猛击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顿挫，则仍饮刃也。愚民无知，惊为神术”。

转入地下的大刀会，与“金钟罩”等相结合，带有了迷信巫术色彩。

乾隆末年，山东冠县人张洛焦学得“金钟罩”，在当地设拳场授徒。他让人用刀砍自己的肩膀等处，只见白痕，并不受伤。这其实是一种硬气功。

甲午战争后，国人仇洋情绪甚嚣尘上，而洋枪洋炮莫可抵御，“金钟罩” 以其有所谓“避枪炮之术”，忽然再次盛行。此时的大刀会，遂被冠以“金钟罩”的名目，又渐渐跟山东北部的义和拳合流，“义和拳之滥觞，始名金钟罩”。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义和拳之一的“梅花拳”，其拳师赵三多首次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毓贤认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将其招安，扩张成团，更名为“义和团”，并授“毓”字旗。

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他们宣扬，团民只要烧香念咒，便可刀枪不入。

义和团蓬勃而起，大刀会逐渐销声匿迹，溷入义和团中——“今闻景州一带大刀会匪，高建白旗，上书义和团字样”；朱红灯团众中“多曹州一带刀匪”。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义和团失败。清廷惩处“首祸诸臣”，毓贤被斩首于甘肃兰州。大刀会亦成往事。

（以上史料录自《百度百科》。虽然时过境迁，但我对大刀会的性质仍不敢妄自评论。依旧奇怪的是，大刀会早在晚清时就已被朝廷剿灭，为何直到建国之初还存活于句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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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德道

天德教原称天德圣教，1927年由四川人萧昌明创立。它自称源自中国最古老的宗教“德教”，“起源”于伏羲，“盛兴”于黄帝，“定名”于尧舜，而该教的“一炁宗主”萧昌明则只是个“复教”之人。

萧昌明声称共尊“儒释道耶回”五教，教人行“忠、恕、廉、明、德、正、义、信、忍、公、博、孝、仁、慈、觉、节、俭、真、礼、和”廿字之“真言”。教坛不设神像，只挂一块黄布代表“天启”，还委派“开导师”向信徒传授“先天气功”及符法等替人“免费治病”。

萧昌明曾派各大弟子至全国各省传教，1930年其弟子赵连成在香港设立“总堂”。

天德圣教亦另有密教，内部传承几十种符令与咒诀，非一般开导师可得传。

（天德道曾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向国民党政府进行登记注册，也许就是在此后被引入句容。由于其号称能用气功与符法为人们“免费治病”，因此对基层百姓的诱惑颇大。）

六、红三教

红三教又称“红门三教”、“红三堂”。红三教设香头、外务先生等职，供神像挂轴，猪头三牲，定期举行香会吃猪头。

红三教相传起源较早，在渔民中势力较大，建有基层组织。红三教教首依附恶势力，利用看香火、笃笤、封口、站双刀、咬红秤砣、放猖、赶鬼气、跳大神、趟油锅、过仙气等巫术鱼肉教众，奸污妇女，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搞帮派，挑动纠纷，1953年被取缔。

“红三教”规定，倘若其信徒、香客生了病，就必须请教中香主治病，“跳马皮，请菩萨”“捉鬼”“走油锅”“吃香灰”“吞血符”等是香主治病的方式。如果病人好了，就要答谢香主，如果没治好死了，“红三教”就会说这是“死者前世欠下阴债，必须去还”，医不好是必然的。

兴化一个姓高的道徒在生病时去会道门求医，道首因为他曾经泄露道中秘密，于是谎称他身上有灾星，需要经过“镇魔”才能治好。所谓“镇魔”，就是将他捆住并封住嘴巴，让其余道徒轮流站在他身上。就这样，高被活活“镇魔”致死。

1978年以后，红三教据说又死灰复燃，在渔民中流行，1984年再次被取缔。

（老句容仅下蜀、龙潭、桥头、东阳、仓头等“北五镇”有渔民，故“红三教”可能只出现在那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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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先天道

先天道又名“金丹道”。清雍正年间(1723—1735)江西饶州府黄德辉所创。信仰“无生老母”和“龙华三会”，强调三期末劫， 以普度众生返归真空家乡为目的。主要经卷有《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早期流传于江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后传至全国。

八、太慰会

（我在网上始终没有查找到这个“反动会道门”的源头，故无法判断它的真伪。不知它是个子虚乌有的教派，还是某一教派的分支？）

九、廿字道

（我在网上同样没能查到这个教派的史料，故也无法判断它是否真的存在过。但前面提到的“天德道”信奉所谓的“忠、恕、廉、明、德、正、义、信、忍、公、博、孝、仁、慈、觉、节、俭、真、礼、和”廿字之“真言”，故我认为它可能就是“天德道”的别名。）

（取缔反动会道门是建国之初国内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但自我记事后的六十多年来就很少被人提及，故我也只能粗略介绍于此。）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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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句容共搜捕与镇压了多少个反革命？

建国初期，句容县委根据中央指示，从1950年11月起，到1953年8月，共分三个阶段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1、1950年12月21日凌晨，进行了第一次搜捕，共搜捕各类反革命分子149名。

2、1951年3月11日，全县进行了第二次搜捕行动。

3、1951年4月22日，又进行了第三次搜捕行动。

三次集中行动共搜捕了560名反革命分子，其中第二次与第三次共搜捕了411名。

此外，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运动中，群众控诉揭发有罪行的反革命被陆续逮捕了994名，在近一年中共逮捕1554名反革命分子。

1951年7月30日，县委首次在县城展开审判大会，公开审判处理案犯80名，其中3名被当场宣布处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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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帖说到，句容全县曾经在1951年上半年进行过三次镇压反革命的搜捕行动。

从该年的10月份起，句容又进入了为期一年的镇压反革命的第二阶段。因为同年9月北京召开了全国第四次公安会议，对尚未发动“镇反”和“镇反”不彻底的地区，进行了相关的布署，于是句容县委遂于当年10月27-30日召开了机关、公安干部扩大会议，贯彻落实上级指示，并于11月上旬抽调精兵强将，建立工作班子，深入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

到1952年4月底，全县镇压反革命运动再现高潮，敦促反动党团、特务和反动会道门登记自新，以彻底摧毁反动组织。

1952年4月28日，句容“六区”破获了隐藏较深的潜伏特务组织“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第五大队”，挖出潜伏特务52名，其中10人已经担任乡村基层干部。

句容“六区”究竟属于现在的什么乡镇，恕我一时还没查到相关资料，待补。

经过第二阶段组织干部深入到不彻底的地区发动群众，深挖潜伏较深的敌人，先后又逮捕打击了62名各类反革命分子。

句容“镇反”的第三个阶段为重点打击一批反动会道门首领，有关内容我在上贴中已有过介绍，故在此从略。

在第三阶段的运动中，句容经过检查发现，全县“镇反”“不彻底”的有17个（小）乡，“不够彻底”的有40个（小）乡，于是对这些乡又进行了“补课”，掀起了“镇反”高潮。在结合选民登记审查的过程中，先后又逮捕残余反革命分子103名。

在基层开展“镇反”的同时，句容又于1951年全面清理了机关内部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共侦破“现行匪特组织5股”，抓捕骨干分子67名。

综上所述，句容在“镇反”运动中共逮捕了1830名反革命分子（含44名反动会道门的罪恶道首），侦破现行匪特组织6个，挖出潜伏特务52名。

为避免重复计算，这52名特务我已单列，不知是否全在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总数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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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之初被错当“反革命”镇压的周长兴

前面我提到句容在建国初期曾经镇压过为数不少的反革命分子，但在那场疾风暴雨的运动中，“也出现过错杀的问题”，其中最被冤枉的就是周长兴。

周长兴是今属天王镇的磨盘人，早在1938年就参加了革命，如果不是后来出了意外，凭他的这个资历，应该可以享受高干待遇了。

1945年10月新四军北撤后，他奉命打入了金坛县薛埠自卫团，担任秘密交通等地下党交办的工作。由于这是一个非常机密的、高风险的任务，因此只能有党内的极少数领导知道，否则周长兴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够反动派砍的。

解放后，周长兴返回磨盘老家，参加土改反霸斗争，却不料因为村上的宗派矛盾，将他深深地卷了进去，于是他被人诬陷“携枪投敌，叛变革命，杀害宋亚欣”等罪名。

这可真屈煞周长兴了！

当年上级领导秘令他打入金坛县的薛埠自卫团，为了让他获取对方的信任，应该是暗地里批准他“携枪投敌”的，甚至还会批准他向对方“出卖”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至于说他“杀害宋亚欣”，这实在是一件没影儿的事！

宋亚欣是江苏武进人，1925年出生，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茅山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长期顽强与敌周旋，1945年，他担任句容县武工队党支部书记兼指导员，1947年任宜、溧、广区工委书记和武工队负责人。

解放后，宋亚欣先后担任苏南区党委纪律检查处处长、丹阳县委书记、县政协主席、常州市委组织部长、武进县委书记（1974.11—1975.11）、镇江地委副书记、江苏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1990年离休后，组建、主持以关爱青少年为己任的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还曾担任过中国新四军镇江研究会会长、镇江市关工委名誉主任。

我的岳父建国之初在镇江市公安处工作过，他曾经对我详细地叙述过周长兴一案的始末，我也曾经如实地写进了《句容的奇人、奇闻、奇事和野史》一帖，刊之于《句容山水网》上。但后来句容山水网改版，将我连续写了十数年的这个长帖给下架了，而我也因为人老多忘事之故，没能全记住。

如今重写此贴，生怕记忆有误，有违历史的真实；不写吧，此事也就无人知晓了。

记得岳父曾经说，当年周长兴是宋亚欣的部下，也是他将宋亚欣秘密送至江边 ，完成了护送宋亚欣北撤任务的。如此推断，当年命令周长兴打入薛埠自卫团的，或正是宋亚欣!

宋亚欣北撤后，可能就与周长兴等句容的部下失去了联系。他过江后的第二年，被调至宜兴、溧阳、安徽广德地区，任工委书记和武工队负责人。战争年代信息难通，以致句容的许多老百姓都认为他牺牲了。当在“镇反”运动中周长兴被诬陷为“杀害宋亚欣”时，周长兴真是百口莫辨：你说曾经护送过宋亚欣北撤，谁是证明人？你说宋亚欣没死，他现在人在哪里？！

1951年1月15日，周长兴遭到了处决。

1964年，句容开始了“四清”运动。

其时，周长兴之子偶尔听四清工作队的队员们说，宋亚欣正在下蜀镇担任“四清工作队”的队长，顿时激动万分，连夜赶去下蜀，还真的找到了宋亚欣……

1965年，“原武工队指导员宋亚欣亲自证明经过，澄清是非”。

“1979年句容县人民法院经复查，实属错杀，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