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容的奇人、珍闻、异事和野史【酒盅里的老句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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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刘三复前世是一匹马



唐朝大和年间，李德裕镇守浙西。当地有一人叫刘三复，小时虽然家境贫穷，他依然能勤奋苦读，很有才学。他的文章写得很精彩，受到李德裕的赏识。后来，李德裕举荐他去应试，果然登科及第，入仕为官，历任尚书。

刘三复自述能记得三世转生之事。据他所言，有一世他曾经是一匹马。他说：“马儿经常口渴难耐，每当远远地看见驿站时，就会兴奋得嘶鸣。如果伤了脚蹄，会连带着心都跟着疼痛。”

后来刘三复骑马时，遇到坚硬而贫瘠的土地，必然放慢速度，如果遇到石头多的道路，必然下马步行。他家不设门槛，害怕伤了马蹄。

（见《太平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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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复的儿子刘邺官至宰相

中唐时期，浙西治所润州下辖的句容有个穷文人叫刘三复。他聪敏绝人，年少丧父贫困，母亲有病，就乞讨粟米养亲，不离左右，很久没有参加科举。

长庆年间，李德裕担任浙西观察使，刘三复带着文章求见。李德裕读后，来不及整理衣冠就出门相迎，征辟为从事，管记室。太和年间，李德裕入朝拜相，用刘三复为员外郎。不久，李德裕罢相，再出镇浙西。李德裕三次出镇浙西十年，刘三复都跟随；汝州刺史刘禹锡待刘三复为同宗，也非常重视他的才能，曾经给他赠诗。

后来李德裕历任义成军、西川、淮南军节度使，刘三复仍然一直追随，官至御史中丞。会昌年间，唐武宗用李德裕主持朝事，刘三复也自谏议大夫、给事中拜刑部侍郎、弘文馆学士判馆事。

会昌四年（844年），故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的养子也是亲侄刘稹反叛朝廷被平定，朝议想赦免刘从谏的遗孀裴氏，法司则认为裴氏有助乱之举。于是李德裕指使刘三复上书，指裴氏犒劳作乱军官的妻女，激励笼络叛党，按罪应该伏法，于是获准。

上表不久，刘三复病亡，留有《刘三复表状》十卷。

刘三复的故事结束了，但刘家的故事还在继续。刘三复有遗孤名叫刘邺，虽然才五六岁，但已能背诗。

李德裕既怜悯这位老部下的遗孤，又欣赏他的早慧，就带回家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们一起学习。

好景不长，唐宣宗继位，一反武宗之道而行，李德裕的春天结束了，最终贬死珠崖；令狐绹当权，即使大赦天下，也轮不到李德裕；刘邺也失去了靠山，在长江、钱塘江地区游荡，写文章为生，也因祸得福地写出了名声。

有了真本事的加持，就不怕没人发现。高少逸（史书误作其弟高元裕）任陕虢观察使时，署刘邺为团练推官；高少逸调任镇国军时，也辟署刘邺。

后来，刘邺被召回京城长安为秘书省校书郎，从此开始京官生涯。

刘三复的遗产还在起作用：唐懿宗咸通初年，在其故人两位宰相刘瞻和高璩推荐下，刘邺任左拾遗；咸通元年（860年），以右拾遗充翰林学士；后转尚书郎中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学士承旨（相当于宰相）。

高璩正是高少逸的侄子，高元裕的儿子。

这一年，正赶上令狐绹出镇，没机会在新皇帝面前吹风，刘邺趁郊天大赦时上奏议论李德裕的贡献并讲述了李德裕贬死后家人四散的情况，请求对李德裕予以赠恤。懿宗下诏追复了李德裕的生前官职太子少保和卫国公爵位，赠左仆射。世人都称赞刘邺的义气。

刘邺进户部侍郎，咸通十一年（870年）以兵部侍郎判度支。不久，懿宗因爱女同昌公主病故，处死了待诏韩宗绍等用药者，逮捕了他们的亲族三百余人，刘瞻为他们求情。

本来按刘邺对李德裕投桃报李的做派，总该多少回报一下刘瞻的举荐之恩，何况刘瞻又是他先父的朋友，更是李德裕的孙女婿。

但刘邺这次却选择了落井下石，和同昌公主的丈夫韦保衡和宰相路岩一同诬陷刘瞻，导致刘瞻被贬！若非连半独立的卢龙节度使张允伸都看不下去了，带头上书为刘瞻申辩，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刘瞻几乎在半路就遭到韦保衡和路岩的毒手了。

咸通十二年（871年），刘邺又以本官领诸道盐铁转运使，再受任礼部尚书，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实质宰相，又判度支，转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累加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兼门下侍郎。

咸通十四年（873年），唐懿宗驾崩，年轻的唐僖宗继位，迁刘邺尚书左仆射。当时尚书仆射已经不算宰相，也就是刘邺被罢相了。

《两唐书》和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记载刘邺还有一个黑材料：他年轻时曾把文章送给官员郑洎，被郑洎的儿子郑仁表兄弟嗤笑鄙夷。于是刘邺拜相后报复，寻起居郎郑仁表的罪过，令他被贬岭南而死。

但是后来考古发现，在刘邺罢相次年（874年）及乾符六年（879年）末，郑仁表分别作了《孔纾墓志》和其姑的《李珪妻郑氏墓志》，落款自称为“镇海军节度掌书记、将仕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也就是说，刘邺罢相时，郑仁表不仅健在，而且还在内地当官，即使确实曾经被刘邺排挤到岭南，这时候也回来了，何来贬死？即使以后再有什么新发现，证明他最后真的被贬死在岭南了，也绝不可能是早已罢相的刘邺所为。晚唐史料混乱可见一斑。

乾符元年（874年），刘瞻被召回并再度拜相，刘邺害怕了。

这一年，刘邺请刘瞻来盐铁院赴酒宴，刘瞻回去即患病，不久病亡，人们普遍怀疑是被刘邺鸩杀的。

此后拜相的萧仿和崔彦昭都不喜欢刘邺，联手将他排挤出京，以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为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观察副大使、知节度事。刘邺在朝堂听到宣诏，在通事引领下来不及拿笏板，前去内殿向僖宗谢恩时，读了一首自己写的诗：“霖雨无功，深愧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归骨之期。”僖宗听了也感到伤感。

刘邺到任后，辟杜让能掌记室、张祎为宾佐；依法处置用巫蛊之道的人，致使以符药谋生的吕用之逃到江浙。后来杜让能成为了晚唐宰相，吕用之则给淮南造成了巨大的麻烦，这些都是后话了。

乾符三年（876年），王仙芝农民军攻打淮南，刘邺向朝廷求援，僖宗命徐州感化军节度使薛能选精兵数千相助；乾符六年（879年），黄巢农民军渡淮南下，僖宗又命浙西节度使高骈取代刘邺，召刘邺回长安，又除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刘邺因病坚辞，改拜左仆射。

广明元年（880年），黄巢农民军攻陷长安，自称大齐皇帝。僖宗逃往成都。刘邺时为右仆射，来不及随驾，和时任宰相豆卢瑑和崔沆躲在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家。

当时张直方已经公开投降黄巢，但却把很多唐朝官员秘密藏在家中。他正是张允伸的儿子和继任者，因为稳不住局势才逃到京城。

因为齐军加紧搜索唐朝官员，刘邺和豆卢瑑、崔沆趁夜逃跑，但都被抓住。黄巢给他们官职，他们却称病拒绝了，于是被杀。一同遇害的还有张直方和前左仆射于琮、太子少师裴谂、御史中丞赵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汤，张直方家被夷灭，死者共计百余人。

刘邺子校书郎刘覃当时也避祸于张直方家，也被害。僖宗回长安后，厌恶刘覃的人说他托附逆党，不以义而死，要让三司详细审理其罪。时任刑部尚书张祎上表章申辩刘覃与父都被黄巢所杀，怎是附逆？刘覃一家获洗雪，刘覃也得赠官。

刘邺不知道，僖宗也不知道，甚至张祎自己也不知道，将来有一天，张祎会成为唐朝的众多掘墓人之一。

早在咸通年间，就有善言祸福的制定历法者在被问及最近宰相多不至四五的缘故时答：“紫微星正有灾，宰相们也不免。”后来宰相杨收、韦保衡、路岩、卢携、刘邺、于琮、豆卢瑑、崔沆都不得善终。

刘邺作有《甘棠集》三卷、《刘邺集》四卷。

《旧唐书》史臣曰：杨（收）、刘（邺）、曹（确）、毕（𫍯）诸族，门非世胄，位以艺升，伏膺典坟，俯拾青紫。


（录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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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悠悠（上）

                     

元光六年某日（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刘彻闻其伯父、长沙王刘发薨殁，遂依成例，在江东的舆图中用御笔圈出一方区域，封予刘发的次子刘党。谁知刘党来此后，竟于次年莫名卒死。由于这位新侯爷尚无子嗣，于是他的领土便被设置成了句容县。

建安十三年（208年），丞相曹操亲率大军占据江陵，企图沿江而下鲸吞江东。会稽太守孙权一边与皇室宗亲刘备结盟相抗，一面又急令临江的句容迅速择地建城，以图安内攘外。

孙权当上吴大帝并迁都建业（南京）后，深知句容是新国都的东大门，又于赤乌三年（240年）命句容在县城内筑城郭、砌谯楼、开护城河，还新建了一座周长为390丈的子城（其时一丈约为2.14－2.38米，约合860米）。

5年后，校尉陈勋奉旨率3万名屯田兵赶赴句容，硬在茅山的北脚啃出一条长达32里的运河，这就是古代水利交通史上极负盛名的“破岗渎”。此后的300多年间，这条人工水道一直贯通着秦淮河与太湖的两大水系，从而保障了南京与三吴地区（吴郡、吴兴、会稽）漕运的安全与便捷。

至此我们才悟然大悟，原来句容县城内新建的子城，并非是让县太爷怒拍惊堂木的衙门，而是一座巨型仓库，专以储存屯田兵突击施工时所需的粮草与各种物资。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句容为了防御倭寇的骚扰，又将县城扩建在周长约７.8里的城墙之内（古代的一里为415.8米，故此城墙的总长约为3.25千米），若能将这座城墙拉直，可以从崇明地铁站一直穿越到句容火车站。

1953年时，句容城镇只有0.86万人；11年后，这里才居住着1.01万人；直到城镇面积比古县城整整扩大３倍的1982年，“街上人”才达到1.87万，其中还包括数百个以种植蔬果为业的菜农家庭。

对于一个有着两千来年悠久历史的江南古县来说，这是一个打水难浑的尴尬数字，因为县邑人口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县在国内的等级。

旧时县城的民宅大都以鲜鱼巷口为轴心，由于战争的破坏，就连县衙也曾几度与中街边的茶馆为邻。老句容人从不讳言县城的逼仄，有的自嘲道：“小小的句容城，大大的寨里村”；有的讪笑称：“县衙打板子，城外都听见”；更有促狭者刻薄地讥讽：“撒一泡尿都能箍三转！”

福地公园里有口碧水盈盈的观鱼池，一条条肥硕的锦鲤不时浮出水面瞻仰着东岸的高岗，不过那并非它们向往的龙门，而是古城墙的遗址。观鱼池的前世是一条日流夜淌的玉带河，这条曾经紧束在城郊中间的玉带，南北两端已经永远消失在市民如织的核心商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建的中央商场裸露出深深的地基，路人远远看见，被削得陡如悬崖的黄土层中，居然埋藏着好多口高低悬殊的朽棺。

那些口不知何时下葬的棺木，是老县城经历过多次浩劫的历史铁证，也向今人展示着古城边曾经的凄凉。倘若天下太平，谁还敢在这种地方的太岁头上动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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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悠悠 （下）



句容撤县建市27年后的2022年，城区已有16.25万人居住，约占全市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
句容市区近十数年来的迅速扩展，已经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比如那座远离西门的、大大的寨里村，就不知何时已被小小的句容城收至麾下，摇身变成了寨里社区。
我是1974年的某个下晚首次乘车来县城投亲的，其时砖石混砌的东门两侧还残存着一段半圯的城墙，不过门洞间两扇厚重的城门早已不知所踪。
由东门入城后，就是《乾隆县志》上所称的“大市”了。天色渐暗，城内偏又遇上停电，街上的路灯全成了睁眼瞎，为数本就不多的店铺全都打了烊。大概是刚从空寂山野出来的缘故，当我行走在这条贯穿县城东西的街上时，总感到狭窄得有点压抑，因为头顶上只消有人伸出一根晾晒衣裳的长竹竿，便能啣接起街两旁陈旧的木楼、错杂的商铺或高矮不一的民居。
我想买点礼物给长辈带去，但走了老远，才在街西找到一家还没关门的饭店。店面里冷锅凉灶，只有一支微弱的烛光，远照在蒸屉里仅剩的三四只面疙瘩上，也辨不清它们究竟是冷包子还是僵馒头。两个上年纪的营业员正准备吹蜡下班，就等着来客最后的接盘了。
我本想照单全收，但又觉得这种礼物实在送不出手，于是只好另寻下家。可是过了此家再无别店，一路上我再也没找到能掏出腰包的机会。
此前我的父母已从南京下放到洪泽湖畔，他们本想将我自离句容县城五十里开外的一家采石场调过去，可是我不愿离故乡越来越远，于是在最后的关头“撒了尿”，并萌生了调来句容的念想。托亲戚的鼎力帮助，此后我终于成了句容东门边的一家小厂的修理工。
尽管当时的县邑就像一个放大的村落，但毕竟不似那个极为枯燥且又危险的采石场，在场子的方圆几里之内，只有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小卖店，而且卖的多是大家用不上的东西。场领导从来不强调安全生产，倒特别热衷大放“卫星”，以致我的好几个矿友非死即残，就连我至少也有两次差点被垂直坠落的石块砸成肉酱。谢天谢地，多年后，在那曾经疯狂采石的宕口，终于被永远地禁止了炸药的张狂。
在县城里呆得越久，就愈发感觉它曾经饱受蹂躏的历史创伤：不仅街窄巷浅，几无高宅大院，就连像样的古民居也很少见。虽然其中也建了一些工厂，但由于因陋就简，急抓急拿，大都显得瘦瘦小——发育不良。整个县城最提上档次的建筑，似是县财政局的办公室，它位于中街西侧的一幢青砖小楼里，据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手笔。可是紧挨着它的院墙外，就被几户人家杂乱无章砌了些房子，将行人逼得三步必须两拐，居然还被诗情画意地叫作“十八弯”，未免有点搞笑。
鲜鱼巷口的清晨是老县城内唯一能聚拢人气的地方，买菜的与卖菜的全赶来这里密切接触，直至中午便曲终人散。不过直至倦鸟归林，也总会有三两个泥腿子匆匆赶来这里，用刚逮到的、星星点点的河鲜换点咸盐钱。
写到这里，我便想起一个苏北籍的、矮墩墩的中年摸鱼汉。他终年穿着一件由蓝泛白的旧中山装，整天在城郊的野塘边转悠，越点水滴冻，就越是他的劳动节。他在很吃力地从脚下套上橡胶质的连衣裤后，再敲开冰块抖抖索索地移步下塘，用一双肿成胡萝卜状的手，不停地在深水里寻找着鱼洞。
说来您或许不信，他时常下水的塘口，就包括如今句容宾馆的周边。不过那一带现已车水马龙，寸土寸金。
县城越小，熟人就越多，只要结识了一个朋友，也就等于与他的三兄四妹结了缘。有个自来熟的同事曾经不无自豪地说：“从东门到西门，十有八九的行人我都认识！”我有些不信，于是便和他击掌打赌，结果还没陪他从东门走到西门，就输掉了两包“过滤嘴”。
县城小的最大好处，就是人人都特别省鞋底。在小厂时，我刚从宿舍下了楼梯就能钻进车间；调入文化系统并结婚后，蒙局领导照顾，我的家与办公室只隔了一层三夹板，即便后来遇上乔迁之喜，去上班也等于到近邻家串门。
我曾经心血来潮，花了几个月的工资，买来一辆崭新的金狮牌自行车，不过它很快就成了我的累赘，因为我即便不以车代步，那一双腿也已闲得快要报废了！
我在县城连呆了17年后，还是决定调回南京。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觉得小县城的短板太多：没有报刊、没有创作园地、没有文学讲座、没有名师辅导……这对一个不得不学着以码格子为职业的文化工作者来说，实在是一个难对局外人所言的缺憾，就像球迷找不到球场、舞者难寻觅空地、歌手被晾在荒野……
我是个只上过一年半中学的六七届知青，后来误打误撞，居然混成了县文化局的创作员，由于上无传承、中缺师授、下乏才华，无时无刻不苦恼这碗饭太难吃。我可以写不出任何的小说和诗歌，但必须保证得似盒“万金油”，每年能和文化馆的同事整出几个新的文艺节目，什么小戏、小品、表演唱、故事……明明一窍不通，也得硬着头皮写，写出初稿后让先让同事们讨伐一番，再带去镇江参加改稿会，然后便无休无止地改，直至好歹能参加演出，并至少得捞个二等奖，才能盖住面子。至于三等奖，那只是一张安慰参与者的彩纸。否则，哪个领导能容忍你天天端坐在办公室里喝茶吹牛看闲书、迟来早退？
大城市里的媒体虽说汗牛充栋，但对任何一篇想挤入的作品也极为严苛。写作不亚于科研，一旦染指，就得把自己变成新思路层出不穷的永动机。句容有着各种精彩的故事，但许许多多的内容如果不经过高手的指点，就很难被提炼出来。而我的笔力实在有限，一旦用钢笔尖砌成的中文墙不能变成铅印字或供表演的脚本，就会感到十分焦虑和沮丧，直至失眠后乱怪床歪。
由于我的工作时间充满了弹性，故长年上的是自由班，这一来，家庭主厨的职责就非我莫属了。当时县城里家家使用的是煤基炉，它一天至少得加四块厚厚的黑饼，每加一次都有着熄火的风险。要想保证它日夜充满热情，一开炉门就烈火熊熊，而且每个月的用煤量不会超过计划供应数，这可是个鼎级高手都不易掌握的绝活，即便谁真真有这个本事，又怎能保证块块煤基都没掺入过多的黄泥或矸石粉？
南京的许多人家陆续用上了液化气罐，用手一拧，一团蓝色的火焰便喷涌而出，只消十来分钟，两菜一汤便能端上饭桌，那该有多爽歪！
就连一些县人大代表和县政协委员，也深感家中的“举火维艰”，不时在全县的两会上热议这个话题，有人甚至将生产煤气罐的希望寄托在县化肥厂厂长的身上。然而这只是外行人说外行话，以致大家“天天想走天堂路，清早起来还得生煤炉”，我的火气就是在写不出稿子与炉火常熄的痛苦中越来越大的。
沉重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终于变成了我逃出句容的最大动机。我和任何中青年一样，对未来充满着幻想，虽然“叶落归根”四个字对当时的我来说还嫌过早，但总觉得一个曾经的知青只有重新返回故里，工作得得心应手，才能算终结人生的漂泊。
不过，当我调回南京的愿望终于实现后，方才发现，哪怕自己重新投胎转世，新的苦恼很快又会如影随形。
不知哪位哲人说过：“距离产生美。”是的，每个人在自愿离开久居之地时，都会产生一种无法遮掩的庆幸。不过时间越久，心中越会淡化此前种种的牢骚甚至愤懑，并由此萌发出一丝丝甜蜜的回忆。这种甜蜜会似荡开的涟漪，一圈又一圈地在心底放大，直至伴随自己的终身。
近几年来，我因不时得陪同妻子前来句容伺奉久卧病榻、年逾百岁的老岳母，又成了句容城里的老客。此前的各种奢望已如葛仙湖畔的晨雾随风散去，如今我最喜欢比较的，已是两地何处更为宜居。
至少到现在，我还真没发现句容在衣食住行方面仍有什么逊于南京之处，倒是不时觉得，如果我当初没能如愿，至少自己的居室会比现在宽畅许多，能容得下我舍不得处理的更多藏书。
夜半时分，我时常暗问自己：如果上天允许你重新选择一次，你会不会继续留在句容呢？


（作者简介：南京籍人，1967届初中知青，下农村牧过牛、挑过河、种过地，上矿山采过石，后来句容修过汽车、当过小厂的文书，因胡乱在纸上涂鸦而幸运地当上了县文化局的创作员。1992年被调任某省刊任编辑，直至退休，如今一直坚持以挖掘与撰写句容的各种史料为最大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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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何，此贴发出来多是乱码，只好暂且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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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过毒后再试

204

元时茅山“琅*所”　“炼师”曾是大将军（上）

我们一提起元代擅诗的茅山高道，必会想到张伯雨，然而在元末明初时，茅山还曾经出了一个颇具诗名的“炼师”，此人名叫沈秋渊，据说他在文字上“裁云剪月”的本领也十分了得，居然高达“三千首”之多！

所谓“炼师”，是古代人们对高道的一种尊称。

　　可惜不知何由，古籍中有关沈秋渊的史料大都佚失，故我即便在整理出本文之后，对他的籍贯、生卒时间、为何要遁来茅山修行等等，仍然一头雾水，只知道他曾经当过“大将军”，可是其时国内至少有元政权、陈友谅、张士诚、朱元璋等统帅的多种军事力量在相互较量，至于沈秋渊当过哪家的“大将军”，又令人非常猜疑。

　　　　　　一、沈秋渊在茅山修道于“琅*所”

　　元代后期，浙江嘉兴的水西寺住进一位著名的僧人，此人本姓余，字仲铭，乃江西鄱阳人，自号“江左外史”，法号“释克新”，又被他人称为“雪庐和尚”。

　　释克新先攻儒书，后改习佛学，明洪武初年，他曾经奉旨进入西藏进行安抚，可见他不但懂得梵文的佛经，对藏语也颇为精通。

　　释克新生前著有《雪庐南询稿》和《雪庐集》两本诗文集，在《雪庐集》里，藏着一首他写给“茅山沈道士”的一首七言诗，诗名为《琅*所》。诗曰：

　　　　仙人种玉茅君山，春风抽出青琅*

　　　　万个森森翳云日，下有芝草长栏干。

　　　　九秋琼露坠瑶海，凤凰夜栖毛羽寒。

　　　　仙人时来琅*下，采芝斸玉和神丹。

　　　　丹成白昼上天去，风鸣环佩声珊珊。

　　所谓“琅*”，在古代汉语中既是仙树，也代指翠竹。顾名思义，“琅*所”也就是沈道士筑在茅山竹树深处的修道之所了。

　　这首诗的大意是：仙人在茅山种下玉石之种的时候，春风也从土中抽出无数的竹笋。繁茂的竹叶遮住云彩和太阳，连灵芝都长到了房前屋后的围栏上。深秋的夜露从树叶上坠落，凤凰栖息在这里也感到寒凉。仙人们不时来到翠竹林下，有的采摘灵芝，有的砍伐美玉，用以就地炼取神丹。当神丹炼成之后，他们就会在白天飞上天宫，半空中只留下风声和仙人们身上佩饰相撞时发出的悦耳声音。

　　释克新的这首诗写得很是优美，但是并没有涉及他与茅山沈道士之间究竟有着何种私人情谊，这就隐隐说明，释克新与沈道人只是一对超越宗教门派、相互倾慕的诗友，至少在此时还没有见过面。

　　《琅*所》一诗不但未能被翟中华先生所主编的《诗韵句容》与李洪文先生所编著的《句曲诗综》收录，就连在“百度”上搜索不到。它只被珍藏在明初无名氏所编录的大型历代诗歌总集《诗渊》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书目文献出版社曾经影印出版过该书存世的残本,由于书中的几万首诗作都是古人用毛笔抄录下来的，字体本就很小，再经过胶片影印，使得全书的清晰度大打折扣，加之整套书的价格相当昂贵，连许多中小型图书馆都无力收藏，故读者面也就非常狭窄。

　　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首诗，因此才得以追踪到这位神奇的沈道士的。

　　此前或此后，释克新还写了一首题为《次铁崖送沈道士》的七言绝句，诗曰：

　　　　　　会稽山前贺狂宅，句曲洞口陶仙家。

　　　　　　参差楼阁五云里，飞佩时时凌紫霞。

　　此诗的大意是：我在浙江的会稽山，恭贺你从此在茅山有了无拘无束、别具一格的家，它就在华阳洞旁，与已成了仙的陶弘景的故宅相邻。那里的道观大都相似，全藏在五色祥云里，你健步如飞时，身上的玉佩晃荡得就像是要与天上的紫霞比个高低。

释克新在诗中将沈道士在茅山所建的“琅*所”戏称为“狂宅”，“狂”在此处是不受传统建筑方式约束的意思，可见它很符合沈道士的性格：独特、豪放、纵情、洒脱。

从这首诗的诗题上我们可以看出，是“铁崖”先给沈道士写了一首诗，而后释克新又借此诗韵和了一首。于是我们可以从中获悉，沈道士还有一位更铁的文友，他就是元代的诗坛领袖杨维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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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场子的逛客

说明：此贴中的“琅*所”三字，其中第二个字显示不出来，它是“王”字旁加个“干”字，此字仍读作“干”。
非常感谢２０４帮我转发了此文，我刚才试着将文字转在电脑的记事本上然后再发，没用；将电脑杀毒，也没用。

204

赶场子的逛客 发表于 2024-9-4 22:35
说明：此贴中的“琅*所”三字，其中第二个字显示不出来，它是“王”字旁加个“干”字，此字仍读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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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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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时茅山“琅　王干　所”　“炼师”曾是大将军（２）
二、杨维桢在诗中透露的沈道人的些许秘密
　　杨维桢（1296年－1370年），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乃今浙江之诸暨人，他是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文学家和书画家。
　　杨维桢年轻时中过进士，放为天台县尹，因遭奸吏报复免官。继任职钱清盐场，因请求减轻盐税被斥为忤上，以至十年不调，后官至专理刑狱的建德路总管府推官，继升至相当于教育厅厅长的江西儒学提举。他元末避乱居富春山，后迁居今之杭州。张士诚居浙西时屡召不赴，后徙松江，从此遨游山水，以声色自娱，东南才俊之士登门求教不绝。
　　杨维桢的诗，最富特色的是他的古乐府诗，既婉丽动人，又雄迈自然，史称“铁崖体”，极为历代文人所推崇。有称其为“一代诗宗”、“标新领异”的，也有誉其“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的，当代学者杨镰更称其为“元末江南诗坛泰斗”。
　　杨维桢的名气如此之大，茅山的沈道士居然能与他遥相唱和，可见其的诗作水平也旗鼓相当。
　　从杨维桢所写的《寄沈秋渊四绝句》和《寄秋渊沈练师》二诗中，我们才得以知道沈道长本名沈秋渊。
　　　　　　　　《寄沈秋渊四绝句》
　　　　　　大将军诰入酒市，贵公主镜落田家。
　　　　　　不知有客琅　王干　所，独自吹笙醉碧霞。


　　　　　　句曲已无张外史，道士今有沈东阳。
　　　　　　裁云剪月三千首，独虎仙官不取将。


　　　　　　鹿皮之冠鹤氅裙，军前不肯带铜鱼。
　　　　　　花猫望鹿拜履下，知有枕中黄石书。


　　　　　　鹦鹉水深莲叶航，书来约过百花庄。
　　　　　　醉披锦袍上船去，倩得小姬连笛床。
　　由于这四首七绝都属于诗人之间的酬对奉和，故局外人不太容易读得懂。它的大意我且试着为您翻译一下：
　　曾经被皇帝任命过的大将军遁入了酒家，如同公主的一面宝镜消失在民间。谁能想得到他已经成了茅山琅　王干　所里的客人，正独自在云岭深处乘着酒兴吹笙呢。
　　茅山虽然已经没有像张伯雨那样的高道了，但现在又多了个了不得的沈东阳。他精心写下过三千首好诗，就连天上的仙官也无法取代如此独特的人。
　　当戴着隐士的鹿皮帽、穿着道袍的沈秋渊终于被找回军中时，他连能证明自己高贵身份的凭证都没肯随身携带。即便这样，将士们依然知道尊卑有别，全像温顺的猫拜倒在高贵的鹿的身下。大家都觉得他就像秦时的黄石公一样，藏有能让张良成为汉初开国元勋的《太公兵法》一书。
　　鹦鹉般碧色的深水载着一只小船在莲叶中穿行，那是我应沈道士来信之约赶赴百花庄。俩人都喝醉后，我披着他锦缎制的道袍回到船上，还欣赏到一位美丽女子为我连续的笛子独奏。
　　从杨维桢的这四首绝句中，我们可以大略获知，沈秋渊本是一位能文能武、且十分擅长写诗的高级军事将领，可是后来却不辞而别，遁来茅山，并在他新筑的的琅　王干　所里修道了。尽管他后来还是被找回军中，但已完全是道士打扮，并受到了将士们的集体膜拜。此后，沈秋渊似乎并没有留在军中，因为杨维桢似乎还应沈秋渊的邀约，来过茅山的“百花庄”……
　　沈道人明明叫沈秋渊，在此绝句中怎么又被改成“沈东阳”了？须知这是杨维桢对他的特殊赞誉。
　　沈东阳本名沈约，是梁时著名的文学家，因为他曾经当过东阳太守，所以人称沈东阳。沈约身体清瘦，曾经自称“革带常应移孔”。从元时起，艺术家们便把体形相对瘦弱或博学多才的人褒称为“沈东阳”了，所以杨维桢在此也巧妙地运用了这一典故。
　　杨维桢的《寄秋渊沈炼师（所居号“琅　王干　所”）》一诗则如此写道：
　　　　　　琅　王干　种得三千个，个个琼台玉树齐。
　　　　　　秋净双凫青泖曲，夜寒一虎大茅西。
　　　　　　长茸不著花猫猎，深竹时闻翠羽啼。
　　　　　　老我所须唯铁杖，不须太乙乞青藜。
　　杨维桢此诗的大意是：你在茅山种的许多棵竹树，应该都长得和琅　王干　所的楼台一样高了。我想，在你那儿，野鸭还成双结队地嬉戏在秋天的小湖深处，一只老虎总出现在大茅峰西边的寒夜里。山猫无须靠细嫰的杂草藏住它的行踪，繁茂的竹林里不时传出翠鸟的啼叫。我老了之后将只需要一柄铁棒做支撑，是不会向神仙乞要藜杖的。
　　杨维桢应该也入了道，因为他曾经自号过“铁笛道人”、“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但在这首诗中，他似乎也在告诉沈秋渊：我虽然信奉道学，但并不需要神仙的特殊帮助。
　
（未完待续）
（附注：本文中“琅　王干　所”的“王干”一字打不出，还使得正文变成了乱码，故只好用这两个字替代。它念“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