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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来,看我新开的《五味杂陈故事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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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6-3-18 09:56:46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临终前最后悔的事
莫飞

一 位在医院工作多年的护士说:

一些大龄病人,也包括年轻的弥留者,他们临终最大的遗憾出奇的一致,且简单。

没有宏伟叙事,他们不会感叹自己曾经没好好学习,没好好工作,或者,错过了什么姻缘和爱情。

他们更多的遗憾是,没去过什么什么地方旅行,没吃过什么什么好吃的,没对自己更好点,没让自己更开心一点。

他们最多的祈愿,就是病好后,一定要出去多走多看,多吃好吃的,不再过那种束手束脚的生活。

可惜的是,他们最终连ICU的门都没能走出去。

听到护士的这番话,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篇文章《临终前最后悔的五件事》,作者根据自己多年的临终关怀经验,总结了人们在临终前最后悔的五件事。

它们分别是:1、我后悔没有勇气为自己而活,只是过着他人期望我过的生活;2、我真不该那么认真工作;3、我后悔曾经不敢表露真实的想法;4、早知道我该和那些老朋友保持联系;5、我多么希望曾经的自己可以开心一点。

悬崖止步,回头不晚。

亚里士多德说:“生命的本质在于追求快乐,而使得生命快乐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发现使你快乐的因素,增加它;二是,发现使你不快乐的因素,减少它。”

与其等到生命尽头才幡然醒悟,不如趁现在还来得及,去努力改变现状。

未来是不存在的,人这辈子,最大的虚妄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抱着莫名的幻想,从而不断错失眼前。

不要等到生命维持机器警报响起的时候,才开始后悔;不要等到没有力气的时候,才想去奔跑;不要等到所有的门都关上的时候,才想去出发......

其实,那些人在临终前追悔莫及的事,在寻常的日子里,在当下的这一刻,随时都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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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6-3-26 18:20:20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为什么历史学家会普遍认为,公元 536 年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一年?

热牛奶和想象力








公元536年,被很多人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惨的一年。可是那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你了解吗?

一言以蔽之,那一年的太阳出了大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持续了几天,也不是几个星期,而是整整两年多的时间,白昼似乎被抹除了一般。
根据记载,当时北魏的洛阳,正午的太阳会呈现出一种类似于淡黄的圆盘样貌。而且那年的风沙比往常更重,空气里时常带着焦味。

当时就有人在竹简上记录:“漫天昏黄,呼吸皆焦土之气。”
而南边的南京也不对劲。那一年,天空灰得发黄,像是有人往天上泼了脏水。人们说,连鸟飞得都低。
同一时期,南朝史书记下这样一句:“日色如暮,五谷不熟,人相食。”这可不是夸张,当时百姓并没有多少余粮。而一旦天有异变,饥荒就不远了。

几千公里外,拜占庭帝国的史官普罗科匹厄斯也在羊皮纸上留下了一句话:“太阳无光,宛如月亮。”

欧洲的白天灰白一片,看着就像持续的傍晚。而且,气温骤降,夏天冷得像冬天。谷物不长,牲畜饿死。太阳虽然没有消失,但是就是没有光。

那这种极端现象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几个世纪后,科学家在格陵兰的冰芯里找到线索。冰层里硫酸盐含量突然暴增,年份正是534到536之间。
这说明,那时候地球某处发生了极其猛烈的火山喷发。灰尘、硫化物冲进平流层,挡住了阳光,全球温度一下掉了两度。

两度,听起来不多,但那足以让农作物歉收、河流封冻、草原变荒。这影响力真的难以估量!
学界后来还做出进一步的推测,那可能不是一座火山,而是两次连续喷发。第一次让天空变暗,第二次把地球拖入了“小冰期”。
有人说源头在冰岛,也有人说是印尼林贾尼火山。地点至今没定论,但无论哪一座,喷发的威力都能把阳光打散。

当时全世界的人类可以说是遭了老罪了。

中国北方在夏天落雪,山西“雪深三尺,牛马冻死无数”。《梁书》写得干脆:“夏月降霜,禾稼皆枯。”在南京,大雨夹着冰雹砸穿了屋顶。黄河一带风沙成灾,天是黄的,地也是黄的。
陶器上还刻着人们用手遮脸的姿势。欧洲的树木几乎停止生长。北欧畜牧业崩溃,人口锐减。波斯帝国的农民为了水源打仗,起义一个接着一个。整片大陆陷入了一种说不出的荒凉。

之后,自然灾害会进一步推动人祸的产生。

陕西出土的一块木牍上写着:“一童子,值半匹绢。”一个孩子,只换得半匹布。再往下看,一个成年男子的身价是“两石粟米”。
西魏丞相宇文泰开粮仓赈济百姓,可长安城外依旧尸横遍地。太长时间的饥饿让身体垮掉,瘟疫接踵而至。

541年,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传来消息:瘟疫爆发。那是后来被称为“查士丁尼大瘟疫”的开始。每天死一万人。
尸体堆在港口,臭气飘进君士坦丁堡的皇宫。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活了下来,但他从此再也无力复兴帝国。
人口从四千万掉到两千六百万,军队打不动仗,国库空了。一个帝国,就这样被寒冷和疾病慢慢掏空。

中国这边也没好到哪去。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内乱不断。宇文泰在沙苑之战中以少胜多,为了稳住局势,他推行均田制府兵制,把流民编入军队。
那些无地的百姓,在战场上重新“有了名字”。制度的诞生,有时候并不是出于智慧,而是出于生存。

而拜占庭的命运,就没那么幸运了。

一边是灾荒和瘟疫,一边是财政崩塌。查士丁尼的法典改革没救回经济。等到632年,阿拉伯帝国趁势崛起,连叙利亚和埃及都被夺走。拜占庭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光辉。

今天的学者仍在为那场灾难寻找确切答案。
有人坚持是火山喷发,也有人认为,是一颗彗星碎片闯进地球大气层,留下了铱元素的痕迹。无论哪种解释,结论都一样:地球的力量远超人类的想象。

历史学家称那段时间为“晚古小冰期”的起点。从那以后,气候与文明之间的微妙关系被一次次验证:火山喷发、太阳黑子、气温异常,都可能成为政治和社会转折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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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6-3-28 00:21:52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袁世凯仅当了83天皇帝就下台,却造了近8亿枚银元,为何袁大头能火遍全国几十年?原因其实很简单!
和自己赛跑的老陈











民国时期,有个常见的场景:
如果有人拿一沓纸币去买东西,店家接过去看两眼,就会往回一推,说不收。你要是问一句为什么,人家也不跟你讲大道理,就扔给你一句话:“这玩意儿不靠谱。”
不是不给你面子,是这钱用起来心里没底。
如果是一枚银元,只要往桌上一放,基本不用多说什么,掂一掂,听个响,事情就定了,你拿它买米、买布、甚至攒起来当家底,大家都认。
至于这银元上面刻的是谁,其实没多少人在意。
比如袁大头,就是这样的一种相当坚挺的货币。它从1914年开始发行,一直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统一回收,逐渐退出流通,但个别地区甚至延续到50年代后期。
很多人会奇怪,袁世凯不是才当了83天皇帝就死了吗?为什么印着他头像的袁大头却火爆了近半个世纪?
其实把时间往前拨一点,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的货币环境相当混乱:银两、铜钱、纸币并存,各省都自己铸币,外国银元(如墨西哥鹰洋和西班牙银元)也大量流通,但没有一种钱让人真正放心。
因为铜钱越铸越轻,含铜量一降再降,你今天拿它能换一斗米,过几天可能就只能换半斗;
银子虽然看着值钱,但要称重、看成色、扣火耗,稍不留神就被人“坑”一刀,外行人根本分不清。
至于纸币,更像是赌博了。谁在台上,谁说它值钱;人一换,说法就跟着变,你今天手里攥着一沓纸还能用,明天可能就没人认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袁大头出现了。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4年(民国三年)开始大规模发行统一货币。袁世凯采取了一个很“西方化”的做法,把自己的头像印在货币上,这其实模仿的是西方传统(比如英国国王头像硬币)。
货币的正式名称叫“袁世凯像壹圆银币”,是以袁世凯头像为图案的银元,正面是袁世凯侧面头像(所以老百姓叫它“袁大头”),背面是稻穗图案 + “壹圆”字样,材质采用银(成色约89%),面值是1元。
重量、规格和成色都定死,标准重量库平七钱二分(约26.6克),含银量稳定在89%(接近国际银元标准),铜11%,全国统一铸造。
这些数据听起来只是技术问题,但放在当时,其实是一件很“反常识”的事——之前别人都在想办法从材料里省一点,它却偏偏不省。
久而久之,市场就给出了反馈,迅速成为全国通用货币。
这种银元不用称、不用问,拿出来大家都认,你去北方能用,去南方也能用,商人收,百姓收,连军队发饷也用它。
说白了,它解决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交易的时候不用再多想了。
以前做一笔买卖,要反复确认钱的真假、分量、成色,现在省了这一步。对做生意的人来说,“省心”就是价值。
更关键的是,它不太可能突然“变成一堆废纸”。
纸币的问题,不是不能用,而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不能用。
民国后期国民政府也不是没发过新钱。法币、金圆券一轮一轮推出,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但问题很快就出来了——印得太多,钱越来越不值钱。
1937年前后,100元法币还能买两头黄牛,对于普通人家来说,算得上是一笔不小的家底,可到了1948、1949年,法币已经贬到什么程度?同样是100元,连一斤米都未必买得到,很多地方甚至夸张到连一粒米都换不回来。
金圆券更夸张。1948年发行的时候,号称“稳定物价”,结果不到一年时间,面额从几元、几十元一路涨到几百万、几千万,当时有人拿着一捆金圆券去买东西,对方连数都懒得数,直接摆手不收。那几年最常见的画面是一麻袋一麻袋的纸币搬来搬去,却换不回一麻袋粮食。
后来,不管是各地军阀,还是再往后的政权,都尝试过发行新货币,但都换不动。因为只要老百姓心里没底,新钱就很难真正流通开来,钱这种东西,说到底不是印出来的,是被人用出来的。
可银元不一样。
它本身就是银子,就算不当钱,用料也摆在那里。
这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越是局势不稳定,大家反而越愿意用袁大头。
再回到那个问题——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为什么他的头像还能在钱上流通几十年?
因为,这两件事本来就不是一套逻辑。
袁世凯的权力,靠的是别人承认,一旦各地不认,他的“皇帝”身份就保不住,很快就散了。但袁大头不一样,它不需要谁背书,你认不认这个人,并不影响你认这枚银元。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挺耐人寻味的局面:台上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制度也在不断调整,但台下的普通老百姓还是更愿意认那枚老银元。
这不止是习惯的问题,更是一种本能的选择。在那个乱世年代,经历过太多变故之后,老百姓会自动筛选出那些最不容易出问题的东西,然后一直用下去。
这其实就是最朴素的市场法则——谁更稳定,谁就能留下来。
在一个什么都可能变的年代,能让人心里不慌的,往往不是谁的承诺,而是手里那点实实在在、掂得出分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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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6-4-4 00:02:31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印度是真的烂还是咱们在信息茧房里面?我总觉得不至于吧











十几天,跑了德里班加罗尔恒河上游几个地方,我回来后的第一反应很直接:印度不是被黑得太惨,是真和我们中国如今习惯的现代生活隔着年代!
当然,这话也得往细了说,印度不是那种整个国家一无是处的烂,也不完全是我们在信息茧房里看多了极端视频才形成的错觉。
更接近我的真实感受是:这个国家有局部的现代感,也有很强的精英产业,可普通人脚下那套日常生活系统,确实还停在一个让中国人很难适应的阶段。

你去一趟,特别是不只待在一个城市,基本很难还抱着网上夸张了吧的心态回来。
我2019年去的时候,最先感到不对劲的,不是什么宗教,不是咖喱,也不是贫民窟,是那种很基础的社会运转效率。
你在中国待久了,会把很多东西默认成空气:路该是通的,物流该是快的,车站该像车站,三百公里不该坐一天,五六十公里更不该走到怀疑人生,可这些在印度,很多地方真不是默认配置。

先说城市表面。
大型商超不是没有,但密度不高,覆盖感不强,远远没有中国这种下楼就有连锁便利店、开车十分钟一个商业综合体的感觉,更多还是沿街小店,马路两边密密麻麻全是个体商户。
你说这是不是烟火气?是。可那种烟火气背后,不是成熟商业系统的补充,更像现代零售体系根本没 fully 铺开,所以只能靠无数小摊小店把生活撑起来。
刚看会觉得热闹,看久了就会明白,这和中国今天很多城市那种高效率分发、集中采购、标准化服务,不是一回事。

真正让我发懵的还是交通。
我们当时在北方邦,去恒河上游一个景点,直线也就五六十公里。
按中国人的经验,这种距离,开车一个多小时、撑死两小时,差不多了。
结果那一趟,硬是走了七八个小时,一路不是像样的硬化路,不是你以为那种双向两车道但有点破,是很多地方真就谈不上什么现代公路系统,车子在村庄和土路之间绕来绕去,速度根本提不起来。
那时候我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不是这路真烂,是:这个国家物流得慢成什么样,才能允许日常这样跑。
你只要把这种路况代入货运、代入通勤、代入看病、代入上学,很多问题一下就不用解释了。

铁路也差不多,德里火车站给我的震撼特别直接。
你要说它完全不像火车站,也不至于,但那种简陋感非常强,很多人就地躺着,整个候车环境更像一个巨大、嘈杂、临时撑起来的棚子。
我们坐的还是一等座,相对已经算条件不错了,可三百公里左右的路,居然还是晃了七八个小时。
这个速度放在今天中国,别说高铁了,普通人都很难接受,你站在那个环境里,会真切意识到,印度不是某几个角落落后,是很多基础系统本身就没建立到位。

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闲散人口太多。
这个说法可能不够精确,但你走在德里机场到市区那一路,路过贫民窟,看见那些讨钱的小孩;再到恒河上游,街边、路边、寺庙边、河边,到处都是一群群无所事事的人,那种视觉冲击挺大的。
你会忍不住想,他们不工作吗?这问题问出来可能有点简单粗暴,可人到了现场真会这么想。
碰上宗教节日的时候,一路上乌泱泱全是穿着橙色衣服、挑着东西往寺庙方向走的人,队伍长得像没有尽头。
你当然知道这是宗教活动,也知道不能拿中国人的工作纪律去硬套人家的生活方式,可当这种场面跟破路、破车站、破系统放在一起时,心里的观感很难好起来。
一个国家的人当然有权朝圣、有权停下来过节,可一个社会如果大量劳动力长期不在生产和现代组织里,这个国家为什么运转得慢,很多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恒河边那一幕,我到现在印象都还很重。
人是真的多,密密麻麻,全往河边挤,同行的印度人,不分男女,都特别兴奋地下去洗澡。
那种虔诚你能看出来,可我作为一个外来者,生理上是真的接受不了。
更别说周围很多人就地躺着,旁边甚至就是牛粪。
这个画面你在屏幕上看是一回事,真站在边上闻到那个味道、看到那种毫无边界感的混杂,又是另一回事。
那一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特别粗糙的感叹:这国家和我们如今习惯的卫生观念、公共秩序、生活体面,真的差得太远了。

吃的东西也让我很难适应。
印度菜当然有很多讲究,甚至不同地区能做出上百种咖喱,这个我知道。
可作为一个中国北方胃,连着吃十几天,感受就是:真难熬。
各种糊糊、各种颜色、各种香料扑脸,味道又厚又乱,手抓饭那种吃法我也始终过不了心理那关。
不是说人家的饮食文化低级,是我真吃不惯,那十几天我最稳定的习惯,就是不碰生水,只喝矿泉水,矿泉水还得烧开以后才放心。
出门在外,连喝口水都得多想一步,这种紧张感会不断提醒你:你现在待的不是一个高卫生标准、低风险运行的社会。

所以回到那个问题:印度到底是被妖魔化了,还是它真的就这样?
我的答案很简单:网上确实爱放大极端画面,但印度整体基础面真的不强,这不是滤镜问题,是你落地以后很容易亲身撞上的现实。
你可以说,印度也有班加罗尔这样的科技城,也有英语优势,也有大公司,也有精英阶层,这些我都承认。
可一个国家给普通人的真实体验,不看几个写字楼,不看几个互联网园区,得看路、车、站、吃、住、卫生、效率、秩序这些东西。
按这个标准,印度和今天中国之间,差距非常大,不是一点落后,是系统性的、全方位的、让中国人很难装作没看见的差。

我后来想了想,最准确的说法大概是:印度不完全是我们信息茧房里那种只有脏乱差的单一国家,可它也绝对不是有些人口中那个被误解太深的潜力大国就能轻松概括的地方。
你真走一圈,多跑几个地方,最后留下来的感受,大概率还是一句很朴素的话:这个国家离现代高效社会,确实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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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6-4-22 16:01:51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李鸿章东南互保已属谋逆,事后慈禧为何不凌迟他
快乐
不是慈禧不想杀,是她终于看清了一个事实:大清的命,在李鸿章手里,不在她手里。一、先说清楚”东南互保”到底有多炸裂
1900年,慈禧向十一国同时宣战。
这是人类近代外交史上最疯狂的操作,没有之一。
诏书发到东南各省,李鸿章看了一眼,说了两个字:
“乱命。”
这两个字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老太太疯了,这道旨意我不听。
然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大清帝国最有实权的几个封疆大吏,联合跟列强签了协议:
你们打你们的北京,我们保我们的东南。互不干涉,两不相帮。
这是什么性质?
皇帝对外宣战,封疆大吏公开抗旨、私通外国、划地自保——放在任何一个朝代,这都是族诛的大罪。
搁在雍正手里,李鸿章全家坟都给你刨了。 搁在朱元璋手里,十族都不够凑。
但慈禧呢?
事后不但没杀,还让李鸿章当了全权谈判大臣,代表大清去签《辛丑条约》。
为什么?
二、因为慈禧发现:她没有资格杀李鸿章
很多人把慈禧想象成一个至高无上的独裁者。
不是的。慈禧从来不是靠权力活着的,她是靠”权力的平衡术”活着的。
她一辈子玩的就是一个游戏:让下面的人互相牵制,自己坐在中间当裁判。
曾国藩强了,就捧左宗棠;李鸿章大了,就扶张之洞;淮军盛了,就养湘军。她不需要自己有兵、有钱、有能力,她只需要确保没有任何一个人强大到可以不需要她
但1900年的局面,把她这套玩法彻底击穿了。
因为东南互保的本质不是某个人反了,而是所有人同时不听话了。
李鸿章不听、刘坤一不听、张之洞不听、袁世凯不听——裁判突然发现,球场上所有球员集体罢赛了。
你怎么罚?罚一个?剩下的人怎么想? 全罚?谁来替你执行?
当所有有能力执行你命令的人都不服从你命令的时候,你的权力就不存在了。
慈禧不是不想杀,她是发现自己已经杀不动了。
三、因为乱子是她自己闯的,还得李鸿章来擦
我们复盘一下1900年的局面:
慈禧为什么向十一国宣战?因为她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觉得可以利用这帮人把洋人赶出去,顺便把光绪的靠山(列强中同情维新派的势力)也一并铲除。
说白了,她打的不是爱国牌,她打的是保权牌。
结果呢?
八国联军两万兵力,一路平推,天津沦陷,北京城破,慈禧带着光绪坐驴车跑路,一口气跑到西安。
这个时候她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惩罚李鸿章”了,而是”谁来救我”。
你放眼望去,整个大清——
能跟洋人坐下来说话的人:李鸿章。 洋人认识并且愿意跟他谈判的人:李鸿章。 能在东南维持住局面、让大清不至于就地解体的人:还是李鸿章。
你杀他?杀了他谁去跟八国联军谈?你自己去?
慈禧这辈子最屈辱的一刻,不是坐驴车逃出北京。而是逃出北京之后,还得回过头来求那个公开骂她”乱命”的人来收拾残局。
这就是权力最讽刺的时刻:你还坐在龙椅上,但你已经要看臣子的脸色了。
四、因为李鸿章做的是对的,而且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最要命的一点。
东南互保到底是不是谋逆?从法理上说,当然是。抗旨就是抗旨,没有第二种解释。
但从事实上看呢?
如果李鸿章他们听了慈禧的话,东南各省也跟着向洋人开战,会发生什么?
大清,当场解体。
北方被八国联军占了,南方也打起来了,全国处处烽火,列强趁机瓜分——这就不是赔款割地的问题了,这是亡国灭种的问题。
正是因为东南互保,大清的经济命脉保住了,半壁江山没有卷入战火,列强也不至于觉得必须彻底肢解中国。
慈禧跑到西安,能吃上饭、能有银子花、能还有朝廷可以维持,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东南没有乱。
你惩罚救了你命的人?你有这个脸吗?
慈禧是个精明人,她知道:这件事上,错的人是自己,对的人是李鸿章。
但她永远不会说出来。
她只会用”不追究”三个字来表达这份心知肚明。
帝王的认错方式,从来不是道歉,而是沉默。
五、因为杀了李鸿章,就等于向天下人承认:大清的皇权已经是个笑话
这是最深层的政治逻辑。
如果慈禧追究东南互保——
那她就必须向天下人解释:为什么这些封疆大吏敢公开抗旨?为什么她下的旨意调不动一兵一卒?为什么地方官可以跟外国人私自签约?
每解释一句,就等于向天下人多暴露一分真相:
大清的中央权威,已经名存实亡。
你不追究,大家还可以装作这件事没有发生,还可以维持”朝廷至高无上”的体面。
你一追究,盖子就揭开了。所有人都会看见:原来皇帝的话可以不听,原来抗旨不但不会死还会被重用,原来大清的底裤早就漏风了。
慈禧不追究李鸿章,不是原谅他,而是在保护自己最后的遮羞布。
有些事情,不处理就是最好的处理。因为处理本身,就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六、更深一层:从这件事看清朝是怎么死的
东南互保这件事,很多人当成一个”趣闻”来看——你看,慈禧连自己的大臣都管不住了。
但如果你往深里想,你会发现这件事暴露了一个恐怖的事实:
大清的中央和地方之间,已经不是上下级关系了,而是合作关系。
中央给地方一个名分,地方给中央一份税收。大家面子上维持着君臣的体统,实际上各算各的账。
这种状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太平天国开始。
朝廷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打不过太平军,被迫允许地方大员自己练兵、自己收税、自己搞财政。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这些军队名义上是朝廷的,实际上是私人武装。
太平天国打完之后,兵权、财权、人事权,就再也没有真正回到中央手里。
东南互保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四十年权力下移的总爆发。
慈禧不敢追究李鸿章,本质上跟崇祯杀不了左良玉是一个道理:
你的权力已经外包出去了,你拿什么收回来?
七、最后的结局,才是最大的黑色幽默
李鸿章最终替慈禧去跟八国联军谈判,签下了《辛丑条约》。
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每个中国人摊一两。
他替一个差点害死自己的人,去签了一份耻辱条约。
签完不久,李鸿章吐血而亡。
临死前他还在病榻上接见各国公使,为大清争取最后一点条件。
一个被朝廷当工具用了一辈子的人,临死前还在当工具。
有人说李鸿章是忠臣,有人说他是汉奸。
但我觉得他更像一个被绑在大清这艘破船上的裱糊匠——他知道这艘船要沉了,但他还是一直在糊,一直糊到自己也沉下去。

回到最初的问题:慈禧为什么不杀李鸿章?
因为你不会杀正在给你做心脏手术的医生——哪怕他刚才骂了你一句傻X。
因为你不会砸碎唯一一根能撑住屋顶的柱子——哪怕这根柱子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擅自立在那里。
因为你不会凌迟一个人——如果杀了他之后,下一个被凌迟的就是你自己。
慈禧不杀李鸿章,不是因为她大度,不是因为她念旧情,更不是因为她觉得东南互保是对的。
而是因为她终于意识到——
大清这棵树,根已经烂了,皮还撑着。 李鸿章就是那层皮。 撕了他,树就倒了。
而她自己,还在树上坐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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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6-4-26 20:14:12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什么样的人会被钉入历史的耻辱柱上?

天行健







1904年,常熟。
73岁的翁同龢死在一间破旧的老宅里。
他活着的时候,是两代帝师、一品大员、天下文人的表率。
他死的时候,身边只剩下一个老仆、一口棺材、和一箱子他写坏了的毛笔。
更讽刺的是:他的死讯传到北京,朝廷连个谥号都没给。
谥号是什么?是给官员盖棺定论的荣誉。清王朝260年,没有谥号的官员屈指可数。翁同龢,成了异类。
他到底做了什么,让这个他服务了一辈子的王朝,连最后一点体面都不肯给他?

01 他是谁?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翁同龢是什么人。
1830年,翁同龢出生在江苏常熟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翁心存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他的哥哥翁同书也是进士,后来当到安徽巡抚。
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宦世家"。
但翁同龢真正出人头地,不是因为他爹,而是因为他自己的本事。
1856年,27岁的翁同龢考中状元——这是科举的最高荣誉。
此后,他的人生一路开挂:
1865年,成为同治皇帝的启蒙老师。
1875年,成为光绪皇帝的启蒙老师。
1886年,升任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进入大清最高决策层。
他不是普通的大臣。他是皇帝的老师,而且是两代皇帝的老师。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清朝的权力结构里,翁同龢的位置是独一无二的。太后要绕过他,皇帝要敬重他,其他官员要仰仗他。
他是大清王朝的"精神导师"。

02 他的政治立场:清流领袖
翁同龢在朝堂上的定位,历史上有一个专有名词:清流党
什么是清流党?
简单说,就是一群以道德标准自居、反对实用主义政治的大臣。
他们不搞具体政务,只负责"弹劾"——弹劾谁?弹劾那些他们认为"不忠不孝"、"贪污腐败"、"丧权辱国"的人。
他们不做事,专门骂人。
翁同龢为什么成为清流党的领袖?
因为他是帝师。在道德上,他有绝对的权威;在立场上,他站在皇帝那边;在资源上,他能接触到最高层。
他是清流党里最有背景的人,也是最有学问的人。
这让他成为了一个"裁判者"——谁对谁错,谁忠谁奸,他说了算。
但这也埋下了他最大的祸根:他掌握了裁判权,却没有承担裁判失败的责任。

03 他和李鸿章的恩怨
说到翁同龢,就不能不说李鸿章。
这两个人之间的恩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梁子"。
起因是什么?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派兵入朝。日本借机挑起战端,甲午战争爆发。
李鸿章主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 他的北洋水师虽然号称亚洲第一,但多年没有添置新舰,弹药也不足。他知道和日本硬拼凶多吉少,所以主张防守为主、拖时间。
翁同龢呢?翁同龢代表清流党,主张:速战速决,一雪前耻。
他们天天在朝堂上骂李鸿章"畏敌如虎"、"避战保船"。
但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翁同龢当户部尚书的时候,连续五年削减北洋水师的军费。
1888年,北洋水师访日,日本海军看到北洋水师的舰队,开始发奋图强。
1891年,翁同龢以"财政困难"为由,停止给北洋水师购买弹药和军舰。
四年后,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的炮弹打出去,有一半是哑弹。
翁同龢这时候跳出来骂李鸿章"备战不力",这是什么?
这是贼喊捉贼。
但翁同龢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是"忠君爱国",是"为国除奸"。
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削减军费,到底是在帮大清,还是在害大清?

04 甲午战败:谁来背锅?
甲午战争,清朝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陆军一溃千里,最后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两亿两白银。
这笔账,该算在谁头上?
李鸿章背了一部分锅:他确实是前线的指挥官,输了仗要负责。
但翁同龢呢?
他是户部尚书,管着天下的钱袋子。他在战争前削减军费,战争期间催促出战,战败之后弹劾李鸿章——
他做对了每一件事吗?
恰恰相反:他做错了每一件事,却全身而退。
这才是甲午战争最大的悲剧。
李鸿章输了仗,背了锅。翁同龢搅了局,却安然无恙。
大清的官僚体制,奖励的不是做事的人,而是会说漂亮话的人。

05 他在戊戌变法中的角色
1898年,光绪皇帝发动戊戌变法。
翁同龢是变法的核心推动者之一。他作为光绪的老师,亲自参与了变法的策划。
但仅仅三天之后,他就被慈禧太后免职了。
免职的原因,历史上说法不一。
官方说法是:他"结党营私、揽权干政"。
民间说法是:他反对变法太激进,触怒了光绪。
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第三种:他在光绪和慈禧之间摇摆不定,两边都想讨好,结果两边都得罪了。
翁同龢被免职之后,回到了老家常熟,从此再也没有踏入官场一步。
1904年,他死在了常熟。
他目睹了大清的最后一幕,却什么也没能做。

06 民间怎么看他?
翁同龢在民间有一个外号:"翁师傅"。
这个外号听起来很尊敬,但实际上的含义很复杂。
一方面,他是两代帝师,是天下读书人的偶像。能当上状元,能当上帝师,这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
另一方面,他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让很多有识之士心寒。
他天天骂别人不爱国,结果他自己做了什么?
他削减了北洋水师的军费,让中国在海战中一败涂地。
他催促速战速决,让数万将士白白送死。
他弹劾李鸿章,却从来不反思自己。
民间有一句俗语:"翁同龢的嘴,害死一国人。"
这句话虽然刻薄,但不是没有道理。

07 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现在我们可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了。
翁同龢是个坏人吗?
不是。
他确实想为大清好,确实想当一个忠臣。他从政几十年,没有贪污受贿,没有结党营私(至少表面上没有)。他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人。
但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吗?
不是。
他有道德洁癖,却没有治国能力。他知道什么是对的,却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他擅长评判别人,却从不审视自己。
这就是翁同龢最大的问题:他是一个"道德判断者",而不是一个"问题解决者"。
他这辈子做的最致命的一件事,不是削减军费,不是催促开战,而是在甲午战争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用道德标准代替了理性分析
他骂李鸿章"畏敌如虎",却没有想过:北洋水师的炮弹为什么是哑的?
他骂李鸿章"避战保船",却没有想过:如果北洋水师真的出海,能打得过日本舰队吗?
他只关心李鸿章是不是"忠臣",不关心大清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
这就是清流党的致命缺陷:他们用道德代替了现实,用立场代替了判断。

08 一百年后,我们该怎么评价他?
传统史观对翁同龢的评价,大致分为两派:
一派骂他是罪人:甲午战败的帮凶,戊戌变法的搅局者,害国害民。
一派为他辩护:他是忠臣,他有理想,他只是被时代裹挟了。
两种评价,都有道理,但都不全面。
如果我们跳出二元论,用更超脱的视角来看,翁同龢代表了一类人:
"道德型知识分子"。
这种人最大的特点是:
他们相信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他们以为,只要立场正确、目的善良,结果就一定是好的。
他们以为,只要骂得够凶、姿态够高,就是"爱国"。
他们以为,只要把自己感动了,就能感动时代。
翁同龢不是坏人,但他是一个"有毒的好人"。
他的道德洁癖,让他在甲午战争这样的关键时刻,用错误的判断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他不是故意害国,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害国。
这才是最可怕的。

09 他和曾国藩的区别
说到这里,我想把翁同龢和曾国藩做一个对比。
两个人都是读书人,都当过帝师,都在朝堂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两个人的结局天差地别。
曾国藩被称为"圣人",翁同龢连谥号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曾国藩是一个"做事的人"。
他知道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他知道做大事的人不可能干干净净,他知道有时候为了正确的结果,必须做一些"不正确"的事。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要付出什么代价。
翁同龢呢?
他是一个"评判的人"。
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评判别人对不对、忠不忠、有没有骨气。
但他从来不问自己:我做的事,到底有没有用?
曾国藩知道:这个世界需要"灰色的智慧"。
翁同龢不知道。他永远站在白的那一边,哪怕那条白路通向悬崖。

写在最后
翁同龢死的时候73岁。
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是当上帝师。最失意的事是甲午战争。最悲哀的事是死无谥号。
但如果他泉下有知,最让他不安的,可能是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当年我没有削减北洋水师的军费,甲午战争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翁同龢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在犯错的好人。
他不是故意害国的,他只是被自己的道德感感动了。
读懂翁同龢,你就读懂了历史上最常见的一种悲剧:
不是坏人做坏事,而是好人用错误的方式做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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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6-4-30 08:59:48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如何评价二月河这个人?
文元





二月河写《康熙大帝》时,还只是南阳市委宣传部的小科员。
科长很不满他,觉得这人不干正事,连办公室的稿纸都被糟蹋完了。
二月河后来调任文联,是写出了点名堂,动用了人脉,初衷就是为了解决这“稿纸问题”。说起来就是挺搞笑的。
1980年代,普通作家就是这样穷,这么憋屈。二月河性格直,说话不拐弯,也到处得罪人。一辈子写官场神灵活现,一个能把封建王朝宫廷权斗写到极致的“高人”,自己实际最不能混官场,一个小科室都摆不平。
想到大仲马说的那句名言,“什么是历史?它不过是我用来挂小说的钉子”。当代人写历史小说,真能心物一元身心不二的,实际就一个熊召政,所以他“混”得好。熊写官场并不精彩,比较平实,可那才是真实,透着对世事人情的真正洞察,那部《张居正》妥妥一明朝职场生存宝典。这正应了那句话,读史要有心得,读正史不如读野史,读野史不如读小说。
到了文联,二月河也不如意。他在那里,照例是小科员,长期没法解决职称问题,只因他是高中毕业文凭,“知识分子”都靠不着,连报名资格都没有,让同僚给卡在那了。二月河为了这个事气得半死,到处找关系闹。
幸亏南阳市里头有人赏识他,特意“关怀”了此事,不仅顺利搞定职称,还给他搞定了夫妻户口“农转非”,并安排了单位房,二月河才舒心起来,写作进度也明显加快。那领导也是幽默,他对文联那帮人说,“二月河不算知识分子,也算是个有知识的人吧?”那边投鼠忌器,才主动闭了嘴。这些事,不是我瞎编的,俱见于那本《二月河先生纪念文萃》(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
到了2001年,二月河终于靠白天上班摸鱼、晚上熬夜写小说,名声大噪起来了。彼时,还是副科级干部的二月河,骤然被破格提拔为省文联副主席,一下子成为副厅级,这是谁也没想到的。
昔日同事,简直后悔死了,恨不得打脸自己有眼无珠。二月河书里爱写“连升四级”之类的官场解压戏码,他自己就是,这里面有很多“一把辛酸泪”或“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文人奢想,不足为外人道的。
实际上,二月河的“康雍乾三部曲”,写得最好最拿手的角色,也绝非帝王将相,而是天真放荡诡谲的书生,伍赐友周培公高士奇邬思道刘默林尹继善孙嘉淦纪晓岚刘墉钱度,都极其出彩,算是他自己的写照。
相较而言,《明朝那些事儿》就太宫廷了,太政治了,不仅少了风趣,也少了生活。沈嘉柯议论说,二月河的小说被低估了,他算得上当代中国作家里第二强,“其他作家一比较,都成了小儿科”。
我这几年也渐有这个感觉。是否“当代中国作家第二强”,咱不敢置喙,但今人写历史小说的人里头,他应该仅次于高阳
这些年,总有人蛐蛐二月河是“官迷”,是“招魂者”,这个靶子不对,终究没有读懂。我读二月河,觉得他用心很明显,不仅并不鼓吹帝王将相,反倒是在揭露帝王心术。
比如小说原著《雍正皇帝》中,结局就很雷人了,居然说雍正在不知情中,纳了亲生女儿做妃子,酿成人伦惨剧,然后直接崩溃,这种笔法哪像是吹捧?
二月河向往的,还是那种书生意气。所以,他自己在现实中,也当不了官,不屑于当官,处不好人际关系,前半生很坎坷。等日后功成名就,想当官唾手可得,海南那边甚至都要免费送他别墅时,他一样没要,照例住在老家居民楼里,闲时就穿着破背心汗衫走到街上树下找老汉们下棋。
若我记忆没出错,他年纪很大时,还只是挂了个“南阳市作协副主席”,不愿意走在前台。二月河很多骂名,实际是剧改出来的,大抵是刘和平的手笔,而非二月河的原意。
看人,还要论迹不论心。这人,从生平表现看,反倒是最不迷恋“官本位”的那一挂,也能拒绝这种诱惑,还不做作不表演,实际很难得,当代少有的文人格调。
前几天,我看西安某大学副教授杨素秋女士的演讲,她在2020年时有个机会可以到本地区文旅局挂职一年,出任职务是副局长,一下子从“素秋”摇身一变成了“杨局”,周围人也是立马对她毕恭毕敬起来,敬喊“局长”,此后但凡演讲和揭幕,她也会被安排到中间去,站的是C位。
她很感慨,自己原本小学校区区一副教授,去财务科报账都要给吆三喝四的,突然一下子风光无限了,真会飘飘然起来,“打回原形”后克制不住的失落。这就是权力的具象化,当它送上门来你坚决不要,是很需要一点修持功夫的。
金庸读了一辈子金刚法华,动心忍性的功夫,就做不到分毫,都搬走装饰门面去了。
年初,有作家去参加“二月河创作40周年纪念会”,回来说了一些见闻。会上,有熟人回忆说,二月河当初去大学讲课,只讲了“三个天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三个天下”实际就是他的“历史观”与“人生观”,认真想一想,就很有意思,简直可以包罗世界万象。对于二月河其人,也能够“思过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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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6-5-6 23:05:40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纪实:马加爵被执行死刑后,女同学透露其习惯,有一点让人难以启齿
仙气腾腾
情人节那天,云南大学的女大学生小文发现她的男友唐学礼一整天都无法联系上,这种情况非常不寻常。
更令人不安的是,第二天他依然没有回音。第三天,小文前往男友的宿舍楼下,询问了许多同学,但大家都表示没有见到他。

2月18日下午,老师来到唐学礼所住的317寝室,发现寝室里只有一位姓苗的同学躺在床上。苗某声称自己中午刚返校,寝室里只有他一人,并未见到其他人。此时,老师才发现,联系不上的不仅仅是唐学礼,还有杨开红、邵瑞杰、龚博以及马加爵。


是的,这就是2004年震惊全国的马加爵杀人案——云南大学大四学生马加爵在三天内用铁锤残忍杀害了四名同学,当时他年仅23岁。

在“马加爵案”中,警方在通缉令上选择了一张马加爵表情狰狞的照片,这张照片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让人望而生畏。

他那张悬赏20万元的A级通缉令,被张贴在云南各地的显眼位置,详细描述了他用石工锤残忍杀害四名室友的犯罪事实。为了抓捕他,全国各地公安部门先后投入了近200万警力。

不过后来有大量网友认为,马加爵之所以杀人,是因为室友花钱让他在寒冷的冬天用冷水洗衣服,还经常要求他去食堂时,给舍友们带饭,甚至有人在马加爵的被子上撒尿。

撒尿的事自然是一种羞辱,在冬天用冷水洗衣服则或许别有隐情,但说实话,给舍友们带饭,我想在大学生中实在是太常见了。

但有媒体透露,马加爵在床头挂了一个“忍”字,并在下面写道:“宽宏大量点,遇事多想想,流言蜚语别放心上,忍一忍就过去了。”

正因如此,这些人认为,马加爵的极端行为是因为长期遭受了校园霸凌,最后实在忍无可忍的爆发。

马加爵被执行死刑后,有女同学透露了他的日常习惯,其中一些行为颇为怪异,有一点更是难以启齿。这也成为心理学专家李玫瑾分析的重点,反驳了他是出于应激杀人的推测。

现在回到案情经过——在发现前四名失踪者(当时马加爵也被认为是失踪)后,2月20日,老师又发现了第五个失踪的学生龚博。

因为他们五人同属一个专业,平日里经常在一起,都是大四学生,老师一开始还以为他们一起出去找工作了。

直到2月23日中午,317寝室的苗同学察觉到寝室内弥漫着一股难以忍受的恶臭,他无法继续忍受,于是联系了学校管理处进行检查。

管理处人员到达317寝室后,同样闻到了强烈的恶臭,就是肉腐烂的气味。他们追着气味在寝室的一个衣柜下方发现了黑色的黏稠液体,但尝试移动衣柜却未能成功,只能决定撬开衣柜。


当衣柜被打开时,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看到一个男生蜷缩在衣柜内,头部被黑色塑料袋紧紧包裹,肿胀严重,面部特征已无法辨认。通过衣物和体型特征,老师确认这是失踪了9天的唐学礼。

他们立即报警,封锁了现场。警方到达宿舍后,将所有柜子都撬开,又发现了邵瑞杰、龚博和杨开红的尸体,还有一柄大锤。

经调查,这四人均死于钝器击打,且并非在同一天遇害。在五名失踪学生中,四人已确认遇害,唯有马加爵下落不明,案件的指向性显而易见。

马加爵以697分的成绩考入云南大学,超出录取分数线272分,但这并没有给他的大学生活带来多大帮助——他始终无法融入周围同学的圈子,无论是室友还是班级同学。

他曾尝试通过“搞笑”的方式来融入集体,但每次都以被嘲笑告终。为此,他向表哥求助,询问如何与同学相处,表哥鼓励他要大胆展现自己,与同学们打成一片,不要自卑害羞。

马加爵也努力尝试过,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谈起了恋爱,他也渴望能有一个女朋友,但似乎总是找不 对方法。

比如当遇到女同学时,他会开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回应,反而吓到了对方,这进一步打击了他的信心,乃至变得极度敏感,记恨在心。


在调查期间,马加爵就向警方“告状”:“我感觉他们看不起我,对我的生活方式很有意见,总是把我的个人隐私说给别人听。”

最后,马加爵选择通过健身练肌肉,剃成寸头这些方式来改造自己,似乎这能让他变得强大。

这些改变并未为他带来女朋友,反而让人感到更加不适。马加爵逐渐开始放任自流,逃课、睡懒觉成了常态,进入大学短短一年时间,就从一个学霸沦落到频频挂科。

那段时间,马加爵几乎不与女生交往,但在寝室的夜谈中,他对于那些充满刺激性的话题总是听得入神。

在大二那年,马加爵省吃俭用购买了一台二手电脑,从此深陷其中,电脑成了他满足性欲和好奇心的工具,他频繁浏览黄色网站,同时也沉迷于暴力恐怖的内容,以此填补内心的空虚。

失去了目标和理想,马加爵开始在琐事上斤斤计较。他曾坦言,最厌恶别人在他打球时指责他犯规,一旦有人提及,他必定会翻脸骂人,这也导致无人愿意与他一同打球。

与室友打牌时也是如此,只要有人质疑他作弊,他便会激烈争辩,面红耳赤——他对别人的每一句评价都极为敏感,这似乎为他日后犯下滔天大罪埋下了伏笔。


2004年寒假,马加爵没有回家,而是在宿舍里打游戏、看电影打发时间。那天,邵瑞杰提前返校回到宿舍,推开房门时,无意间撞破了舍友的秘密——马加爵正在看大尺度电影。

由于过于专注,马加爵完全没有察觉到邵瑞杰的到来。不过大家都是年轻学生,邵瑞杰对此并不以为意(谁又没看过呢),他只是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调侃马加爵。

当听到邵瑞杰的玩笑话时,马加爵的脸色骤变,严肃地说道:“这是我的隐私,你不要告诉别人。”邵瑞杰拍着胸脯说肯定不会,但转身便将此事当作笑话说给了其他人。

不久后,唐学礼、龚博和杨开红等人陆续返校——大四的他们急于找到工作。白天在外投简历,晚上闲来无事,便在317寝室打起了扑克。

原本只是一场放松的娱乐活动,却因马加爵和邵瑞杰的争执而不欢而散。邵瑞杰首先指责马加爵作弊,这触碰了马加爵的痛处,两人从打牌演变成了争吵。

情绪失控的邵瑞杰指着马加爵说:“就你这人品,打牌都玩赖,前几天龚博过生日没请你,你还不懂吗?”


龚博算是马加爵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这番话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有人说,正是从这一刻起,马加爵便下定决心要除掉邵瑞杰和龚博。

但根据马加爵同学们的介绍,这样的事情在之前就时有发生,应该不会是导致他杀人的原因,而且与他发生争执的是邵瑞杰和龚博,马加爵却杀了四个人。

经过后期调查,警方判断马加爵真正的杀人动机,极有可能是邵瑞杰把马加爵在外嫖娼的事说了出来。

而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从那天起,马加爵就开始为谋杀做准备,警方在他的电脑浏览记录中发现了大量暴力凶杀和恐怖影片,还有附近的列车时刻表,以及野外生存技巧。

那几天,他专门跑到旧货市场,转悠了好半天,终于挑到了一把合适的铁锤。还特意跟那摊主说,把锤子的把儿给锯短点,这样好藏好带。那摊主也没有多想,按照要求给他锯了。

马加爵把锤子带回拿回宿舍楼,藏在厕所里,准备等一个机会。可谁知道,第二天他去拿锤子的时候,却发现锤子没了!

不过这并没有打消他的计划,还是按那一套流程,又去买了一把——这次他没再往厕所藏,直接放到宿舍里了。


他还买了些黑塑料袋和胶条,就是后来用于捆绑同学尸体头部的,防止血流的到处都是。另外,他还托人办了个假身份证。以上种种提前进行的准备,都说明马加爵的杀人,并不是一时激愤,而是有预谋有精心准备的。

2月13日,马加爵开始了自己的杀人计划,第1个受害人唐学礼,他和马加爵关系不错,平常都喊他“马哥”,马加爵也不想杀他,但可惜他实在是太碍事儿了。

唐学礼平时在外面租房,寒假返校后,因为假期空床比较多,就暂时住进了317寝室,马加爵觉得如果想杀邵瑞杰,就必须先杀掉唐学礼。

13日晚上邵瑞杰去隔壁寝室打牌没有回来,马加爵抡起锤子对着唐学礼脑袋就是一顿猛击,然后将其尸体塞入衣柜。

第二天白天,马加爵和往常一样与同学们一同打牌,只不过面容有些憔悴,出牌也没有平时严谨,连输好几次。

等到晚上,邵瑞杰外出上网回来晚了,隔壁寝室已经关灯休息,只好回到317。马加爵在他洗脚时,从他的身后将他一锤砸死,同样用黑塑料袋套住头部,用胶带缠好,将其塞入了另一个柜子。


15日中午,马加爵发现藏尸的一个衣柜下面渗出了一点血迹,他开始清理,这时隔壁的杨开红推开寝室门,进来找人。马加爵不知道他有没有看清自己在做什么,但担心事情败露,因此对杨开红痛下杀手,并把它放在了第3个衣柜里。

紧接着,马加爵就剩下最后一个目标——昔日的朋友龚博,因为龚博过生日时没有邀请他。

马加爵以打牌为由,将龚博骗至宿舍,随后将其残忍杀害。在清理现场血迹时,同寝室的林某曾短暂返回317宿舍,但马加爵想林某曾在照顾过生病的自己,因而放过了他。这也说明,在马加爵心里,哪些人“该”杀,哪些人“不该”杀,是有一本账的。

收拾完现场后,马加爵立刻带上假身份证和一点生活费,从云南坐火车到广州,后来又逃到三亚,伪装成了一个乞丐。

对马加爵的通缉铺天盖地,最后在热心群众的举报下,3月15日晚,他在三亚被捕。在审判庭上,马加爵并无悔色,甚至请求法庭判处自己极刑,表示接受判决不再上诉。


马加爵被执行死刑后,其父母拒绝领取骨灰,并在前往几个受害者家中,长跪向受害者家属致歉。一个月后,马加爵的姐姐将他的骨灰撒入大海。

网络上流传着许多以马加爵名义虚构的诗作,许多人因此对他产生了同情,甚至将他美化成“反抗者”,但这些都与事实不符。

实际上,本案中的四名受害者几乎都是贫困户,有的家境比马加爵家更为贫困,其他同学也证实从未见过有人欺负马加爵。

尤其是与马加爵关系稍好的女同学杨茗,她就回忆出许多细节,有一点更是难以启齿。

“他平时有些奇怪,有时还拉我看一些血腥暴力的片子;还经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总觉得别人故意找他麻烦。或许是因为他太自卑了,才会对那些人心怀怨恨。”

随后,女同学杨茗说马加爵刚入学时性格还算开朗,但不久后变得孤僻不合群。尽管他在学校有几个能一起聊天的朋友,但大多是因为彼此家庭背景相似,能互相理解。

即使是这些人,也未能真正成为马加爵的朋友。或许他们平时不会对后者有所歧视,但也玩不到一起去。

马加爵的一些习惯,让很多人感觉很不适应——例如,他购买电脑后,偏爱浏览暴力、色情和恐怖网站,还会邀请室友一起观看,试图分享他的“快乐”,这一行为被杨茗等人多次提及。

在马加爵被判处死刑后,一位记者前去采访他,出发前咨询心理专家李玫瑾教授是否有什么问题要问。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李玫瑾教授请记者帮忙询问了马加爵一个问题——在校期间是否有性行为。而马加爵的回答是,确实有过,但都是在校外,次数不少。

李玫瑾教授判断,“性需求”就是马加爵心中隐藏着的不能被他人触碰的秘密,这个秘密对他来说极为敏感。

23岁的马加爵渴望得到女同学的关注,但由于外貌和家庭背景的限制,他未能如愿以偿,于是转向其他途径(即嫖娼)来满足生理需求。

在打牌时发生争执的过程中,曾亲口向马加爵做过保证的邵瑞杰,却当众揭露了这个秘密,这让马加爵感到极度愤怒和难堪,从而萌生了杀意。

因此,对于这起马加爵连续杀害四人的行为,李玫瑾教授认为,这并非简单的校园霸凌报复,而是一起典型的“封口案”。

回顾马加爵的一生,他与父亲几乎没有交流,朋友也寥寥无几,不知道如何与他人相处,面对青春期的困惑,他找不到答案。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压抑之中。马加爵习惯写日记,记录了许多内心的苦恼和愤怒。


他在日记中写道:“奶奶这么大年纪,还跟我抢电视看,我痛恨奶奶,恨死了,恨死了。”他还曾写下“真想一刀杀死父亲”的句子,这些情绪的积累使他的性格逐渐扭曲,最终酿成了悲剧。

但其实马加爵并非天生邪恶,他的两个姐姐提供了一盘马加爵在逃亡期间录制的录音带给警方,其中有这么一句话:

“我不明白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100年后,早死晚死都一样。”

从马加爵的录音中可以看出,他对人生的意义感到极度困惑,这种困惑导致了他对生命的漠视,最终化身成一个恶魔。

马加爵的案件给全国大学敲响了警钟,将学生心理问题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们也应从中吸取教训: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绝不低于,甚至还要高于身体健康。身体不健康,或许只是一个病人,但心理扭曲,甚至不能称之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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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6-5-9 18:47:56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为什么武则天之后的一千多年再也没有女性复制她的道路称帝?

键盘上的老k





前阵子陪我老婆看《甄嬛传》,看到嬛嬛当上太后那段,我老婆突然问了我一句:你说武则天都当皇帝了,怎么后来一千年再也没女人走这条路了?
我当时嘴里正啃着鸭脖子,愣了一下,突然就想通了。
说句实在的,不是后来的女人不行。刘娥、慈禧、孝庄,哪个不是人精?哪个手腕差了?
是武则天把所有人的路都走绝了。
我给你算笔账。
当年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支持她的人,什么下场?
酷吏来俊臣,帮她杀了多少李唐宗室,最后呢?被她杀了,还被老百姓掏了心肝。
宰相许敬宗,帮她废王立武,死后被清算,谥号都改了,子孙被流放。
那些帮她登基的寒门子弟,后来有几个善终的?
那反对她的人呢?更惨。
长孙无忌,凌烟阁第一功臣,被逼自杀,全家被灭。
上官仪,宰相,想废后,结果自己死了,孙女上官婉儿被没入宫中为奴。
徐敬业扬州起兵,兵败被杀,尸体都被挖出来鞭尸。
你自己品一品。
支持武则天的,被她杀了。
反对武则天的,也被她杀了。
两边都没落下好下场。
这就给后世所有人上了一课:不管你站哪边,只要有个女皇帝出现,你大概率要死。
换作是你,你愿意吗?
我以前公司有个女总监,空降过来的,能力是真强,雷厉风行。
当时公司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她,想跟着她干出点成绩;一派反对她,觉得她不懂业务,想把她挤走。
结果呢?
支持她的那几个人,帮她立了新规,得罪了老人,后来她站稳了脚跟,反手就把这几个刺头开了,说他们破坏团队和谐。
反对她的那几个人,更不用说了,早就被她找借口干掉了。
最后你猜怎么着?
她干了两年,升合伙人失败,自己走了。
留下个烂摊子,两边的人都死光了,下面的人一脸懵逼。
从那以后,我们公司再也没人敢支持或者反对任何空降高管了。
大家都学会了,就混着,谁来都一样,不站队,不表态,能混一天是一天。
你看,这就是武则天干的事。
她把所有人都整怕了。
但这还不是最狠的。
最狠的是什么?
她折腾了一辈子,杀了那么多人,自己当了十五年皇帝,最后呢?
还是把皇位传给了儿子李显
还是还政于李唐了。
她自己到死都明白,女人当皇帝,最后还是要还给男人的。
这就太杀人诛心了。
你想啊,假设你是后来的一个太后,你能力很强,手里也有权,你想不想学武则天?
你肯定会算账。
我要是学她称帝,我得杀多少人?支持我的,反对我的,都得杀一遍,杀得血流成河,天下大乱。
然后呢?
最后我还得把皇位传给我儿子,我儿子还是跟他爹姓。
我折腾这么一大圈,图啥?
图个死后被人挖出来鞭尸?
图个子孙后代被人清算?
还是图个史书上骂我一句"牝鸡司晨"?
这买卖怎么算都是亏的啊。
我就安安稳稳当个太后,垂帘听政,权力我有,福我也享,皇帝还得孝敬我,大臣还得尊重我,我死了以后还是太后,没人敢动我的陵,没人敢清算我的子孙。
这不香吗?
我为啥要没事找事去当那个破皇帝?
这就像我们写代码。
一个项目,架构已经定死了,所有的代码都是按照男性继承来写的,几千个依赖,几百万行代码,运行了几百年,虽然烂,但是能跑。
你说你要重构,要把整个系统改成女性也能当最高权限。
那你得改多少代码?
你得删多少依赖?
你得跟多少老模块打架?
改到最后,你发现核心的继承模块你根本改不动,因为整个系统的底层逻辑就是父传子,子传孙,你再牛逼,你也改不了底层源码。
最后你折腾了十几年,把系统改得千疮百孔,bug满天飞,所有人都骂你。
然后你临死前,还是得把系统回滚到原来的版本。
你说你图啥?
你好好当个运维,看着系统能跑就行,工资不少拿,福利不少有,每天摸摸鱼,不好吗?
讲句公道话,也不是说后来的女人就不想当皇帝。
谁不想站在最高处?
但是武则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所有后来的女人上了最生动的一课:
这玩意儿,真的不划算。
而且不止女人不想,男人更不想。
男人看到武则天的例子,只会更害怕,更提防。
以前可能还觉得,太后掌权就掌权吧,反正早晚要还回来。
现在一看,卧槽,这娘们是真敢自己当皇帝啊!
那还得了?
所以从宋朝开始,对后宫的限制就越来越严,外戚的权力越来越小,文官集团越来越强,就是怕再出一个武则天。
整个系统的补丁,全是武则天打出来的。
她一个人,把所有后来者的漏洞都补上了。
所以你看,刘娥能力那么强,都穿龙袍了,最后还是不敢称帝,临死前还把龙袍脱了。
不是她不想,是她真的不敢,她知道那条路是死路。
慈禧就更不用说了,她要是敢称帝,曾国藩李鸿章第一个就反了。
其实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
武则天一个人,把所有支持女皇帝的人,所有反对女皇帝的人,都杀怕了。
然后她自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条路走不通,走到头还是要退回来。
那谁还愿意走?
就像我们公司那个女总监走了以后,公司新来了个VP,能力也很强,但是人家就很聪明。
不搞大清洗,不搞大改革,就维持现状,大家该干嘛干嘛,业绩说得过去就行。
他跟我们喝酒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
"一个系统能跑,就别瞎改。改好了没人夸你,改坏了全是你的锅。"
你看,这就是成年人的智慧。
其实历史也是一样。
能跑就行。
谁也不想没事找事,去趟那趟浑水。
真的,当不当皇帝不重要,能不能安安稳稳活到退休,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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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6-5-13 21:29:34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南京
1983年严打后,重刑犯都被遣送至大西北,他们最终会是什么结局?
莫地方










1983年11月,上海老北站。
一列绿皮火车缓缓启动,车窗全被铁钉封死,只剩指缝宽的一条缝透着光。
车上的人腰系铁链,三个人拴在一起。这趟“西字专列”的目的地是两千多公里外的大西北戈壁滩,而车上这批特殊的“乘客”,是1983年严打风暴中落网的重刑犯。
从1983年到1986年,全国共发出186列这样的专列,每列平均运送约365人。
这趟列车上的绝大多数人,再也没能回到他们出发的城市。
1983年2月8日,邓小平到无锡视察,顺路看望了在无锡休养的老战友江渭清。
江渭清一见面就摊开了话:“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很不好。
城市里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坏人。
这件事,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邓小平问他有什么建议,江渭清说得直白:“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
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真正让邓小平下定决心的,是几个月后发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今牙克石市)的一桩血案。
1983年6月16日,8个平均年龄只有17岁的社会闲散青年,酒后滋事,从一个农场杀到另一个农场,17个小时里残忍杀害了27名无辜者,其中包括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名2岁的幼儿,还强奸、轮奸了多名女青年,同时犯下抢劫罪、爆炸罪。
案件之惨烈,震惊全国。
老百姓吓得连出差到牙克石都不敢走出火车站台。
受害者的亲人集体上书,要求将凶手全部枪毙,可案犯中只有两人满18周岁,其余都不够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
最终只有两人被处死刑。
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极为罕见的特大凶杀案,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83年7月16日,新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递交了一份报告。



邓小平翻完,直接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批评报告“四平八稳”,强调:“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严打风暴就此拉开序幕。
从1983年8月到1986年底,全国抓捕177万多名犯罪分子,判刑超过102万人,死刑执行2.4万多人。
人抓了,判了,监狱装不下了。
中央决定:罪不至死的重刑犯,注销城市户口,全部送往大西北改造。
1983年11月的冬夜,各大城市的火车站台上,成群的武警严阵以待。



犯人身穿囚服,手脚戴着厚重的镣铐,分批被押解上车。车厢经过特殊改造,拆掉了原来的座椅,换上了简易双层床,每节车厢大约塞进五十人。
车窗旁焊着钢条,车门内侧安着铁栅栏。
一位从上海被押送的犯人后来回忆,那列车像个移动的“活棺材”。
窗户不仅紧闭,还钉上了木板,三个人用铁链拴在腰间,睡觉只能轮流侧卧。
每天两顿——早上一块窝头,晚上一块窝头,再加一点咸菜。水是限量的,一个铁皮桶放在角落,由看守控制分配。
每节车厢配备四五名荷枪实弹的警察来回巡视,即便是上厕所,也必须有武警陪同。
干警们轮班守夜,连吃饭睡觉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第五天夜里,火车终于停了。
车门打开,零下二十多度的寒气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很多南方来的犯人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呼气成霜”。脚刚沾地,就冻得失去了知觉。
大多数犯人的目的地是青海诺木洪农场,以及新疆塔里木、甘肃河西走廊等地的劳改点。
当诺木洪的轮廓在风沙中浮现时,这些城市来的犯人瞬间如坠地狱:目之所及只有戈壁滩上孤零零的几排土坯房,铁丝网外是一望无际的无人区。
分发的全部家当只有三件:十字镐、搪瓷缸、棉被。



那些棉被大多是六十年代的库存,棉花结块且发霉,带着刺鼻的霉味与骆驼刺的苦涩味。
早晨五点半,哨声准时响起。
十分钟内必须完成洗漱、吃饭、集合。
劳动改造按“改造分”核算:挖一米沟渠得2分,捡一袋石头算1.5分,写一篇一千字的思想汇报得1分。
想申请减刑,必须累积达到600分——这意味着一个人得连续挖沟300米,或是捡石头400袋,正常劳动强度下,得连续干满200天。
戈壁滩的夏天,地表温度能升到五十度以上。
摘棉花是最折磨人的活计之一,定额是每天五十公斤。



很多城市来的年轻人第一次下棉田,从黎明摘到黄昏,手指被棉壳划得全是血口子,也只摘了不到三十公斤。
没完成定额,晚饭减半。中暑倒下的人被抬到树荫下,三个医生照顾整个农场上千号人,药品永远不够。
冬天更难过。
住的是土坯房,窗户糊不严实,冷风直往里灌。
发的棉被薄得能透光,盖两层还是冷得睡不着。南方来的犯人连生炉子都不会,冻得整夜缩成一团。
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改造并非只有冰冷的一面。
有个叫张玉泽的犯人,为了逃避劳动吞下两把铝勺,胃部溃烂却拒绝治疗。
管教们为救他的命,不眠不休守在床头,还集资买来了当时极其珍贵的营养品。张玉泽被感化了,后来成了农场里的养猪能手。



还有个从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因“乱搞男女关系”被判刑。
到了戈壁滩后大吵大闹要吃烧鸡。管教们费尽心思给他弄来一只。
他大口大口往嘴里塞,可一瞥眼看见管教们还在啃红薯,瞬间嚎啕大哭起来。
从那天起,他再也不闹了。
为了让犯人日后走出监狱时能有一技之长,监狱方面还组织课程,买来专业书,认真教犯人们学手艺。
有人学会了理发,有人拿到了木工证,有人三个月内学会了给骆驼接生,有人靠自学成了农场的“赤脚医生”。
1988年,政策有了松动,允许表现好的犯人“留场就业”:要么留下来当“新西北人”,每月拿36块工资;要么刑满后回老家,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九成罪犯选择返乡。
他们宁多蹲几年监狱也要回到熟悉的城市。
可真正回去后才发现,家乡已经全然变了模样。
城市在改造,工厂倒闭,亲人分开,小时候玩耍的弄堂早被推土机推平,邻居早搬到别处去了。
那些选择留下的人,有了一纸户口,有了工资,能成家生子。
孩子们在场里上学,长大后进城打工,形成了独特的“农场二代”。
他们亲手开垦出来的棉田,亩产达到了三百多公斤;当年栽下的瘦弱树苗,如今已亭亭如盖。



2020年,最后一位“83遣送”老人带着搪瓷缸离世。
一张泛黄的火车票背后,藏着几万个年轻人被流放的过往。
有人在家乡开店雇佣狱友,有人扎根西北成为防风固沙的工人,也有少部分人劣性难改、重蹈覆辙。
那趟开往大西北的列车,载走的是一代人的青春,留下的是一片被汗水浇灌出的绿洲。
严打确实震慑了犯罪,1984年刑事案件下降了30%以上,社会治安显著好转。
但那些被注销了城市户口、永远留在戈壁滩上的年轻人,他们的命运,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一道深深的刻痕。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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