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容的奇人、珍闻、异事和野史【酒盅里的老句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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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皇帝”辅公祏大败于句容（续十八）

前面提到，辅公祏曾经打败过另一支义军，并将他赶出了江淮地区，那只义军是由李子通领导的。其时，李子通在扬州建立了一个“吴国”，自任“吴国”的“皇帝”。

武德四年，李子通在杭州东山再起，却又败于杜伏威之手，就连自己也被当作俘虏，押送至长安。好在李渊方才称帝不久，为了拢络人心，并没有杀他，还赐给他一座宅子和许多钱财，以“允许”他在那里“安身养老”。

李子通果有帅才，他被软禁在长安时，听说杜伏威即将被调来此地，就私下对自己的一个心腹说：“杜伏威一旦离开丹阳（南京），他的江淮军肯定会出了乱子。我们还是设法逃回去，再招兵买马，大干一场吧……”

不出李子通所料，杜伏威和辅公祏虽然都曾经声称与对方有“刎颈之交”，但随着双方势力的壮大，两人的友谊也出现了裂痕。

杜伏威认为辅公祏的地位过高，影响了自己的领导权，因而夺去了辅的兵权，只让他担任位高而无权的“仆射”一职。

“仆射”是高级的文官，有点相当于丞相，名声挺好听，但连一个兵马都调不动。辅公祏对此心中很是不平，于是借口与故友左游仙学神仙术，主动退出权力之争，平时不理政务。

杜伏威临去长安时，虽然将政务交给了留守丹阳(今南京市)的辅公祏，却又将军务交给了自己的心腹义子、右将军王雄诞，同时秘令王私下监视辅，以防止他越位篡权。

当年的好友如今竟成了提防的对象，悲夫！

王雄诞是杜伏威手下的一员猛将，还曾经在战场上救过杜伏威的命，故深得杜伏威的信任。杜伏威在军中收了数十个义子，王雄诞是其中最受器重的二人之一。

但辅公祏毕竟不是甘心雌伏的人，杜伏威一走，他就和左游仙密谋发动兵变。辅公祏的障碍就是王雄诞，因为王绝对忠于杜伏威，还手握江淮军军权，不除掉他，兵变就不可能成功。

辅公祏可是条老狐狸，他先是使出反间计，仿造杜伏威的笔迹写信给王雄诞，并在信中怒气冲冲地责备王有“贰心”。王雄诞在战场上是个有勇有谋的良将，但在官场上如何识破政治对手就显得太缺失了，他收信后非常委屈，于是托病在家不再沾手军务，想以实际行动向杜老板证明自己对他的忠心耿耿。

王雄诞的行为正中辅公祏下怀，辅公祏就势接管了江淮军。

接着，辅公祏又伪造杜伏威的密令，说自己在长安受到“虐待”，要辅公祏起兵造反。

辅公祏长期是杜伏威的“二当家”，他在江淮军中颇有号召力，大家听了他的鼓动，再加上见了杜伏威写来的“密令”，于是兵变得非常顺利。

武德六年（623年）八月，辅公祏率江淮军宣布脱离李唐重新独立，他建立起了一个“宋国”自任“皇帝”，他还修缮兵械，筹运军粮，以道人左游仙为“兵部尚书”、“东南道大使”、“越州总管”，并与反唐的前洪州总管张善安联手，任他为“西南道大行台”。

今人已经没几个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但出现过南朝的“刘宋”，出现过五代十国后的“赵宋”，还出现过隋后的“辅宋”。但这“辅宋”实在不伦不类，只存在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在史书上连“伪宋”二字都懒得给它。

接着，辅公祏派人到王雄诞家劝他归顺，王雄诞这才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了，但此时大势已去，他已无法阻止。王雄诞尽忠于杜伏威，严词拒绝了辅公祏的劝降，终于被辅杀害。

此后李渊和李世民为了对曾经怀疑过杜伏威有个交代，遂封了王雄诞的儿子为“郡公”（可能相当于现在副部级官员），其子后来做到安西大都护（管理新疆部分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由于辅公祏在南京造了反，使得杜伏威在长安的日子非常难过。武德七年（624年）三月二十七日，杜伏威在长安暴卒。据墓志记载他是因为辅公祏“留在丹杨，图为衅逆”，导致自己“内怀忧惧，降年不永”的，也就是说，杜伏威对辅公祏辅的叛乱感到非常恐惧，以致没能长寿。 而据《新唐书》记载，杜伏威是喜好长生药，误服了云母中毒而死。

杜伏威应该是中毒而死的，但那毒是李渊下的，还是自己误食的，就很难说了。

顺便一说，杜伏威死后，连其子都受到连累，被抓去“奚官”做苦役。这“奚官”虽是设在宫中的官署，但干的全是宫中最下等的事，如处理忽然死了的太监和宫女啦、奉命责打宫中犯事的人员啦……至于杜伏威过去的僚属，也纷纷与他划清界限，根本不顾其子的死活。  

唐高祖对辅公祏自然更加大怒，他连派7支部队，水陆俱进，由西、南、北三面分路进攻辅公祏军。

武德五年九月十五日，辅公祏遣其部将徐绍宗攻海州(治朐县，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陈政通攻寿阳(今安徽寿县)。

十九日，唐王朝发布《讨辅公祏诏》。

经过多番激战，辅公祏的水陆防线崩溃。唐将李靖率轻骑奔袭丹阳（南京），辅公祏虽拥兵数万却难敌，只得弃城东走，欲至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与左游仙会合。

此时，另一唐将李世绩引军尾追不舍，辅公祏一直逃到句容清点人数时，才发现从者仅只剩500余人了！

据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句容县志》载：“农民起义军杜伏威部辅公祏占领丹阳郡，次年称帝立国号宋。624年李靖率部讨伐，辅公祏逃到句容被歼。”

如果照《句容县志》所说，辅公祏应该是在句容被杀死的。

但“百度”上却另有一说：“（辅公祏）夜宿常州时，其部将吴骚等人谋擒其降唐，辅公祏察觉后，率数十名心腹逃至武康(今浙江德清西)，被民间武装捕送至丹阳（南京）处死。唐军搜捕辅公祏余部，全部处决，江东地区平定，唐王朝统一大业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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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各位网友的阅读。
请注意：辅公祏的“祏”字在汉语中念“诗”，此字在电脑中打不出来，故有人写作“柘”。“柘”在汉语中念“蔗”。这两个字音不同，义也不同，前者是旧时宗庙里放置神主牌位的石盒子，后者是一种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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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二年前方山的一件异事

　　　　　　　　　　　　　　　　　——是“出蛟”还是地震？

　　　　　　　　　　　　　　　

     1950年六月初三，方山脚下有村民传说：方山“出蛟”了！

所谓“出蛟”，我一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老来才知道，这是地下水突然从山间大量涌出了。古人认为，地下水暴出是由于蛟出来而引发的。

蛟为传说里的一种动物，它似蛇，有四只小足，头部较细，颈子上有大瘿，也就是囊状的瘤子。它能吞人，似龙，故也称蛟龙。

初四一早，本村的小三子、小四子、来喜、来宝等小伙伴，都来邀我同去观看。我当时才１６岁，对什么事都很好奇，自然一口答应。

大家爬过方山的走马垅（阳山洼西边的一个小山梁），快到大山凹的路上时，眼前忽然见到一条很直、很宽的沟，沟有近一米宽，约半人深，上头源自方山顶，下面直达山脚的一个大水塘（后被建成了水库）。最奇的是，路上方不远处的一个石栏，也被“切”成两半，中间留有一条很宽的缝，石头散落一地。

这得用多大的力气才能将石栏挤开啊！我非常惊奇，从未见过。

不久，太阳升到方山顶了。我们站在方山西边的山脚处，旁边还有十几个人在观看，他们都是陌生的外乡人，有人拿着雨伞，一面说，一面指指点点；还有人不时在小本子上记录着什么，也许他们就是特地前来研究的土专家了。

有的老人说:这就叫“出蛟”。他们认为，方山的“蛟”，原本藏在接近山顶的某个洞穴里，这洞穴平时给泥土遮掩着，根本看不到，但那夜它忽然借着大水一下子冲了出来，它所经过的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大豁口，小的地段一米见方，大的地段像个小水塘，所到之处光秃秃的，树啊草的全给冲光了。

可惜“出蛟”时天地一片漆黑，“蛟”是什么样子，谁也能没能见到。

    还有人说：方山顶上的“蛟”在旱穴里呆腻了，于是趁着大雨下山到大水塘来戏水了，这才把方山划开一条缝。仔细想想也对，前两天确实下过大雨。

    还有一个人说得更神奇，他说方山顶上住着一户姓夏的人家，那天半夜，夏某挑着担子去大凹村磨豆腐，去的时侯还顺顺当当，等磨好豆腐想回方山顶时，忽然发现山路之中多了一条深沟，自己怎么也跨不过去了……

但是，当时还有几个外乡人说：这就是“地震”。

由于我的父母都没见识过这种事，因此也无法告诉我，这种现象到底是“出蛟”呢，还是“地震”？！他们在事发前，也都没有听到异声或感受到地动。

最奇的是，据说不久后，这条沟竟又合上了！

　　　　　　　　　　　　　　　　　　　　　　　　　讲述人：廖德海

　　　　　　　　　　　　　　　　　　　　　　　　　整理者：寅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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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

关于方山“出蛟”一帖，我曾经在《句容山水网》之“城事话题”中转发过，该文的整理者是一位退休于上海的八十多岁的老教师，他出生于离磨盘山不远的金坛某村，也是我的良师益友。

该文在山水网发出后，不少读者都感到惊奇，但也有少数年轻人自恃“懂得”科学，斥之为“荒谬”。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蛟”，因而也不存在“出蛟”一说。

“出蛟”究竟是一种迷信说法，还是一种自然现象？因为我自小出生在城市，到老也没有机会前往实地考察一番。再说，这种事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哪怕带床被子，一到下倾盆大雨前就睡进深山沟里，还是绝对看不到有什么“蛟”出来！

那么，这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出蛟”这回事呢？

肯定有。

远的不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句容县志》，就没回避这种现象。如——

“康熙三十五年（1684.年）七月二十一日大雨，蛟水骤发丈余，淹没民居，人巢树梢，死者无算，南门关帝庙冲倒，大钟浮出庙外。”

句容位于秦淮河上游，每逢雨季，就得承接宝华山、茅山等山区下泄的洪水，因而时有涝灾。但1684年的这场大雨也太离谱了，居然逼得老百姓们只能纷纷逃出倒塌的房屋，爬到树梢上等待水退。此雨一夜之间就使得平地骤涨大水一丈多，怎能不使“死者无算”？不但关帝庙被冲倒，就连几千斤重的大铜钟也因此“浮出庙外”！

这可是古人和今人都无法解释的一种奇特现象，只好称之为“蛟水”。

至于这世界上究竟有没有“蛟”，恕我学识有限，不敢妄下结论。不过可提供两个我知道的线索——

一、苏北有个文人在民国之初曾来游茅山，他听道士说，乾元观的龙池里某夜忽降一庞大怪物，有见识者称之为“蛟”。游人听说后，无不新奇，纷纷前去观瞻。惜当日天阴有雨，他又急于返乡，故没能亲自前去目睹一番，只能记于笔记之中。

二、南京作家王炳毅先生曾撰文说，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宝华山搞社教时，某日之晨，亲眼见山下一塘中有一已死的怪兽，状似大牛，据说是夜里被雷劈死的。当地老人称，它就是“蛟”。

这两个故事，我都曾发在山水网中，但现均成了不知所踪的“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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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均寿命确有很大增长

旧时有“人过七十古来稀”之说，今人对此很难理解，因为现在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实在太多了，无论在大街还是小巷，你总能见到他们或在买菜，或在散步，或在闲聊，或在送孙子上学……

这是因为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人均寿命有了很大增长。

以句容为例，1933年时全县共27.7万人，70岁以上者只有1176人（其中男性381人），80岁以上者仅398人（其中男性124人）。

1964年时全县38.9万人，80一84岁者844人（男性只有56人），85一89岁72人（男性只有6人），90一94岁6人（无男性），95一99岁1人。

1982年全县55万人，80一84岁1937人（其中男性558人），85一89岁517人（男性只有115人），90一94岁82人（男性只有13人），95一99岁者只有2人。

1985年全县56.4万人，无百岁老人，仅9人95岁以上。

也就是说，至少从1933年至1985年这53年的时间里，句容居然没有过一位百岁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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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茅山的“家底”究竟有多少？

唐宋元三朝，无数修道者为了追随三茅、杨羲、许谧、陶弘景等仙真的足迹，如同过江之鲫纷至茅山，于是山中一座又一座的草庵茅庐、宫观院馆应运而起。据清人笪重光在其重修的《茅山志》称，到了明代，茅山已经成为江东的道教圣地，“天下乞灵于名山者，东岱岳，南武当， 东茅峰。奔走士女，地无远近，而岁无宁息。”

另据当代的《句容茅山志》称：“茅山……至梁代已有知名道馆50余处、精舍10余处。到元朝，计有257处庵靖道院，房屋5000余间，著名的有三宫五观。”

许多人都以茅山旧有“三宫五观七十二茅庵”而自豪，并以此四下盛赞茅山当年的兴盛，不过窃以为，这句俗语的本意其实是对中国近代史上茅山幸存道教建筑的哀叹，其中蕴含的乃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无穷感慨。因为至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后，茅山的全部家底仅剩下残缺不全的“三宫五观”，所谓的“七十二茅庵”，也大都成了草深兔藏的废墟。

在宋版的《景定建康志》和元版的《茅山志》中，茅山至少曾经有过不同朝代皇帝出资、特准建造或亲自赐名的七座道宫（其中上泊宫、祠宇宫、燕洞宫和华阳宫等四宫先后被废）、十六座道观（其中元阳观、崇寿观、栖真观、崇元观、清真观、藏真观、天圣观、五云观、抱元观、升元观和永仙观等十一观先后被废）、约一百三十座道庵、七座道院（其中东天宁道院在丹阳、西天宁道院在句容），此外还有二十座不同朝代名人在茅山隐居的“山房”和一座道家修炼的“精舍”。

茅山在太平天国战争后幸存的五观，分别为乾元观、玉晨观、德佑观、仁佑观和白云观。

乾元观是从秦代高道李明真人所建的“炼丹院”演化而来；玉晨观的前身是唐太宗为高道王轨所建的“华阳观”；而德佑观和仁佑观（及后被赐名为九霄万福宫的圣佑观）是在元代的延佑三年（1316年）奉旨敕建的，分别祭祀的是二茅君或三茅君。刘大彬在其编撰的《茅山志》中说，当年曾有过“加号三茅，改观三峰”之举。所谓“改观三峰”，应是指朝廷让茅山对三座山头上原有的道教建筑进行了扩建升级。

从以上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茅山自元代后在宫观的数量上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时间的长河中陆续淘汰了二百多处“庵靖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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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华山众僧抗匪御敌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7月，侵华英军从上海溯长江而上，当月2１日占领镇江，清军的副都统海龄自尽。

八月初，英军的侵略舰抵达南京江面，这也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基本结束。因为清廷的皇帝与大臣都知道打不过英军了，不得不在宫中秘密商议与之签约的具体内容：如何在国人面前“体面”地投降。

这一来，南京地区的政权就出现了真空，当地的一些汉奸认为发国难财的时机已到，遂勾结了二千多名土匪，肆掠各乡，为虎作伥。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在龙潭一带烧杀掠抢，无恶不作。

宝华山隆昌寺的住持于心不忍，当即统率二百余名大小僧人，拒敌于山下，“立毙四五百人，余匪逃窜”。这一壮举使得附近四十八村的村民不再胆怯，“追杀之殆尽”。

不久，英军又侵扰南京的迈皋桥，当地民众和嘉善寺的僧人也仿效宝华山的僧众，手持刀、剑、棒等，奋起抗敌，英军惊恐万状，纷纷败退。

此史料可见于爱国学者包世臣的《道光壬寅十月十八日疏》。

宝华山是佛门的放戒场所，平时寺内似乎并没有“二百余名大小僧人”，那住持能在短时间内统率这么多的僧人下山杀匪，只有两种可能：

一、其时正值放秋戒之际，外来的一些受戒的僧人已陆续进山。

二、是宝华山的和尚与当地农民联手共同杀敌的。但当地官府不敢如实上报，生怕朝廷忌怕这支民间武装的队伍，因此只敢说他们全是“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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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的“四季鹅”与“茅山老鹅”是从哪里来的

当今的句容人常以地产的“四季鹅”与“茅山老鹅”为自豪，以为它自古就是句容的土特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句容自从有人类定居起，也许一直就在养鹅，但是如果较起真来，它们并不属于“四季鹅”与“茅山老鹅”的老祖宗，就像现代的句容人，并非就是江南“断发纹身”的“荆蛮族人”的后代一样。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国民政府的农业部作过一项调查，说句容全县共有鹅“2406只”，“平均每户2.5只”。这一数字也从侧面说明，句容当时只有农业人口60150户。

句容旧时所养的鹅与当今所养的鹅有什么不同？恕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讲不出具体的道道，只能估猜，现在“四季鹅”所具有的特长，可能就是句容真正“土老鹅”本身的缺陷。

这里且放下句容真正的“土老鹅”不说，只说到了1966年，县食品公司从浙江的宁波地区引进浙东的太湖白鹅350只，以提供给天王、后白、二圣、郭庄、葛村等地的农村饲养。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肯定是为了促进和发展句容的养殖副业。

这350只的太湖浙东白鹅，应该说就是“四季鹅”与“茅山老鹅”的“始祖”，它们经过20多年的精心饲养，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后代就开始遍及到全县，居然成了当地的一大特产。

与句容根生土长的土老鹅相比，太湖的浙东白鹅具有自产蛋、自孵化、能四季繁殖的特点，从此人们都管它叫“四季鹅”。

“四季鹅“还有几个句容土老鹅难以超越的特点，即它们以食草为主，生长快，效益高。一只刚出壳的苗鹅，经过60－80天的饲养，体重就可达7－10斤，平均每只只需要10斤的精饮料。另外，这些“四季鹅”在耐寒热、抗病、适应性、性早熟、繁殖率方面，都远超过句容的“土老鹅”，于是，“句容土老鹅”也就逐渐被淘汰了。

现在的“四季鹅”，一年可孵化3－４窝，繁殖苗鹅25－35只，它们的肉质肥嫩，味道鲜美，可制成烤鹅、盐水鹅、红烧鹅等佳肴。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句容的“四季鹅”也开始被安徽、苏北等地的农村陆续引进。另外，由于现在食客们对“四季鹅”的需求量很大，据说句容的某些商家也悄悄地将在外地饲养的“四季鹅”买回句容，再加工成“茅山老鹅”出售。就像你某天去溧阳天目湖吃的“砂锅鱼头”，那鱼或许就是在句容的二圣水库养大的。

现在，句容的“四季鹅”这三个字似乎已不再被人提及，取而代之的是“茅山老鹅”。

其实“茅山老鹅”就是“四季鹅”，换个名字，只是为了沾沾茅山的光，让它的名头更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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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史料载，句容在1985年时，鹅的饲养数量已达150万只，其中98%以上是四季鹅。
也就是说，句容的老土鹅早在４０多年前就基本绝迹了。
回过头来想想，句容的老土鹅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它们的块头要比四季鹅大三分之一，从外表看更近似天鹅，它们的毛色不都是全白的，有的身上还长有灰斑，从远处看更似大雁。它们要比四季鹅凶猛得多，一见到生人就会主动进攻。
由于句容的老土鹅食量大，生长期长，繁殖能力弱，农民们普遍觉得养它们不上算，于是就只杀不养，渐而渐的，它们就永远地消失了。
前些日子，我去兴化的千垛镇看油菜花，在那湖里看到了一些当地人圈养的、供游客参观的老土鹅，其中也被放了几只黑天鹅。
老土鹅生的蛋很大，当地人居然将它当成“天鹅蛋”高价出售。


下一帖，我将和您谈谈句容大卓旧时很有名的黑毛猪，它们的祖先是一直生活在大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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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卓黑毛猪的“祖宗”在淮北

汉族人全喜欢吃猪肉。想吃猪肉就得养猪。

家猪是从野猪进化来的。而野猪基本上没有白色的，因此旧时句容的农民家家都养黑猪。

句容的黑猪主要有两个品种，一种被农民们散养在赤山湖周围，另一种则被农民们圈养在猪圈里，但它们都属于山猪的后裔。

过去赤山湖地区的人口远比现在的少，这就给当地农村散养山猪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山猪们成天到晚在湖滩上自由觅食，为主人省下了大量的精饲料，因而它们也逐渐形成了嘴尖、皮厚、毛粗、肚子小、性子野、凶猛、偏晚熟等特点，全身以瘦肉为主，出肉率也不太高。

这种山猪对其他田地相对集中的农村地区来说，就不太适宜饲养了，因为那里并不具备散养的条件。如果硬把它们关进猪圈，它们就会烦躁不安，整天想着如何逃到外面去，以自由自在地掘土觅食。就算主人家的猪圈给建得固若金汤，它们被关在里面，也还是不得安份，整天挑食吃却不肯长肉，你明明养的是一只“猪八戒”，可临到过年时，它还是只“孙猴子”！

农民们对如何选择苗猪是很有讲究的，凡是有猪圈的人家，最喜欢买进家的，是好吃懒动的猪种。

过去农村有许多集市，集市上往往也都有苗猪卖，但为了让自己的选项择余地大一些，句容南乡的人们往往爱去薛埠捉“金坛苗猪”，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农民则喜欢上大卓去买小猪。

大卓原本并没有集镇，它名字的由来源于当地有过一座大卓庙，那里直到1934年才被设大卓乡。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常去大卓，印象最深的，是乡政府南边有一条Ｓ型短街，北可通亭子与下蜀，但它竟被建在一块洼地的中间，路两边又各建有一排房屋，一旦没有风时，街上就充满了柴油机车排出的废气味，很难散去。还记得公路的西边有家小饭店，饭店门口有口井，不知为何，那口井水一年到头竟略带浑浊色。

我去过的大卓，彼时已经没有苗猪卖了，不过据说以前大卓集市上苗猪很多，而且全是黑山猪。因为它们习惯于被圈养，性格温和，不好争斗，不挑嘴，嗜睡，生长周期短，从而深受农民们的喜爱。

如果真正来一次寻远追宗，那些大卓的苗猪是从哪来的？它们是句容真正的“土著”吗？

答案可能让您失望，它们也并非句容真正的“土老猪”，它们的老家其实在淮北。

淮北的山猪是从什么时候被引入大卓地区的？这在史书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也许是在“太平天国”的战乱之后，也许是在那之前。

总之，淮北的农民曾经有过一次南迁至句容的过程，他们在搬家时，也将当地的几只小苗猪带了来。山猪的生长速度很快，只消三、四个月就能性成熟了，它们的繁殖率也很高，一窝能生十来头。久而久之，这些苗猪在大卓地区就生了根，并逐渐淘汰了句容当地的土猪。

由于大卓地区的苗猪很受外地农民的欢迎，于是当地的养殖户就专门饲养起母猪来，他们养母猪不是为了吃肉，而是为了下崽卖钱。

苗猪断奶不久就得挨劁了。所谓劁，就是人为地除去它们性能力，公猪被阉掉两只卵蛋，母猪则被摘除子肠，这样它们就全成了“猪太监”。

因为苗猪有个通病：性早熟。如果不给它们去势，它们就全成了小“流氓”，不肯好好吃，不肯好好睡，整天斗闹不止，最重要的是不肯长膘。

被劁过的小猪，再圈养十数天，就好上市了。